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路径选择

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商务部综合司运行监测处  刘绍坚

内容摘要：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为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持续。危机期间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产业调整期，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如何，我国的机遇何在，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加快服务外包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主题词：后危机；服务外包；政策建议

服务外包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于我国改善贸易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承接软件业务外包，但直到2002年以后，服务外包才呈现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国的快速发展态势，并迅速成为一个政府部门、产业部门和学术部门等各方面共同关注的经济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有效克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市场。后危机时期，我国如何采取正确措施化危为机，适时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这一波浪潮，将承接服务外包与推动科学发展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主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服务外包在危机中短暂受挫，但蓬勃发展的势头并没有改变，还将向更多领域、更多环节渗透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际大企业暂时放弃或推迟了一些投资项目，贸易保护主义在主要发包国蔓延，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经历了严峻考验。2009年，全球IT服务支出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了0.4%；业务流程外包虽然仍维持增长趋势，但增速比上年回落了7.8个百分点。令人欣慰的是，服务外包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背景没有根本改变，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服务外包需求已经明显回升。IDC预测，2011年全球IT开支将增长7%，达到1.65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000亿美元。后危机时期，随着竞争加剧、互联网广泛应用、跨国通讯成本大幅下降，服务外包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NASSCOM)的主席Som Mittal表示，到2020年全球信息技术(IT)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可能从当前的5000亿美元增长至1.5-1.6万亿美元[1]。

从发展趋势看，服务外包有进一步从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国内或区域内部配置资源）向离岸外包（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发展，从单纯的软件外包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多环节的ITES-BPO[2]以及更高层次的KPO[3]延伸拓展的态势。从发包方来看，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从小规模项目扩展到大规模项目，从以企业为主扩展到政府和社团组织等；从发包涉及的领域来看，从制造业外包扩展到服务业，从传统的汽车、电信等领域扩展到医疗、安保等领域；从涉及的业务环节来看，从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扩展到服务业中的业务流程，从早期相对初级的ITO业务扩展到高技术、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设计等业务环节，从非核心业务扩展到核心业务；从涉及的具体企业关系来看，从附属的企业内部外包扩展到非附属的第三方企业外包，从向本国企业发包扩展到向外国企业发包。

当前服务外包主要涉及的领域和环节

注：1、ITO是发展较早，应用较广泛，也较为成熟的外包领域。

2、上述领域和业务类型仅是外包发展到当前的主要应用点，随着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不断发展，服务外包将会不断渗透到新的领域和新的业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KPO也可以归类为BPO。

后危机时期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后危机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企业、政府等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回升。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756家，新增从业人员78.1万人，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48.6万人，占新增从业人员的62.2%。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74.0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98.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0%和43.1%；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98.3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4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4.3%和43.1%。截至2010年底，全国服务外包企业12706家，从业人员共232.8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165万人，占70.9%。产业发展中涌现出很多成长性很好的领军企业。如ITO方面，文思、软通动力等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员工突破万人，营业额达到2亿美元；BPO方面，有以华道数据、爱诺信泰、柯莱特等为代表的金融后台服务企业，以九五太维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太平洋、宅急送为代表的物流服务企业；KPO方面，有以药明康德、康龙化成、保诺科技等为代表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以和声创景为代表的创意设计外包服务企业。

从目前情况看，后危机时期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诸多挑战。

1、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跨国公司将更多服务业务外包到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大企业更注重节约运营成本，增强发展能力，在其自身经营困难有所缓解后，一定会选择恰当时机将组织内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对于完全具备承接条件的我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得机遇。一是我国人力资源量大质优。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人，计算机专业和软件专业的毕业生将近4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年轻IT人才队伍。二是我国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研发外包等高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将不断增加，尤其是金融危机后许多跨国企业大幅削减研发经费，更促使其加速与我国企业的联合研发。三是我国具有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许多跨国公司希望与我国企业共同开拓，这也有利于我国企业与海外服务商的合作升级。据IDC预计，2009-2014年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4%，比全球增速高15.8个百分点。外包咨询机构毕马威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迅速，预计未来5年将保持约26%的年复合增长率，或将赶超印度成为新的全球外包中心。

2、我国服务外包支持政策体系日臻完备。国家对服务外包发展高度重视，2009年和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发布文件，确定北京、杭州等21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从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了30多项政策予以支持，各地结合地区特点也出台不少支持政策。在税收优惠方面，对示范城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其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劳动工时方面，允许20个示范城市内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符合服务外包产业特点的特殊劳动工时制。在人才培训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或培训机构，每新录用或培训１名大学生，且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央财政分别给予企业不超过每人4500元、培训机构每人不超过500元的财政支持。在通讯设施方面，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国际通信发展，设立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与国际端口的信息高速公路，完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电信服务效率。

3、从挑战角度看，主要是自身还存在较多不足。一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规模比较小，人员、资金方面都有很大限制，难以承接长期战略性的外包项目。二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企业在承接项目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及时交付能力等方面与许多印度同类型企业相比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三是市场过于集中，如发展最为迅猛的软件外包，日本市场比重高达60%左右，而且接包的业务大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四是高端人才稀缺。尽管国内每年有数百万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提供基础的人力资源，但缺少高端人才，使这些基础人才就像一堆珍珠没有链子形不成一串项链一样，转化不成现实生产力。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直接影响服务外包行业盈利能力。服务外包行业属于高素质人才密集型的服务产业，劳动力成本占70%以上。目前企业经营成本通常按人民币计价，而收入按美元等外币计价，人民币升值给国内外包企业带来较大的压力。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软件外包企业的毛利率下降0.7个百分点。

三、整合各方资源，给予政策支持，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良性发展

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才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服务外包的良好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但应该看到，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自身在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当前的重点是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加速实现从“成本导向”向“价值导向”的转变，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在规模和水平上整体提升。

1、以规划为龙头引导形成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良好城市格局。

服务外包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发展起来，其产业形态很多，产业链条较长，在技术条件可行、追求成本降低的同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这就要求服务外包产业链上不同环节匹配不同类型资源。从城市发展现实看，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分布于不同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目前国内各个城市在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上都雄心勃勃，纷纷制定政策予以大力支持，这对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这一产业领域很有帮助。遗憾的是，大部分城市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城市特点进行准确定位，结果不仅很难发挥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而且很容易导致与当年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时的同质竞争一样，引发城市间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时进行恶性竞争，最终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对不同层级城市确定不同的功能定位，既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又促进城市间合理布局、良性互动、共同开拓国际服务外包市场。[4]比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具有高端人才多、市场需求大的优势，但也面临房租、电信、工资等商务成本高的约束，应定位在作为一级接包商，承接研发、市场开拓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环节；而成都、武汉、无锡等二线城市相比而言，高端人才较为缺乏，但是房租、人力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发展软件编码、呼叫服务等对成本敏感的相对低端服务业务。通过城市间的协作开发，共同打造具备国际影响力的“China Outsourcing”的整体品牌形象。

2、增强鼓励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培育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我国近年来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依然有一些可以改进之处。

一是出台相关政策时考虑外包企业实际需求。尽管近年来国家多次表示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时往往是服务外包企业难以享受优惠政策。建议今后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征求服务外包企业意见，以利企业发展。

二是改进政府监管模式。如医药研发外包中，需要进出口动物血清和其他生物制剂，量少但批次多、品种多，每次都需要进行检验检疫和其他审批；研发需要的毒品、危险化学品和同位素放射性物品等，用量达不到危险级别，但管理上与大批量生产企业一视同仁；软件外包中，大部分业务通过网上直接传输，但是要享受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必须用光盘作为一个媒介到海关申报出口。这些行政管理措施既增加企业成本又延缓交付时间，不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建议根据服务外包发展的实际需要，研究与其他企业实现分类管理、简化进出口程序、在产业集聚区内建设危化品管理平台等问题。

三是加大对留学人员归国的吸引力度。服务外包中的高端环节发展需要高端人才支撑。要引进高端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通过他们的介入，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和流程再造理念，设计出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使大学毕业生像制造业中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一样开展工作。从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些高端人才只能在先进企业中干出来，而很难由学校培养出来。印度的经验也表明，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是储备高端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应借助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就业机会减少的有利时机，加强海外学人中心建设，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解决好他们的子女就学以及生活中的一些身份认同问题，加强宣传推广，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

四是为外包企业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提供更大支持。当前国际大发包商的业务在全球分布，很多订单往往要求在全球多个地点同时提供外包服务，这就说明承接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利润丰厚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关键，是承接方要具备全球交付能力。这要求接包方必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多个业务交付中心，目前一些已有一定规模的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开始了它们的全球布局。鉴于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成本高、风险大，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勇敢走出去，带动国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

3、提高外包园区发展水平。在服务外包发展中，各类园区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十分必要。目前各类服务外包园区建设有待规范：一是各类园区过多，相互之间甚至恶性竞争，使得投资者无所适从；二是园区的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改进，许多园区是企业投资运作，但是承担大量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应该承担的产业发展职能，这种角色的多元化使得园区运作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影响到产业导向。为此建议统筹服务外包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尽可能对某些发展基础较好的园区实现高度聚焦，调动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优先发展。同时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克服地方政府和园区公司的局部利益冲动，提高招商引资门槛，确保实现高端发展目标。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各类园区的定位，对于其承担的公共职能，政府应该进行相应资金支持或政策支持。加强园区的公寓、酒店等商务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区域内的商务环境，尽可能实现“职住一体”。

4、增强外包行业协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服务外包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它可以整合行业内力量，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及行业标准，推动并携手政府解决行业和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业内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创造条件等，帮助企业沟通国内外业务信息、开拓国际市场。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有服务外包协会、软件行业协会、软件出口联盟、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等协会性组织，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在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将行业发展困境与政府沟通、规范和引导人员合理流动、推介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建议借鉴印度NASSCOM的发展经验，打破现行事业单位模式发展“二政府”性质行业协会的惯例，组建以骨干企业为主体的新型行业协会，确保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开展服务工作。规范外包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避免打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联合大中小型会员，以共同品牌开拓国际市场。联合国际知名咨询机构，推广我国的发展环境，使全球发包企业了解我国的研发实力和承接高端研发项目的定位。开展行业统计，为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长远规划。听取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及时向相关政府部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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