2005年中国外经贸发展热点问题

（根据报告会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贸部副部长--隆国强博士

一、 对外经贸发展的热点和形势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外贸形势一直良好，2004年我国成为在国际上排名第三的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以前称“和平崛起”，现在为了避免刺激国际社会，我们改叫作“和平发展”。中国经济确确实实在快速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这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前半期，世界经济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我们非常有幸的成为这重大事件的建设者、经历者。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对国际社会来说，一方面会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也会给别人带来一定的机遇，比如前两年日本的经济复苏，主要是靠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还有很多周边的小国家，更是深深的感受到，中国市场扩大以后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都知道，明年是“十一五”开始，现在正好处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期，从国家的层面看是这样，北京市也是这样，都在思考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我们作为国务院的政策咨询部门，也在独立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今天虽然是讲中国当前外经贸的热点问题，但是我想稍微展望长远一点。就一些我认为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就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要深入地研究外部形势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我们说未来的15年，是建设全面小康的战略机遇期，当然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总的判断是利大于弊，这个判断是有基础的。也就是说，国内主流的判断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还会处于一个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大概“十一五”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与“十五”时期相近，为3.6%。这个速度在过去的30年间都是比较快的，就像我们说去年的增长率，也就是全球不到4%，可是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在过去30年中是最快的。稍微长远一点看，总的形势和外部环境还是很好的。
 
    另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新技术革命还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虽然IT技术经历了泡沫的破灭，但是现在又开始复苏。有的专家说，当今的IT技术并没有非常的成熟，仅仅相当于19世纪初的化学技术。大家知道后来化学工业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虽然90年代末期我们经历了信息技术泡沫的破灭，但是这项技术本身的发展前景是很广阔的，在其他领域的运用空间很大。信息技术，不仅仅是简单的网站，实际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渗透很大，在相当程度上会改变我们未来的一些生活方式。
　　
    前两天碰到TCL的老总李东生，跟他说起在阿联酋的时候，去参观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博物馆里很多东西是用激光技术做的，比如古墓，一会儿是墓的遗址，一会儿是原型，观众根本无法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也有可能都是假的，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这种技术早几年可能不常见，现在已经在博物馆里获得了广泛的运用。李总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高，只要技术突破，成本就降下来，这些东西就可能走入家庭。我们的信息技术其实还面临很多发展空间，以通讯技术为例，关于3G的讨论就非常热烈。还有生物技术，也面临重大前景。所以我们总的判断就是在未来15年间，新技术革命还是会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会带来快速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剧烈的产业在国际之间的调整。一方面大家想抓到新技术、新产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又迫使一些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进行调整。对我们来说，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有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像有的小国，发展水平比较低，只能被动的接受别人的产业转移。一方面，我们中国具备低成本生产的要素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因为工业技术比较好，我们可能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此外，从体制上来说，贸易自由化应该说还处于一个加速的过程中。多哈回合谈判正在进行，虽然比预期晚了两年，但在“十一五”期间会有突破。
　　
    再次，对中国来说区域一体化是新兴事物。区域一体化从90年代开始大量增加，目前全世界已经达到几百个。5年前，除东盟外，日本、韩国、中国，包括台湾、香港，东亚地区主要的经济体，都没有参加任何的区域安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年朱总理倡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日本人受到刺激，就赶快跟新加坡谈，结果比我们还快。大家都不愿意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落后。
　　
    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迅速。最早的是香港与内地，澳门与内地所谓更紧密经济关系安排，去年开始已经执行了。那时正好是香港、澳门的经济结构调整处于低谷的时期，执行一年来确实对香港、澳门的经济刺激很大。去年12月我去香港调研，香港的市民热情很高。包括京港合作机制在内，国家承认的共有沪港、京港、珠江三角洲等五个地方性质的合作。现在和东盟的谈判还在继续，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韩国的合作即将进行谈判或联合研究。后天我即将随团去印度为温总理四月份的访问进行准备，打算签订中印五年经贸合作规划，包括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双方的中央政府对此事都很积极。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就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与海湾六国也在讨论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原来我们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区域一体化是破坏还是率先推进了全球贸易体制呢？现在看来，至少中国官方的观点是先走一步，在局部地区贸易体制更加自由、更加开放。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确实为中国的贸易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跨国产业转移将会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跨国产业转移中占了很大便宜，得了很多好处。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完善了自己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在吸纳全球产业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
　　
二、 对外经贸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第一，现在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前年年底，国际商报请我写文章。当时我大胆的做了一个判断，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高发期。现在来看，应该说大家越来越认同这种判断，我们遇到的贸易摩擦是越来越多，而且这段时期会随着和平发展的进程，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是全球最多的。我们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根据商务部科技司的调查，受影响的金额也比反倾销大得多。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比如前一段时间西班牙烧了中国的鞋子，3月12日俄罗斯又扣押了价值8000万的温州皮鞋，还有更可怕的，比如美国欧盟扬言要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等。为什么一会这儿出事一会儿那出问题？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各国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各国也都在摩擦调整中适应。因此，毫不奇怪，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成长起来，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摩擦。我们现在强调“和平发展”，目的就是避免在经济上打贸易战，通过国际市场，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一战、二战的爆发本质上就是因为德国、日本这些新兴的国家崛起以后，不能通过和平的市场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一直向国际社会强调是和平崛起。
　　
    明天、后天我们就要召开发展论坛，今年发展论坛的主题是讨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与会者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部级官员，还有一部分是五百强的CEO们。他们非常关注中国成长以后，发展以后，对他们有哪些挑战和机遇。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能感觉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点：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这样做，也是要让国际社会认同这种理念。大家都会算账，13亿人重复原来美国、欧洲的发展模式，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资源肯定不够用，所以必须走出新路子。但是怎么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还需要探讨。过去20几年，我们进展很快，GDP的能源消耗降低了72%，而同期全世界大概降低了20%左右。看起来成绩很大，可是这是在长期粗放型经济基础上取得的成就。如果看绝对水平，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率、电的利用率，比国际发达国家要低的多。这一方面是好事情，因为这说明我们进一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的空间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还是靠投入来支撑。能否确实落实新的发展观，不仅仅关系到我们中国人，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第二，一些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贸易壁垒就是关税、配额等，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这些贸易壁垒的影响越来越小，随之增加的，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等。我们很多产品，无论价格还是成本，都很有竞争力，但是却“走不出去”，比如农产品、畜产品等。我们出口到荷兰的肉多次被就地销毁，出口到日本、韩国的蔬菜，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卡在码头上进不去等。此外还有知识产权的贸易壁垒，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的感受不多。这几年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遇到的知识产权壁垒是越来越多。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利，可以彼此进行交换。大型跨国公司通常把知识产权作为两个手段：一个是谋利的手段。研发确实需要很多钱，最近我调查了几个大企业，在海外收购、兼并以后，购买了人家的研发机构，一个研发机构大概花8千到1亿欧元，可能好几年以后才能有回报。要通过研发机构获得回报，一个方法是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的超额利润。现在用知识产权的方法就更直接，你可以通过交纳使用费获得使用权。有的跨国公司就是靠收取专利使用费赚钱的，所以直接把知识产权变成了谋利的手段。
　　
    另一个是将知识产权作为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如果认为同行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在知识产权方面，添加更多的限制。通过大量调查，我们认为，知识产权会是未来我们企业“走出去”或者扩大出口的新制约。
　　
    第三，短期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看美国的增长率、通胀率、失业率都很好。但是深入探究，就是国际的经济学家都担心的所谓“双赤字”，就是经常项目的巨额的赤字和财政赤字。我们知道美国是发钞国，发钞国可以获得铸币税，拿纸换财富。美国是全世界的发钞国，他印了钞票以后，就能用纸交换其他国家的财富，美国之所以可以支撑巨额贸易逆差，靠的就是不断印出的钞票。无论与哪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本质上来说，都是美国用纸来交换其他国家的东西。美国双赤字的本质就是美国的储蓄率太低。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不到2%，而中国的储蓄率为40%，我们创造的财富存到银行，通过银行变成投资，然后经济增长才会有新的动力。美国百姓只有2%的储蓄率，但是投资率却远远高于它。钱从哪里来呢？不是自己的钱，就是别人的钱，世界的钱。以中国为例，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用传统的观点看，就是我们赚了外汇。但是我们外汇最后又回到了美国的资本市场。我们买了美国的国债，等于我们又把钱借给美国花了。美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能否持续，就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的外部资金流入。如果大家对美国的经济没有信心，或者对美元本身没有信心，流入美国的资金就会减少。流入美国的资金一减少，美元就会贬值，美国的资本市场就开始往下走。所以现在全世界都觉得美国的经济很脆弱，他是老大，他一不好大家都遭殃，所以大家都担心。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我们6千亿的外汇储备，相当比例的资产，都是美元资产。如果我们抛美元资产去买欧元，美元就会贬得更惨。后果可能是抛了20%变成欧元，80%的资产却更贬值了，所以不能抛美元，抛美元我们自己就是受害者。

    如果是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按人民币计算就减少了，这样以来，政府自己就吃亏了。对中国人来说，原来我们当穷人的时候没有这个忧虑，现在当富人了，就有这些忧虑了。如何让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多的宏观政策都受制于它。国外对人民币汇率炒的很热，可是对中国来说有很多要考虑的问题。人民币汇率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参数，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因素。二战以后，建立了金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的背后有黄金支持。美国是发钞国，必须有贸易逆差，美元才能流转出去，但是贸易逆差大了，没足够的黄金支持，美元就支撑不下去。所以1970年、1971年美元要贬值，后来金本位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变成以浮动汇率为主的金融体系。这个过程给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波动，从贸易角度来说，这是不利的，稳定的货币体制更好。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可以及时消除经济体制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差异，固定汇率则可能带来经济危机。欧元流通初期，美国想尽办法打压，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美国人说是为了欧洲的民主，但是大量的欧洲人，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说这一个阴谋，美国的主要动机不在于解放科索沃的人民，而是在欧洲的后院烧一场战火，让大家对欧元没有太强的信心，确实美国达到了他的目的。欧元流通以后一路贬值，原来是一比一，后来贬到零点七几。现在美国经济不好了，欧元又开始升值，升到了一点三几。现在又把目光瞄准了人民币，看人民币会不会变成国际货币？
　　
    开始，他们紧盯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压力，最近有所减缓，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6千亿的储备增长，可能有一部分就是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热钱流入。前一段时间，香港股市上涨很快，原因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当然资金进入的动机很复杂，比如CEPA带来的正效应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的。但进入香港几个月后，发现人民币汇率没有升值，所以我们担心这些游资要撤。一撤就意味着香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利率调到跟美元接近，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通常情况下，美国调息香港也调息。最近看人民币还没有升值，所以担心这些热钱游资要撤了，一撤就意味着香港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利息调到跟美元接近，这会对香港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金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考虑不到的。
　　
    国际金融领域的这些不确定性，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面临的大环境，外经贸面临的大环境。
　　
    第四，当前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1、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一个老问题又出来了，怎么看待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不是风险很大？去年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75%， 2002年德国是56%，美国是18%，日本是19%。我们跟三个大国一比，发现我们的比例高很多，比德国高了20个百分点，比起日本、美国高得更多。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认为日本是贸易立国的，贸易依存度应该很高。在这个基础上，去年以来国内有很激烈的争论，认为贸易发展太快了。对这件事我觉得要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判断，外贸依存度到底是不是太高了，如果太高，那么下一步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可能就得考虑控制外贸依存度，我们应该怎么看？外贸依存度怎么看才合适？外贸依存度的分子是出口总额，分母是GDP，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GDP是当年新创造的价值，是一个增量概念，贸易中包含了很多转移而来的价值，特别对中国来说，加工贸易超过50%，意味着大进大出。因此应该用我们真正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用加工贸易净出口额和GDP相比，相对来说才更有意义。
　　
    还有一个贸易是什么？是商品。可是GDP中包括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和我们的商品贸易是对应的。第三产业是服务贸易，有一部分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但贸易倾向较低。为了消灭结构上的差异，世界银行怎么做？他把分母变了，分母改成了商品GDP，实际上就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GDP，把第三产业扣掉了，这样差距就大了。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虽然要大发展，但第三产业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可是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已经完全是后工业时代，服务型的，制造业往外转移，所以国内几乎80%是服务。这样再一调整，这个数据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世界银行用进出口总额和商品GDP的比例来计算的数据，中国2003年的外贸依存度变成了80%多，德国就变成了161%，美国是67%，日本是64%。我们看到这个数目，和德国一比，发现我们就远远低于它了，但是我们比美国、日本高一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讨论，如何消除汇率的影响。名义汇率本身确实有它的局限性。有人建议要用购买力评价来对汇率进行修正，购买力评价的计算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在估算的时候所选的商品的组合是不一样的，商品的篮子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汽车占多少比例、住房占多少、衣服占多少、食品占多少，因为综合各国去比，比出来的结果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按购买力评价，一美元值2.6元人民币，有人说值4元人民币，这不能叫误差，也不知道哪个更对，只是说估算出来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差别。这么算下来，经过购买力评价修正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范围就是18%—56%。基本上，按照这些数据，即使按照最高的数据56%来说，肯定也是比美国、德国、日本都要低了。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会人为的使这个夸大这个数据，我们在制定未来贸易发展战略的时候，是不是说现在贸易依存度高就有很高的风险？我们是不是要把控制这个风险作为我制定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如果说现在外贸依存度已经过高了，风险很大了，我们可能相应控制出口、控制进口，我们要采取所谓的扩大内需了，这个我后面还会也讲，所谓的扩大内需，并不是要把出口降低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通过不同的国家比较以后，我们远远没有达到风险失控的程度。进一步去提高进出口比重不会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风险。这个风险观念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封闭经济中生活形成的，认为越开放风险越大，但有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像中国这个大国，出口越多是不是风险大呢？未必，比如中国的好多商品占全球市场的比重非常大，谁针对你中国搞制裁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所谓两败俱伤。你占的市场份额越高，别人人为的对你进行贸易的摩擦，特别是大规模的制裁时，他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只有美国制裁别人，还没看到哪个国家对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他占市场的份额高了，他反而可能更安全了。现在到底是更开放些安全还是更封闭些安全？我们说，如果是完全封闭，那肯定是不安全的。但是有没有恰到好处的开放度呢？现在至少在学术界我还没有看到，好像还没有人告诉我们开放度到底在哪个点上是最好的，我觉得这要适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要有一个范围。但是我个人感觉，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达到在开放程度方面要高度警戒的程度，当然，我不是说没有风险。
　　
    2、关于吸引外资。国内从去年开始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过度利用外资的舆论。去年年初，社科院召开了一个中国利用外资战略回顾、展望研讨会，当时好多研究外资的人都去了，我没赶上上午的会，下午才去的。我感觉到，这个会上大家确实有不同的观点。虽然主流的观点是肯定了利用外资战略带来的收益，但也有学者强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感觉，会上的主流意思仍然是坚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可是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份会议综述材料全篇都在讲利用外资带来的冲击、风险等等，然后这份材料的观点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甚至把外商直接投资当准外债，建议把外商直接投资当作准外债来管理。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二者完全是不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确实有外资撤出的风险。拉美危机的时候，也确实有外资撤出的风险。但是外资和外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有大量利用外资进行资本市场投资，外资撤走的时候股市就会暴跌。中国有大量的外来投资，如果大家一窝蜂都撤资跑了，资产会跌到什么样的价格？如果外资都撤掉的话，我建议大家攒点钱买外资的企业，这是很好的。我记得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给国务院建议，这是买企业很好的时候，应该拿出一笔钱乘虚而入，掌握这些资产。后来，东南亚经济果然恢复非常快，当时可能有一些私人投资者对未来很有信心，竟真的下手买了一些很好的资产，赚了大钱，买卖企业最容易赚钱，比买卖商品赚钱容易得多，这对你的判断能力是一个考验。
　　
    中国的外资主要都是新建投资，学术上叫绿地投资，跑不掉，不会股市投资者一样，说跑就跑。我们应该看到，外资不是一个慈善工作者，它是到我们这儿来生产、来挣钱的，你说有没有坏处？当然会有坏处，例如可能会和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可能在环保方面不遵守我们的法律等等，什么都有。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也没有一个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事情，对于国家、对于决策者来说实际上应该权衡一件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外资带来的好处－经济增长、税收、技术进步、管理进步，是远远大于带来的冲击和风险的。所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最高决策者坚定的利用外资战略。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决策者公开的表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最高决策者对于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是很坚定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基层、一些媒体，对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混淆视听了。这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到我们在制定“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时候对外资应该采取的态度。外资政策到底要不要收紧？有的部门、有的学者强调，需要对外资施加更多限制。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基本方向是要继续利用外资，但是要看到可能带来的风险。比如个别行业可能已经形成了全球技术垄断，比如说胶卷，全世界就那么两家。大型商用飞机，全世界也只有波音、空客两家。还有计算机操作系统，是一个全球性的垄断，我们中国现在有没有能力改变？改不了，不管他们来不来投资都改不了。即使不来投资，他们通过进口也会垄断你的市场，而我们自己还制造不出来。但是还有个别行业，有可能出现垄断行业，我们需要建立起有效机制例如反垄断法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外企可能来整合我的国内企业，如果我就不让他进来，我们的外资政策往后退缩，这样我们又会犯战略性的失误。
　　
    3、关于开放经济的风险和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出于对开放风险越来越大的担心，有人就强调，搞那么多对外贸易干什么，我们完全可以靠扩大内需发展经济。我要说的是，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不自觉地就把它们对立起来了。我想我们先看过去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我们每年都有顺差，这是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利用外需的。但是外需，也就是顺差，相当于GDP的比重很小，对GDP增长的贡献确实是有限的，有的年份贸易顺差是减少的，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过去十年，即使在有顺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内需，这是从数量上来看的。我们说我们未来的发展立足于内需，这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对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来说。我们说未来的内需是非常旺盛的，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现在大家在讨论工业化问题的时候争论非常激烈，不管怎么说，我们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最乐观的判断是，我们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第二，城市化水平低。我们的城市化比例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去年是43%，未来预期会不断提高，例如到2020年可能达到60%，这对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住房，会带来多么强大的需求！
　　
    第三，老百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吃穿升级到住行，原来主要着眼于饮食结构的改善，后来则强调衣，穿的要更好一点儿，女孩子用的化妆品要买更好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买汽车、买住房。那年在中南海开会，王岐山讲，“吃穿住行”，前一阶段－温饱阶段解决的是吃穿问题，现在这个阶段－小康阶段解决的则是住行问题。这是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之前讲的，讲得很形象。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城市化，还有消费结构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会创造巨大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对未来中国整个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信心的一个最基础的因素。依靠内需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未来如何立足内需呢？这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必然是一个依赖于结构升级、依赖于效益提高的内需扩张。
　　
    我刚才讲，我们现在面临的资源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按我们去年年底做的预测，到2020年石油进口会达到58%，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其他资源，比如说铁矿石、铜、锰、锌，中国矿产的外贸依存度大概是30—80%多，不同的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也不一样。中国是一个资源非常不均衡的国家。我们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劳动力，其他的资源都相对匮乏，矿产资源也好、能源也好，土地也好，我们都很匮乏。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一种新的增长方式应该怎么办？因为靠传统的增长方式没有办法支撑，也没有足够的国内资源来支撑。所以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怎么来促进这个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跟国际社会的交换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硬的约束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不从国际上进口资源、能源，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句空话，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提高技术水平。你会说技术进步我们也可以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说引进技术为辅，自主研发为主。但是让我们做一个评估看一看，我们的技术来源主要是靠什么？主要是靠引进！不管我们政策制定如何好，口号只是一个引导。从韩国、日本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看，引进技术的成本只有自我研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企业做决策的时候非常理智，引进任何一个新技术的时候，就会考虑，是买技术还是我自己研发技术，企业会去比较二者的成本，还有他们的收益。当然我们需要在政策上更多地扶持自己的研发，但是在现阶段，引进技术总体是是一条加速技术进步的捷径。
　　
    因此，我们未来要在结构升级、效益提高基础上扩大内需，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口，大家说不要出口那么多，转向内需吧。问题在于，我们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卖给谁？原来我们在全世界生产运动员鞋，生产箱包，不卖给全世界，只卖给中国，谁来买啊？这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我们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只有卖给全世界，才能让我们富余的劳动力找到出路。如果不扩大出口，是卖不掉的。所以说，扩大开放是一个结构性的交换。那么立足于内需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必追求贸易顺差，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是开放性的，通过开放来发展经济。不要把立足内需和扩大出口、吸引外资、还有整个对外开放对立起来。实际上他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这些模糊的认识有时候就会影响决策，这在我们的一些国家计划，例如五年计划中，可能会有所体现。
　　
三、 如何切实提高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既充满了机遇，又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想提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很好的答案，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
　　
    1、关于如何为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刚才说过，中国以一个崭新的经济大国崛起以后，要打破原有的格局，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调整，国际社会要调整，我们自己也要调整。中国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例如去年中央一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外国人关心的程度绝不亚于中国人。只要咱们一提宏观调控，周边好多股市都在跌，他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宏观调控。我认识好多美国人，他们都让他的孩子学汉语，认为未来中国肯定有最多的机会。但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刚刚起步，外部经贸环境确是日益严峻。
   
    下面主要谈谈我们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关系。去年我们对美国有1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当然我们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我们对你的出口大部分是通过加工贸易转移价值，我们的上游零部件是从韩国、日本、从台湾地区转过来加工又出口的，这些产品并不完全是我们生产的。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现在对出口产品的原产地限制还不算多，远没有达到30%、40%，好多加工贸易产品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产品，而是别国的产品。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跟他们讲，但是大家知道，即便把这些都扣除了，中美的双边贸易也不可能达到平衡，这依然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中美经贸关系维持在一个不破裂、不出现大矛盾的状态下，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你们认为什么是热点问题？这些可能就是你们要关心的一些问题，决策者当然更要关注，决策者必须要为企业做些什么，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要把中美双边关系稳定住。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应该说，中国的发展确实会给其它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很多国家通过对中国的出口，通过吸收中国对他的投资，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中国很多出口产品跟发展中国家是互相竞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是既爱又怕。爱你，是因为看到你有投资，看到你有外援，看到你有一些适用的技术给他。怕你，则是因为你的出口不仅进入他的市场，还要进入第三国的市场。纺织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率先搞纺织业，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怕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在美国，纺织业已经属于夕阳产业，但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纺织业还是他的支柱产业，他根本经不起中国出口的冲击。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很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所以怎么和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确实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大问题。
　　
    在这几年的外交当中，我们很少提到发展中国家，只是讲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怎么才能真正让他们能够分享我们的发展，怎么能够让他觉得中国确实是在照顾他的利益。在多边谈判中怎么才能既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又能为发展中国家说话。我们专门研究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与他们相比，我们制造业竞争力强大，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确没有这样的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太一样。在全球多边谈判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能既不得罪发展中国家，又不得罪发达国家，还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对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还有，比如说，我们强大了以后会引起别人的关注，这对我们的对外宣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对外要保持什么样的基调，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斗志昂扬的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在很多文件中宣传我们的进出口超过万亿，有关部门也大肆宣传这件事，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令人振奋，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2、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我们现在讲我们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虽是贸易大国却还不是贸易强国，我们的出口价格很低，我们的竞争力还不够强，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在全球生产链中是处于什么环节，在全球的价值链上，你是什么地位。同样是工程师，如果你在从事高端的生产，你的生产力就高。有时候我们确实感到不合理，同样一个电脑工程师，他在美国工作一年可以挣8万、10万美金，到了中国只能挣8万到10万人民币，相差10来倍。这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很难解释的，但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否比别人高，根本上取决这个国家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劳动效率取决于产业结构，取决于国际分工地位。如果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富，我们过得越来越像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到全球旅行，我们很容易就有汽车、房子，我们可以休闲，可以去发展，而不是挣了钱吃饭、穿衣，那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在全球分工的地位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所谓的贸易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低附加值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地位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光靠贸易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贸易政策确实有利于促进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更需要整个体制的变化，需要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很多很多政策的综合作用。
　　
    3、如何更好的抓住国际产业转移这个机遇。怎么扩大吸收外国投资的规模？怎么吸收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项目到中国来、到北京来，甚至到海淀区来？怎么能够吸引更多的研发机构来？怎么能够抓住服务外包的机遇？作为国家可能还要考虑，怎么把外资引入不受关注的中西部地区，或者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怎么发展新的引资方式，等等。每个领域都有好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4、如何有效引导对外投资，发展我们的跨国公司。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人们最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些年花费很大的努力，机床企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出来的传统机床质量很好，大量出口，但机床很便宜，跟钢铁的价格差不多。别人买了中国的机床加了数控设备，以好几倍的价格卖给我们。这不是没有技术的问题，软件我们可以买，为什么中国的机床企业不能买外国的软件，把这些软件用于数控机床呢？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是，在全球化这个时代里，谁是配制资源的主体？跨国公司通过他的所有权优势，而不是单凭他的技术、品牌、研发、全球网络，还有凭借他的经营策略。他实际上是全球配制资源的主体，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只是被别人配制的一个对象。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外包的，只有管理本身不能外包。大家都知道脚上穿的耐克鞋，耐克在国外是没有工厂的，唯一的一个工厂就在中国的苏州，说要在中国卖就必须建一个厂，这样就在中国搞了一个合资企业。耐克掌握的首先就是耐克品牌，然后是全球的营销渠道，耐克有自己的设计，但他的设计实际上是完全包给别人的。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大批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就永远占不到主导地位，可能永远处于被别人剥削的境地，不管你的技术有多高，你也无非把技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别人，然后别人拿了你的技术和别的东西组合，又以高价卖出去。
　　
    所以我们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单独强调某一个因素是很不够的。我们政府又不能去做这些事，靠谁做？要靠本国的跨国公司。这件事如果我们今天开始重视、开始实行，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见到明显的成效。从企业来说，有一些企业有跨国经营要求，也有跨国经营的能力，但是我们的体制根本不适应。去年我们调查了几个经营较好的企业，但仔细分析发现有很多问题，例如这些企业的资本受到管制，有时候国内资金富余，有时候国外资金富余，却不能统一调配。还有人的方面，本来今天要出差了，但护照办不下来，签证拿不下来，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不适合任何一家公司搞跨国公司的，即使把总部放在北京、上海也不行。我们说要发展总部经济，怎么发展？这不是盖几栋小楼办公就能解决的，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地区总部，或者是一个全球总部，它的运营需要什么样的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很容易解决，例如电话、交通。我们中国很快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比方说今天道路堵车了，我们甚至可以重新修条路。但是我们在看不到的制度方面有什么作为？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巨大弱势。所以我们怎么引导好我们的对外投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去年我们对外投资30多亿，累积对全球投资已经达到370亿，在境外增产超过千亿美金。中国资产很大，但是确实没有形成一个像样的跨国公司，怎么去搞？像北京这种地方，具备一定的条件后确实可以作为一些大企业跨国经营的总部，但是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肯定是不行的。这样企业会把总部放到哪儿？放到香港去，建一个子公司，在香港，甚至纽约，建一个国际化的子公司。大家想，北京留下来什么？中国留下来什么？所以说，中国很多对外投资，很多机会都给了别人了，就业、税收给了别人了，可是如果连总部都出去了我们还留下了什么？这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5、完善开放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们的开放还没有达到风险失控的地步，但是我们原来的风险防范机制，都是针对当年的封闭型经济，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风险的来源不一样，风险的形成也不一样。过去25年，我们经历了其他国家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开放的同时，风险防范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具体而言，开放经济的风险来源如何？风险形成的机制如何？怎样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我们对此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认识，而没有系统的知识，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而不是放缓甚至停下开放的脚步，这是我们的政策取向。开放的快，风险防范机制建立的也要快，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我们不可能停下，停下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我们是无法承受的。
　　
    未来一段时期，对我们来说是很关键的。一旦中国和平崛起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幸运的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但是我们现在也的确感受到了当年朱总理所说的如履薄冰。因为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到2020年，一直保持我们所预计的快速增长势头，就是说我们要有45年—5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而要实现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就要70年保持高速增长，我读过的经济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更何况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要比100年前复杂得多，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努力寻找一条可持续的、高速的、稳定的经济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