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
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
6月25日，黄奇帆在CMF季度论坛上，就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和发展趋势，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全球化倒退或者逆全球化
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
我就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谈一点认识，我讲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也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
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的主体，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等等。
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1亿台手机，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在别的地方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需求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
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
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
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的满足客户需求；
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了良性互动，也就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全球2000年时销售800万辆，现在它的全球800万辆已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它在世界各国除中国之外也就销售了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了300万辆，所以，通用在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的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以更好的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
当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的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
同样，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的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
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超大规模单一市场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在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领中国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20%的一种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搞销地产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遇。
所以，在中国销地产、产地销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中国的内循环、双循环，销地产的产品也可以有部分外销，产地销外销的产品也有部分可以内销，所以，销地产和产地销在中国也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进行二期建设。
光稳还不够，需要进攻，
打造产业链集群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的是稳，但是光稳还不够，稳只要守住现有的摊子。
但是真正的守住摊子是进攻，光稳还不够，还需要进。
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
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
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下边进一步要做的五个层次的产业链的努力：
首先，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
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
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
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从这次疫情的应对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
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了他们的竞争力。
这种集群包括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制造业集群，还包括这样的一个集群同类化，
比如汽车你可以有独特的产业链集群，也可以有通用的产业链集群，可以五六个品牌的集群在一起。
这样，零部件企业就可以既为这个企业品种服务，又为那个企业品种服务，
产生规模的效应，所以叫做产业链的集群，同类项的产业链集群。
还有一个，就是上中下游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集群。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三种产业链集群都集聚的话，你这个地方应对各种冲击，影响就会相对小。
疫情期间，最近两三年，不管是广州、深圳，还是上海、苏州，还是重庆、成都，他们都具有中国的汽车、电子等各种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相对比较完整。
所以他们的复工复产以及各种应对竞争挑战作比较地相对地成功，这是第一条。
要培育代工的核心企业、
比亚迪电子、立讯已逐渐成型
第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也就是代工的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及对复杂产品的总装能力。
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这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增加值率不高，
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他是成百上千企业组成产业链的龙头企业。
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台湾的五大龙头代工体，富士康、英业达、华硕等等五大企业，全球电脑、手机的80%的产品都由他们在总装，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他们到中国哪个城市一布点，哪个城市跟着就形成中上游产业链的几百上千个的产业链集群。
在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
那么我们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说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等等，都是最近几年中国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调度的企业。
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地较快地形成，这是第三种，也就是中国自己也要有一批响当当的龙头代工企业，指挥产业链的布局的企业。
中国要培育像苹果、微软
一样的链主企业
第四，我们还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
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掌握在他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润。
这一类的企业当然站在生态的顶端，
我们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是有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的布局的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在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
二是要鼓励这类链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话题，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这是第四种。
建立万亿级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集群
第五，要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对中国国内来说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耐用消费品的这种产业链集群。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到30年、就会产生4到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
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
比如50年代到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等，
80年代、90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等，
新世纪以来这20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等。
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全球万亿美元级，在中国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
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提出要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的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现在已经初现雏形，出现五个方向：
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
二是家用机器人；
三是头戴式AR/VR眼睛或头盔；
四是柔性显示；
五是3D打印设备。
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我们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这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稳有基础，进有所取，假以时日，稳中求进。
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
我们不是等在国内，让全球的链头和龙头因为中国有优势而来布局产业链，
我们自己能够产生链头企业、龙头企业，不仅在中国布局，而且能够主动到东南亚，到其他地区去布局。
那个时候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就不是欧美的这些公司或者政客，而是中国人说了算，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杨伟民：下半年经济恢复步伐
将加快应出台增量政策
杨伟民表示，3月份以来，我国发生了严重程度仅次于2020年年初的第二轮疫情，经济处在2020年一季度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当时还要严重。前5个月，1～2月经济正常恢复，3～4月逆转，5月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呈现恢复迹象。
展望后期经济运行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坚定信心。当前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从长期看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从短期来看，国内疫情已缓解、防控措施更精准。经济发展将重回正轨，下半年若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恢复步伐将加快。
杨伟民表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政策措施正在落实。下半年若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复苏步伐将加快。他建议，应根据形势，按照再聚焦、加力度、利长远的原则，出台增量政策。
王一鸣：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
可考虑上调赤字水平或发行特别国债
王一鸣表示，当务之急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努力实现二季度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就宏观经济政策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是足够充裕的。下一步可以研究通过贴息来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通过政府适当补贴、金融机构适当让利来发放低息的、免息的消费信贷来推动消费。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比如能不能适当上调赤字水平，进行预算调整。也可以考虑增加不计入赤字的特别国债的发行，来进一步来推动内需的扩大。
王一鸣认为，当前供需还存在较大缺口。尽管基建投资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的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但仍然受到项目储备、资金用途、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化解隐形债务等方面的约束。所以基建投资能不能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减缓，还取决于下一步的政策力度。
刘伟：要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
刘伟认为，2022年消费或将出现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未来仍要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
从需求角度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从供给角度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
刘伟表示，除了要扩大消费，还需要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也还需要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要全面统筹各方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刘元春：要出台企业成本控制政策
对冲价格上涨压力
刘元春以“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为题发表演讲。刘元春认为，全球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大于挑战，大变局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很大的契机，中国要抓住全球这一轮变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方面，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企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企，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现象。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是会受到冲击。此外，欧洲紧随其后。欧洲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引来它的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
另一方面，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
“大宗商品上涨、能源价格上涨，的确会带来进口成本大幅上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刘元春说，并且这种全球通胀上扬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而且体现在汽车、耐用品、一些制造品上扬，这将是对中国有利的。
刘元春还指出，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
刘元春表示，对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进行重新审视。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对冲成本上扬产生的压力，要出台企业成本控制政策，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
“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刘云春说。
毛振华：企业家“躺平”有五方面原因
毛振华表示，五个方面原因促进形成了投资预期下降、企业家信心下降的局面。一是需求减少，生意难做，二是累计的企业成本上升，三是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还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四是对包括三次分配政策方向的误解，五是政府经济功能和经济目标的弱化。
毛振华建议，要继续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把GDP考核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抓好营商环境，设置好资本的“红绿灯”，稳定企业家群体的预期。关注重视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把这一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发挥这些企业在国家竞争中的特殊作用，让他们有信心。
CMF报告：预计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7%
会上，CMF发布了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预测，基准情景下，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7%，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
报告在已出台政策基础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规划下半年的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二是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内生性下滑风险。
三是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五是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六是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七是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八是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九是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十是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CMF建议能够加强政策性的组合，形成组合效应，包括3万亿消费补贴计划，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和3万亿的产业支持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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