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功能评价与战略选择
-------基于经济与管理学视角的实证描述
作者：谷克鉴
内容提要：
对中国利用FDI 的长期实践的观察和计量研究表明，吸引外资对于促进中国国内竞争的制度效应也已显现；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新发展和产业投入要素结构的新变化，外资流入在持续显示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开始构造新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机制；FDI 活动对中国贸易流向和贸易关系的变化也不断加深。面对全球化在微观层面日益深入和广泛的分解企业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模式向“波谱模式”转变的重要契机，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要求以提高科技含量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心，多样化利用外资；对中国过去行之有效的外资政策实施科学评估并加以必要的改进；建立起地区间利用外资的政策协调机制。
关键词： FDI 投资政策 贸易流动
作者简介：谷克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
一、 引言
在国际贸易依然担纲国际经济活动、承载资本与要素流动的同时,日趋活跃的国际投资尤其是FDI 又在战后为其注入了新内容。自20 世纪九十年代初FDI 首次超过间接投资以来， 中国逐步成为吸收FDI 的主要东道国。中国利用外资的独特实践构成自身开放经济的一大景观。而来华FDI 无论是规模、结构、企业组织形式，抑或是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科学总结中国吸收FDI 实践，深入探讨进一步利用FDI 的政策选择和提高外资工作水平的指导方针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国吸收FDI 的迅速增长适逢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尤其是企业微观结构调整和市场机制完善的关键时期，并且叠加了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分工实践的复杂变化。中国未来利用FDI 将在上述背景条件持续显现的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因此，应当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双重视角，综合审视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功能显示和战略选择，以期适应FDI 活动日益受到企业层面微观要素影响的实践发展。
二、中国利用外资功能评价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1对于弥补中国的资金缺口、提高劳动力等具有供给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利用外资的长期实践还显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型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深化，FDI 的许多长期效应也已开始显示：
（一） 利用外资对促进国内竞争的作用
扩大竞争、打破垄断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杠杆，外资的大量进入特别是通过建立合资和独资企业，促进和推动了国内竞争，提高了国内竞争水平；与此同时，也显著的改善了国民部门的竞争力状况。根据我们引用并改进过的国际学术界使用的模型，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民部门和外资部门的竞争力状況。
本文系作者在2004 年11 月5 日吴仪副总理主持的外资工作座谈会的发言整理而成。本文的研究获作者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十五”期间“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外贸发展和国际产业问题研究”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项目“国际贸易若干前沿理论的综合研究与教学应用”资助。
1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况清楚的表明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作用。
图1：1990-2003 年中国国民与外资部门竞争力对比及其变化
竞争力指数
0 5 10 1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时
期
国有经济外资经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计算方法参见谷克鉴:《1990-98 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的实证分析：HBS 推断的验证与拓展》（管理世界2000 年2 期）
图1 显示：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竞争力的对比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不断缩小。在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差距最大，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而在中国加入WTO 的准备阶段和加入初期的世纪之交，这种状况开始出现逆转和拐点。 这一转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缘于外部发达市场经济资本的流入，尤其是一揽子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包括管理和营销渠道的FDI 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由中国国内企业主导的传统产业领域形成并不断加剧企业间的经济技术竞争，推动中国国民部门通过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生成和增强企业内价值链各环节的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国民部门竞争力并显著地改变其同外资部门的竞争力对比。因此，始于2001 年中国国民与外资部门出口竞争力对比状况的逆转，本质上是开放进程中国民部门应对主要来自外资部门激烈竞争实现的竞争效应的累积和质变。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提升中国国民部门竞争力的一个突出路径就是国际贸易模型中要素价格调整定理描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模式2。市场向外部世界的开放，会极大的扩张针对本国具有供给优势的要素密集型的产品需求，而需求的扩大会诱导企业不断调整自身的投入产出组合，生产更多密集使用本国具有供给优势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尽管外商投资企业依然保留着高端技术和部分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但当代企业提高生产率的源泉除了技术转变（Shifts in Technology）,包括市场在内的效率变化（Change in Technical Efficiency）同样可以改变标示竞争力变化的企业绩效（ Fare et al, 1994）。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企业改革和外贸企业的第二阶段承包制改革，为要素价格调整定理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2国际贸易理论模型描述的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FPE)趋势，是通过要素
价格调整定理（Factor Price Adjustment Theorem, FPA） 和要素价格非敏感定理(Factor Price
Insensitivity Theorem，FPI) 共同支持的。
当然，这里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推动，但不可否认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投资带来的竞争水平的提高产生的重要作用。需要讨论的是，当前有关部门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由于外商个体投资规模的增大导致所谓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垄断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形势下，关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引起的各种效应的新问题是必要的，但根据经济学理论的SCP 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结构-行为-绩效模型），企业规模仅仅限于结构范畴，现实中的企业垄断更要观察其行为及其后果。在实践中也无不如此。例如，反倾销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国际贸易中的垄断现象，倾销成立的关键除了计算倾销边际判断价格行为之外，必须判断价格行为是否带来同类产业的实质性损害， 即经济学中的行为和绩效问题，从而据以判断是否具备构成垄断的客观要件。而在某些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国民部门仍然十分弱小，甚至尚属空白的情况下，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可以带动中国国内企业某些配套的生产经营业务的繁荣和发展。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这些产业已经大量涌现并将逐步增多。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轿车、家用电器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真正市场化发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外商投资并同国内企业合资的最初阶段，中国基本依靠CKD 散件组装方式生产，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完全依赖进口，国内产业的前向联系极其匮乏。为了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低成本优势和避免国际市场的汇兑风险，合资的扩大和深化要求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这就导致为轿车生产配套的原材料（如薄板钢材）、加工制造等的繁荣和发展。而中国通讯产品、家用电器和其他信息技术产品合资的扩大同样带来了国内集成电路、电池、显像管、光纤通讯设备部门的设立、繁荣和发展。因此，单凭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尚不足以断言可产生严格意义的市场垄断。还要看到，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从事的产业和产品开发的规模经济要求使然。中国生产布局分散，重复建设严重，很多尚不具备基本的规模经济条件。如果硬性套用中国企业的规模经营状况，就容易得出外商投资的增加会导致垄断的结论。例如，占中国全部大中型企业科技经费的45%的332 家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2003 年科技经费为666 亿人民币，而仅美国微软公司用于同期研发的投入就达69 亿美元， 约合570 人民币，两者相差无几。如果不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我们就可能对过去长期追求的引资目标，即引进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切实做到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又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要素的政策目标感到茫然，从而使我们的政策制定陷入“叶公好龙”的境地。 当然，自19 世纪中叶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要素由单一劳动投入扩展为资本、技术等构成的多要素组合，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导致企业垄断的出现， 外商投资企业也不例外。但这需要我们通过规范和统一的反垄断法律和法规手段予以限制和消除，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经济成分。只要我们因势利导和管理得当，外资的流入恰恰可以提高中国市场竞争水平，增强中国国民企业的竞争力。正如前面提及的，这也在中国近年来的开放实践中得到印证。
（二） 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利用外资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外资的流入克服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口和部分生产要素的不足；另一方面。外资通过特殊的加工贸易和外商其他形式的出口带动整个外贸出口的扩大，从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先行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当前外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同各地经济结构包括外商投资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变化相结合，对地区间经济发展格局带来了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先行开放地区纷纷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质量， 为了便利获取上游产品供给和向下游产品供货，以及产品结构提升过程中，相互利用技术和经验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作用，使得外资和其他经济活动更加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开放甚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间的不均衡非但未能缩小，甚至还有继续扩大之势。
图2：1978 年为基期2003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外向型贸易转移水平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系列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除辽宁外，其他省级经济区域2003 年的外向型贸易转移份额基本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趋势。
（三） 利用外资对贸易流向变动的作用
当今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动日益频繁，规模与日俱增， 并且同商品贸易不断融合，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FDI 日益紧密地影响着国际贸易流向。这在东亚同美国的贸易地位的整体变化和东亚经济内部相互贸易地位的变化中得到清晰的验证。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长期稳定的结构特征，外商在华投资无论是投资项目、合同利用外资，还是实际投资额始终保持在70%左右，即便伴随着FDI 向服务外包的大规模转移，也会因为当前的外包或获得性服务的国际分工不再是一个传统的部门概念，而是一个企业的供应商价值链活动的国际化（下文将重点论及）。因而，外商在华投资持续影响着中国有形商品的国际贸易。 还要看到，中国贸易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组织的进出口占优势比重，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贸易流向的变化。通常在中国投资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主导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而贸易平衡的状况则受制于投资东道国原有的贸易流向和贸易地位。利用外资对中国贸易流向发挥影响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利用外资实践适逢第四次世界产业大转移。除了中国制定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固有的比较优势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源泉， 还要看到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复杂变化推动全球性企业不断改变自身的区位选择，以规避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中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贸易政策的实施形成的有效汇率、有效生产成本和收益的不利影响，加之部分国家原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企业也因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而将投资转移海外和中国。在最终销售市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而投资最初阶段仍需从母国大量进口生产设备和加工组装的零部件的情形下，FDI 就必然带来“贸易收支转移”型的贸易流动变化。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进出口贸易流动格局是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同期贸易收支地位变化的首要解释变量。我们以1993-2003 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在同期贸易伙伴中的贸易地位变化中的解释功能为例。
图3 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五大经济体贸易收支影响系数3
-2.5
-2
-1.5
-1
-0.5
0
0.5
1
1.5
2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年份：1993-2003
影响系数
系列1
资料来源：《2004 中国外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4 年。正确地分析描述这一机制，对于贸易伙伴国认识来自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变化，协调同他们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是十分必要的。
表1 五大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对华贸易差额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香港 台湾 日本 欧盟 美国 合计 全国
1993 14.9 -85.1 -51.2 -35.1 33.2 -123.3 -122.2
1994 39.6 -92.4 -63.3 -41.6 46.5 -111.1 53.9
1995 69.9 -93.0 -60.5 -100.9 58.4 -126.1 167.0
1996 99.1 -102.8 -46.2 -43.5 64.1 -29.2 122.2
1997 139.3 -97.3 -35.0 -14.8 92.9 85.2 404.2
1998 133.4 -94.1 -28.6 3.0 126.2 139.9 434.7
1999 139.0 -107.7 -37.5 1.6 142.4 137.7 292.3
2000 190.9 -140.2 -50.8 6.8 188.4 195.1 241.1
2001 228.2 -153.3 -24.9 7.0 183.1 240.1 225.5
2002 301.7 -218.7 -59.6 50.0 273.9 347.4 303.7
2003 437.0 -301.0 -132.3 134.7 408.6 547.1 255.3
资料来源：同上。
上述数据显示，由于长期稳定的转口贸易和外发加工复出口地位，中国内地长期保持并持续增加对香港的贸易顺差，美国则因其在华投资的产业和地区结构和运输距离的影响， 使得其投资商来自本国的进口规模较低，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却将原出口市场份额转移至美国，从而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对美贸易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状态；而日本、台湾和欧盟等经济体由于在华投资产业集中在汽车、机器制造和电器产业，在投资最初阶段需要大量进口供组装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从而形成中国对其大量贸易逆差。 观察近年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贸易流动，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在继续向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集中出口的同时，进口的来源地却出现显著的分散化趋势。
3 测度影响系数的计量公式为： 影响系数=（测度对象对华贸易差额/中国贸易差额）。若系数为单位值，
表明中国贸易差额的全部可由测度对象对华贸易差额予以解释；若系数为零，则表明中国贸易差额同测度
对象对华贸易差额无关。
图4 1993-2003 年五大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比重变动趋势
五大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比重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年份（1993-2003）
比重
系列1
系列2
资料来源：同上。
上图显示，1993-2003 年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向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份额（系列1）由88.1%降至79.68%，下降约8 个百分点；而进口份额（系列2）则由82.57% 降至58.99%，下降约24 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流动格局的这一新变化，预示着FDI 影响贸易流动将显示出新的机制，表明FDI 对国际贸易流动格局的影响正在逐步淡出“贸易收支转移”型机制。过去，迫于贸易壁垒和贸易政策调整引致的贸易流向的调整4 , 正在转向基于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广泛辨识的“内生效率追求”型的贸易流向变化，比较优势对贸易流动影响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在这一新的进程中，FDI 商充分寻找和利用全球制造和全球分销为载体，在大大延伸的、极其广阔的地域内，求得生产制造或采购分销的区位选择成本最低、质量最优以及化解风险目标的完美实现。上述判断完全可以通过中国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外资结构转型得到验证。 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广泛分解企业价值链，国际贸易模式在相继出现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和战后的产业内贸易之后，产品内贸易模式正在迅速崛起(Arndt,2001 )，一个愈益鲜明的“破碎世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Bonder, 2001），在适应当代比较优势生成源泉更加多样化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了辨识、获取和实现比较优势源泉渠道狭窄的状况。一旦比较优势抵消了物流成本，广泛的产品内分工就会成为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采集器。国际贸易模式的这一崭新变化提供了中国外商投资影响贸易流动格局变化、特别是进口市场分散化的新动因。
在华外商投资的全球采购活动的日趋活跃和区域分散化是进口市场多样化的重要的企业组织因素。据观察，一般大型国跨公司拥有雄厚的组织资本、可以投入足够的资金垫支巨额的沉淀成本，从而具有发达和完善的全球采购网络，采购活动区域可以相对分散（丁俊发， 2004）；与此相反，小企业的采购网络狭小，其采购活动往往不得不相对集中。随着近年来来华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规模和份额的激增，中国外商投资企业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采购活动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市场的分散化。
4 亦即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的所谓“关税跳跃”型贸易流向调整（Tariff Jumping ），
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政策是显现上述特点的重要政策诱因。发展和扩大加工贸易复出口 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利用外资的最初形式，而中国的加工贸易政策在利用我具有供给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同时，还叠加了国际收支首先是贸易收支地位稳定的政策目标。这样一来， 中国的加工贸易政策在鼓励利用进口设备、原材料、技术和设计增加出口，促进中国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利用的同时，并未要求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的严格匹配，从而使得加工贸易政策在引导外商投资影响贸易流向的同时，又留下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容许出口同进口的贸易流向的不对称变化。 贸易政策改革使得全球采购面临的贸易壁垒日益下降，是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外部条件及其变化为推进这一转型提供的重要条件。随着WTO 主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形形色色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首先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实现了贸易壁垒的下降，特别是由于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经济体日益将明显地意识到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内企业利益日益多样化，在工业制成品的总体平均贸易壁垒下降的同时，贸易壁垒的有效保护水平也开始出现下调趋势（谷克鉴，2003），这就进一步鼓励外商依据世界各地固有的比较优势和成本水平实施全球采购。
三、 中国未来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和新选择
利用外资实践的功能新变化预示中国的吸引FDI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如何准确实施中国外资实践的多层面的环境评价，并根据新的不断变化的实践，及时调整我们已有的政策措施和确定新的战略选择。
第一，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结构新变化，进一步探索有效利用外资的新型战略，不断提高外资利用效果。当今全球化的新特点。在继续扩大宏观层面的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及其他要素的国际流动的同时，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广泛的分解微观层面的企业价值链，全球制造和全球分销开始风靡世界。全球化的这一崭新特点必将影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的建立，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源性动力机制的新变化。因此，为了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变化，利用外资的思路和战略必须实现相应转变。这不仅要求我们实现原有的加工贸易的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还准备在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和指导中国企业参与合资合作经营时，探索新的新形式参与全球制造和全球分销。 当今蓬勃兴起的所谓服务外包就是在科技、经济飞速发展变化的前提下国际分工的新形式，它表明产业内分工继水平型发展到垂直型之后， 国际分工进一步扩展到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重新安排企业的各种价值链活动。正因为如此，当今迅速崛起的外包服务从根本说已经彻底革新了主流的以“第三方”为载体的服务业内涵。服务业不再是一个部门概念，更不是一个由传统的服务业部门构成的经典的“第三产业”概念，并且具有更多鲜明的动态性，甚至一些产业的新的要素密集性提出的具体要求需要进一步实施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的外包模式。如在集成电路的生产中，为了确保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设计同制造、测试和封装的业务分离甚至已成为一个行业惯例，这就使得当今高科技领域为主导的所谓“服务外包” 日益成为承载全球化的新工具。 国际分工模式的新变化。原有的国际分工模式是在战后长期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然而，传统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集团构成的国际分工模式受到科技和经济迅速变化的挑战；一个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和多样化的国际分工模式开始出现（谷克鉴和吴宏，2003）。这一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利用外资工作进行新的比较优势的判断。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外商将改变企业控制方式，品牌、商业秘诀和核心技术等非资产形式控制将在许多领域成为外资谋求控制企业发展的主导方式，引导中方企业同外商建立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是一个新的课题；国内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样为我们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第二， 调整而不是简单否定原有的利用外资的政策，使之适应新的新形势，并确保更加行之有效。为了达到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吸引FDI 的目标，除了依靠投资东道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品，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确保外商投资企业有效远期汇率预期显著地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和其他许多FDI 吸收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措施和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吸收FDI 实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应保留使用优惠政策的权利，这也在我国加入WTO 的艰难谈判中通过中国可以继续实施的补贴项目清单得到众多谈判方的认可。但是，由于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增加，他们不仅可以将供应商价值链中的研发、生产业务， 而且可以将投资、利润和成本中心功能等治理结构要素配置范围扩展至全球。观察表明，许多来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仅仅将成本中心的功能放在中国，而利润和投资中心的功能则配置在投资和利润税赋较轻的国家或地区甚至自由港。这就大大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因此，中国过去实施税收优惠以及部分目的用于实施税收优惠的开发区政策，应作相应的调整。 开发区政策的调整在合理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同时，赋予其新的功能定位，尤其是我国区域间工业化水平极不平衡，许多地区满足工业化尤其是新兴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极度匮乏，即便在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如此。而基础设施本质上需要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集中供应。因此，应当推动开发区由集中供应优惠政策向基础设施的功能转变，充分发挥其方便集中供应合格的基础设施的功能。外资政策的调整则应运用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引导外资的流向符合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目标，并在WTO 框架下审慎运用贸易政策，使之更能促进中国的产业布局的优化和合理化，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特别讲究成本效益和时效， 而不是简单的放弃在WTO 框架下中国可以灵活自主运用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第三， 适应新形势，多样化利用外资。中国过去的开放历程已经形成多样化利用外资的成功实践。我们不仅积累了吸收FDI 和间接融资的经验，而且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利用国FDI 也取得显著效果。在出口导向方面，中国以“三来一补”多种形式为基本内容的加工贸易在有效利用外资和加快推进开放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但要看到，这些方式基本上局限于“追求市场”（Market-Seeking）型。面对FDI 新格局的凸现， 我们利用外资的方式需要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采用成熟的多种利用外资方式，我们还应当适应全球化新趋势， 鼓励中外投资者大力发展“效率追求”型(Efficiency-Seeking)的投资。只要这样，我们才能有效介入当今“碎裂世纪”中的制成品国际生产和服务供应体系，而这些所谓“离岸型”的国际交易活动则主要有FDI 特别是大型多国企业担当。我们已经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在集成电路、办公自动化和数据处理设备乃至汽车和飞机制造方面介入国际分工特别是所谓的全球制造，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据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中国2003 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中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高新技术产品、集成电路、电子通讯设备产品增幅均名列前茅， 超过绝大多数传统出口产品，有的增幅甚至高达110%，应当说这些出口产品中的相当部分为全球制造的产物。未来利用外资形式的多样化应当特别重视介入全球服务供应体系，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掀起的一场所谓的“可贸易性革命”（The Tradability Revolution），不仅工业制成品由于附加值的大幅提高，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对远距离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 使得Krugman 描述的“流冰现象”（Iceberg） 有所缓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显著改变了传统的服务部门的不可贸易性，特别是数据处理设备中软硬件的设计和生产成为当今全球服务供应的新兴领域。因此，我们应当引导外商投资将全球制造的范围扩展到服务的生产和供应；继而根据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合理的选择中国介入全球服务供应的战略步骤；然后，适时推动中国的比较优势由低端技术进入到高端技术，并在每一个技术水平上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先从事获得性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在承接来自境外的外包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中，积累经验和提高技术水平，最终开展自身的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 引导地区间建立外资利用政策的协调机制，避免地区间过度竞争的局面；进一步改进国家对加工贸易管理的政策措施，确保加工贸易也能在中国地区间形成合理分工、产业链延伸的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加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 加强对投资环境的行政管理；同时，指导中方合作伙伴引入和促进外商之间的竞争，在引资环节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促使外方加快核心技术的转让和积极推动产品升级。一些产业如汽车部门在不断总结利用外资的经验后，开始自觉地改进利用外资的经验，引进和促进外资合作伙伴之间的竞争，到达理想的效果。
四、 结束语
FDI 不仅是国际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部分，而且对国际经济活动其他领域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结构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本文综合经济学和管理学双重视角的实证描述和相关研究显示，FDI 作为一种独特生产要素流动和利用形式，其功能形成及其变化同其置身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有着高度的互动性。在当今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微观结构层面的各种因素越来越突出地构成FDI 的环境要素。来自中国吸收FDI 的成功实践的实证描述和理论概括，可以对FDI 问题研究提供最为一般的经验和积极的方法论意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和加入WTO 以来，中国FDI 实践及其影响中的企业因素更加突出，而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环境是全球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的显现，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和企业经营方略的调整，典型的是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广泛的分解企业价值链，它构成了中国未来FDI 战略调整和新选择的重要时代背景。
主要参考文献：
丁俊发（2004）：国际采购五大趋势。 http://www.fdi.gov.cn/
谷克鉴 （2000 ）：1990-1998 年国民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的实证分析：HBS 推断在中国的验证与拓展。 管理世界200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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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dt, Sven W. and Kierzkowski, Henryk (2001)(eds.),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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