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以亚洲为中心向全球辐射，境外经贸合作区质量逐步提升，跨国并购项目稳步展开，“一带一路”沿线业务快速发展，并培育出一批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

然而，当前地缘政治风波尚未平息，多重下行风险层出叠加，如何把握全球投资新趋势？中企海外布局面临怎样的新环境？何处探寻中企海外投资的新蓝海？2月23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2023全球经济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上述话题展开热议。

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超：

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再造对外投资优势

目前，对外投资合作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新冠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工程市场规模缩水。有统计显示，疫情3年来，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承包商的营业额下降逾18%。二是外部营商环境有所恶化，表现在中美博弈升级、政经环境动荡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对项目的审查、监管趋严；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通胀高企、汇率不稳，对企业营收的影响大。三是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合作支持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四是企业合规意识有所欠缺，人才缺乏。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法规制度建设持续完善，中国企业实力不断提升，以及新基建和绿色能源等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均为开拓对外投资合作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超认为，新形势下，要从合作模式、金融支持和优势再造等方面创新推动对外投资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对外投资合作要建立全产业链合作模式。“多元化融资体系的建设已经箭在弦上。”金融支持对外投资合作，要从以“两优”贷款为基础的间接融资模式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模式，还需要配套保险产品实现融资风险的转移和分散。其中，间接融资要将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相结合。

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优势支撑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能力优势，转化为本世纪以来政策融资支持和有利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现在需要一个新抓手，”要把科技创新成果尤其是在绿色发展领域的科创成果应用到对外投资合作中。

郑超表示，未来，对外投资合作要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家市场走向发达国家市场，完善合规体系是企业的当务之急，同时要防范相应的重大风险。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投资促进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

“走出去”构建中企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

中企对外投资尽管遭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但危中有机，要迎难而上，于风险和挑战中捕捉机遇。卢进勇认为，推动对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变投资方式，应该同构建中企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相结合。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包、特许经营的方式构建全球生产经营网络，在其中担当缔造者、构建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将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纳入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来，从而链接整合国内外资源，实现贸易和投资互动，以投资带动贸易、以贸易促进投资，促进配合国内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高端跃升。具体而言，可以聚焦中国的建材、钢铁、化工、煤炭等产能富裕型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发电设备等优势产业和服务业推动对外投资，形成中企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柴海涛：

参与引领亚洲产业链重塑

当前，对外投资环境受疫情冲击、地缘冲突、逆全球化风潮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柴海涛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和结构的优化、坚持创新发展、增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完善投融资体系、统筹对外投资的发展和安全，并针对合作区域、合规经营和“一带一路”建设做了重点提示。

要更加关注亚洲的产业链重塑和布局。基于多年来中国与东盟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间双向投资的积累，亚洲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不断深化，并在疫情期间展现出强劲韧性。这从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间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双向投资增速，以及双边贸易增速中便可见一斑。现阶段，中国对东盟的中间品出口已占据了较大份额。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中，中国要抓住自身优势，充分利用RCEP的优惠政策等推进亚洲产业链的调整和布局，并在其中迈向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高端。

要更加关注合规经营。在新形势下，全球的外资政策正在转向。各国出台的外资政策中，收缩和限制性的政策数量已经超过了开放促进性的政策，外资审查趋严。对此，中企要不断提高合规经营意识，要在坚决抵制不合理制裁的同时，避免只看短期利益的“走纲丝”行为以及没吃透国际规则吃大亏的情况出现，将合规管理覆盖培训、考核、奖惩、中期管理等全过程。政府则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对企业合规经营的引导和监督。

要更加关注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关注乌克兰危机增加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大国博弈带来的干扰以及高通胀可能诱发的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债务危机，致力于补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在技术贸易合作、规则和标准软连通方面的短板，完善海外投资的投融资体系建设，加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助解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难题。

CCG副主任、研究部总监郑金连：

整合资源抱团出海聚优势

近年来，中企对外投资在欧美发达市场和东盟等发展中市场面临的发展环境日益分化，郑金连建议企业抱团出海、利用来华留学生做好人才储备、在投资目的国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以强化优势。

企业出海要从过往以单打独斗为主转为整合资源，抱团出海，可以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投资蓝海。政府和CCG等研究机构要基于对国际规则的研究和投资环境的分析，提出优化投资环境的建议。

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国际化的人才，最重要的也是人才。回顾跨国公司的在华发展历程可见，中国赴境外的留学生为在华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提供了重要支撑。要从提升便利化水平等方面着力，加快推动中国出国留学以及来华留学发展，尤其是来华留学，为中企“走出去”储备人才。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华跨国公司通过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践行社会责任，对促进与政府、社会相关方的沟通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合规，更要多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

CCG常务理事、德勤全球中国服务部主席金凌云：

中企全球化处于分水岭

金凌云认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分水岭。

从企业自身的发展看，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十年，中国企业的出海重点是考虑怎么买、怎么投，但在完成并购之后，怎么管、有没有能力管、有没有人才管、有没有方法管则成了企业的最大困扰。同时，此前的跨境并购，中企更多是为了获取对方的技术、团队、销售网络、国际管理经验。尽管有不少企业的体量或是劳务输出量很大，但并不能凭此判定企业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买买买”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要回归商业的本质。可喜的是，现在，不少“走出去”的企业也在谈“输出”。背靠中国完备强大的产业链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筑、新能源车、电子商务等行业企业“走出去”后开始输出我方的技术和管理能力。金凌云表示，要想打造真正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中国企业需要更多学习如何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