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0年12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了下半年经济展望报告（OECD Economic Outlook）。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危机之后，由于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全球活动在许多领域迅速恢复。但是全球经济的复苏是局部的、不平衡的，而且伴随着持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疫情之后，非金融公司存在普遍的财务困难和金融风险，企业的债务积压和高杠杆率阻碍了未来的投资增加和经济复苏。为此，政府需要积极使用各种政策工具，通过支撑劳动者就业、激发资本流向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并增加绿色支出，以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复苏，正如报告编者按的标题所说，“将希望变成现实”。本课题组现将该报告主要内容翻译、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是局部且不平衡的经济复苏在地区和行业间的表现差异巨大

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变得越来越缓慢，经济前景仍然非常不确定。在上半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突然冲击之后，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GDP比2019年底下降了10%，但随着封锁措施的放松，企业开始重新营业，家庭支出也恢复了。尽管经济增长喜人，但发达经济体第三季度的产出仍比疫情前的水平低了约4.5%，这接近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产出的最高下降幅度。如果所有经济体没有引入迅速有效的政策支持，来缓解冲击对家庭收入和企业的影响，那么产出和就业将会大幅下跌。

在封锁措施放松之后，许多经济活动开始了初步反弹，但最近的复苏步伐有所放缓，特别是在欧洲，该地区的产出现在可能再次下降。在发达经济体中，随着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封锁措施以应对新的病毒激增情况，零售和娱乐活动的日测度值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并且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开始再次下降。截至11月中旬，基于搜索的Google趋势指标还表明，在最近收紧封锁措施的许多欧洲国家中，2020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可能为负值。正如2020年第二季度所示，更严格的封锁措施、更低的流动性与更低水平的经济活动结果紧密相关。一些商业调查也显示，经济的最初反弹减弱了，特别是在服务业。在对经济活动进行全经济范围的月度估算的国家中，1月至4月间产出下降的2/3以上已在9月得到恢复，但各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某些类别的支出反弹相对较快，特别是家庭零售支出。家庭在服务上的支出，尤其是那些需要在生产者与客户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的服务支出或国际旅行的支出，仍然较为低迷。在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对消费者的总支出进行月度估算的经济体中，总支出仍比疫情前的水平低了约4%

在第二季度，随着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来支持收入，因为预防性储蓄水平提高，以及消费者支出受到了限制，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储蓄率提高了10-20%，在许多经济体中，家庭的银行存款持有量也猛增。尽管这为增加额外支出提供了空间，但调查证据表明，在信心降低、病毒的演变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预防性储蓄会保持较高水平。

额外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家庭贡献的，这反映出疫情加剧了现有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疫情期间工作时间的减少集中在低技能职业和低薪工人中。封锁措施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收入家庭的支出，因为他们在国际旅行、外出就餐和文化活动等服务活动上支出的比例较高。

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些过多的储蓄可能无法使得私人总需求的增加超出信心下降的负面影响。例如，存款的分布是有偏的。如果从危机中受益的一些大公司（尤其是在科技行业）推动了非金融公司存款的增长，那么过多的存款就不太可能刺激未来整个经济的投资。同样，如果家庭储蓄的增加主要是由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高收入家庭所推动的，那么不确定性的降低和封锁措施并不一定会导致广泛的消费增长。

在中国强劲增长的助推下，全球工业生产也有所恢复。但是，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工业生产依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经济对资本品的需求远弱于消费品，特别是在日本和德国。一些国家的投资意向减弱了，人们预期与病毒有关的不确定性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的预期使得企业投资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2020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量急剧收缩，商品贸易量比疫情前的水平下降了16%，国际旅行和旅游业大大缩减。重新开放期间经济活动的增加反映在贸易和集装箱港口的运输上，尤其是在中国、韩国和一些诸如越南的较小的亚洲经济体中，这是由于全球对口罩、其他个人防护设备以及与远程办公相关的商品，包括IT设备的需求增加所致。中国工业生产的复苏也刺激了对许多原材料的需求，尤其是金属。全球出口订单的调查测度值已从4月份的谷底回升，但仍然疲软。航空客运和旅行也仍然异常疲软，这打击了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的出口收入。

市场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可能再次出现

疫情危机爆发后，尽管前景高度不确定，但自中央银行作出迅速而全面的反应以来，金融状况已基本恢复正常。在三四月份，疫情的迅速蔓延和严格的封锁措施引发了金融资产价格的历史性下跌以及波动率的普遍上升，一些市场停止了正常运作。此后，尽管近期在某些经济领域出现了波动，但股票价格还是全面反弹，波动性指标也已恢复至历史水平。在许多大规模经济体中，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此前由于大规模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资本向安全地的普遍逃离至以及黯淡的前景，这一收益率已经达到历史低点。除少数例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也有所反弹，这反映出全球风险情绪的改善以及对美国新冠疫情危机恶化的担忧。

重要的是，在市场更脆弱的地方，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有所减轻。3月份的抛售后，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金迅速反弹，从而缓解了许多有大量财政需求的主权借款人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企业行业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解，大公司成功利用市场筹集现金和/或建立缓冲，并且对于投资级借款人，公司债券的利差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许多评级较低的公司和主权借款人仍面临较高的借贷成本和/或推迟了新债券的发行。尽管公司的评级降低（主要集中在较脆弱的债务人中）已经放缓，并且到目前为止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峰值时期，但消极的经济展望依然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迄今为止，由于强大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仍保持了弹性。但是，银行的股票价格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盈利能力下降，贷款标准普遍收紧，如果特定行业的经济活动仍然减弱或进一步收缩，银行将继续遭受损失。货币市场基金和投资基金也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压力。

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可能会再次出现。尽管当前的流动性压力已经消失，但主权和非金融行业债务的持续快速积累将导致众多经济体对偿付能力的担忧。例如，根据一些估算，美国和欧洲的投机级公司的违约率到2021年预计将翻一番，航空公司、酒店和汽车业等受到重创的行业可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中小企业的破产，特别是处于受到重创的住宿、食品和娱乐行业的中小企业的破产，预计也会增加。在美国，危机前的高公司债务水平和商业房地产估值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向这些企业提供的贷款的损失高于预期。

在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挑战可能尤为严峻，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更为有限，并且更容易受到全球需求冲击的影响。那些广泛依赖受创最严重的行业（如旅游业和酒店业）的国家和商品出口商尤其会受到影响。尽管在中国强劲需求的推动下，一些商品价格（如食品和金属）已从4月份的低谷中恢复过来，但其他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仍然低迷。短期内，旅游业反弹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消费者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国际旅行限制可能持续到2021年。

赛事和娱乐、住宿和餐饮行业的财务压力最大，这两个行业分别有40%和30%的公司表示无法满足三个月以上的金融负债。

受创最严重的行业其金融脆弱性似乎也更大。艺术和娱乐领域中约有3/5的公司，住宿和餐饮业中有2/5的公司报告说，运营成本目前超过营业额。

对继续从事贸易的企业所感知到的破产风险的调查提供了一幅相似的图景。例如，在英国，截至9月底，约有18%的公司报告中度或严重的破产风险；在住宿和餐饮服务方面，这一比例为38%。

经济复苏伴随持续的不确定性经济的稳健增长依赖于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近期全球前景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增长前景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新疫情爆发的程度、持续的时间和频率、可以有效控制这些爆发的程度、广泛接种有效疫苗的时间以及重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行动继续支撑需求的程度。

与病毒一起共存至少6到9个月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恢复更严格的封锁措施的期限对经济活动和信心的影响将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检测、接触者的追踪和检疫安排的有效性以及医院容量的利用程度。但是，即使在更容易控制疫情的地方，某些受限制措施影响很大的服务行业依然可能受到干扰。在许多经济体中，这些行业在全部活动和就业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失业和破产很可能对经济其他部分的需求带来不利的溢出效应。持续的失业也将使数百万非正式工人的贫穷和贫困风险更加恶化。疫情加剧了先前已经存在的脆弱性，例如许多国家的公司和主权债务高企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这也可能减慢复苏的步伐。

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产出水平将恢复到2019年底的水平，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产出仍将持续低于疫情之前的预测水平，这表明疫情造成长期成本的风险很高。

许多国家仍在继续实施职位保留计划和企业支持措施，财政支持有助于在短期内支撑需求，但在有效的疫苗得以广泛接种之前，这不太可能防止在那些受持续封锁措施影响很大的服务行业中出现的企业破产和随之而来的工作流失。自疫情开始以来采取的其他货币和金融政策措施对于稳定经济非常重要，有助于确保金融稳定并减轻债务负担。但是，它们对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的影响将取决于信心恢复的程度以及企业降低其投资门槛的程度。

高度不确定性、信心不足和就业状况可能会暂时提高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在疫情期间增加了10-20%，尽管这一情况可能会在2021-22年间慢慢消失。储蓄日益集中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可能下降，这些情况将遏制某些国家的消费支出回升。在发达经济体中，私人消费在今年下降超过6%之后，预计在2021-22年间年均增长3.5%，家庭储蓄率在整个预测期间都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

疲软的需求增长和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抑制投资，特别是那些负债累累的公司。在主要经济体中，到2021年，企业投资预计将比今年平均增长约1.75%，但仍将大大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企业投资预计到2022年会有更大的回升，将增长4%以上。住房投资的恢复预计会更快一些，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住房投资将增长4%，这要归功于需求对抵押贷款利率降低的敏感性。尽管总投资有所恢复，但净生产性投资似乎仍将进一步削弱。长期的疲软投资增加了低产出增长持续存在的风险，并导致疫情之后的潜在产出增长放缓。在经合组织中位经济体中，净生产性投资（企业加政府）预计将在2020-22年平均占GDP的3.5%，低于2015-19两年期GDP的4.5%。

劳动力市场状况预计将保持疲软。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失业率在2020年第四季度约为7%，在未来两年内仅下降3/4个百分点。由于某些国家的临时工资和就业支持计划将逐渐取消，预测就业仅会适度增长。2021年大部分时间持续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意味着，许多公司最初将选择通过增加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增加整体员工的人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职位保留计划的帮助下保留了员工。许多灰心丧气的工人和失业时间较长的人可能会离开劳动力队伍，并且一些年长的工人可能决定比预期时间更早退休，从而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参与率预计将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以下，这是疫情在更长期带来的成本。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疲软反过来可能会抑制工资和收入的增长。 

经济预测的两种情境

基线预测取决于疫情的演变、对为了遏制病毒传播及其经济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的判断，以及对成功部署疫苗的更高预期可以维持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假设。在未来两年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结果。下面列出的两种情境使用了NiGEM全球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不同假设的潜在影响。

从上行情境来看，比设想中更快的疫苗接种速度可以比基线预测更大程度地增强信心，支出也更加强劲。这将促进GDP增长，特别是在2022年，并加强自疫情开始以来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所有地区，产出更快地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基线活动与危机前预期之间的差距减半。世界贸易增长也大大加强，到2022年将增长约3.25个百分点（相对于基线），这将促进所有经济体的出口。

随着经济活动的回升、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失业率下降1个百分点，支出会出现大幅增长，发达经济体的私人消费增长了3%以上。强劲的需求也刺激了企业投资，中位发达经济国家的企业投资增长了2.25%（相对于基线）。这增加了资本存量，提升了经济持续复苏的前景。

强劲的增长也有助于减轻政府债务负担，到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将下降约4个百分点。

从下行情境来看，如果最终生产和部署有效疫苗所面临的挑战比预期的要大，从而延长了需要采取持续封锁措施以限制疫情爆发的时间，那么人们的信心将持续疲软，不确定性会提高。这将进一步增加破产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是在那些活动将再次受到严格限制的行业。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将增加，企业投资将减弱，某些行业的资本被废弃，金融市场可能发生大幅度的重新定价，反映出更大的风险厌恶倾向。这将削弱全球增长，特别是在2021年。

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活动可能会基本停滞，然后在2022年之前逐渐恢复，并保持在预测的基线路径以下，并进一步增加疫情的成本。全球产出只有在2022年底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比基线预测晚一年。

需求下降也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到2021年贸易增长相对于基线下降了7%以上。

家庭储蓄增加、不确定性增加和金融状况趋紧导致私人需求大幅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2021年，中位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投资下降约12%，到年底失业率上升1.7%。

在中位发达经济体中，到2022年，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将增加超过7.5%。 

疫情后的债务积压和金融风险非金融公司存在普遍的财务困难和高破产风险

经合组织国家中决策者的迅速果断反应，帮助企业弥合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经济冲击而造成的短期流动性短缺，避免了立即而广泛的破产危机。但是，在封锁期结束之后，许多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公共卫生危机。面对如此空前规模的冲击，企业被迫耗尽现金和资产缓冲，并筹集新的资金。这种情况很可能转化为持续的企业破产风险，并导致杠杆率显著提高，从而在长期内抑制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普遍的财务困难和杠杆上升。处于困境中的非金融公司（即预计其账面价值为负数并因此具有很高破产风险的公司）的数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增加。

根据估算，利润下降的幅度很大，平均为正常时间利润的40%至50%（取决于所考虑的情况）。在利润大幅减少之后，本来可以生存的公司中有7.3%（9.1%）在上行（下行）情境下会变得财务困难，因此，相应地，先前“安全的就业岗位”的6.2%（7.7%）将受到威胁。在发生新冠疫情冲击后，受困企业的总数将比“正常时间”翻一番，因为估计大约有8%的企业在新冠疫情没有发生的情境下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结果因行业和公司的类型而异。在“住宿和食品服务活动”行业中，本来可以生存的企业陷入困境的份额达到了26%（在下行情境中为32%），而在“信息和通信”和“专业服务”领域中，这一比例几乎为零。危机也严重打击了“运输”，“批发和零售贸易”，“艺术，娱乐和休闲”以及“其他服务活动”等行业。受困企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平均水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有形投资密集型行业比无形投资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与公司使用创新技术和远程办公的多样化能力相一致。同样，生产力较高的公司受到的影响要小于生产力较低的公司。在生产率分布中处于最高水平的那1/4的企业，其财务困难的百分比微不足道。此外，与更年轻的和更小型的同行公司相比，大型公司更容易面对冲击。

股权相对于正常时间的减少对企业的杠杆率具有直接影响：样本中的中型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将在上行情境中上升6.7个百分点，在下行情境中上升8个百分点。重要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杠杆率相比于危机前的水平估计会大大提高，而且杠杆率非常高的公司比例较大，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负债过多现象。

同样，相对于往常情况而言，利润大幅下降可能会损害公司偿债的能力。尽管假设利息支出与正常时间相比没有增加，但仍有30%（36%）的公司盈利不足以弥补其在上行情境（下行情境）中的利息支出，即它们的利息保障率低于1。就中型公司而言，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其利息覆盖率估计约为一半。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异质性，在“住房和餐饮服务活动”，“艺术，娱乐和休闲”和“运输”行业将出现难以偿还债务的情况。毫不奇怪，根据该指标，预计年轻的、小型的和生产力较低的公司也将受到此次危机的沉重打击。

债务积压对投资和经济复苏具有负面影响

债务积压对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公司债务水平较高，要求企业在经济危机后减少投资，从而减缓复苏的速度。

负债水平的提高和违约风险的增加可能使公司面临所谓的“债务积压”风险。当一家公司的未偿债务很高且违约的可能性很大时，即使在有获利的投资机会的公司中，投资能力降低和投资规模减少也会产生去杠杆化的压力（通过削减成本和缩小规模），这也可能减缓复苏的速度。如危机初期所示，对销售的负向压力、未来销售和利润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这些因素共同增加了违约风险，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被下调。例如，2020年3月，经合组织国家中的389家非金融公司的信用等级有所下降，而2019年3月则下降了61家。反过来，贷款质量的下降可能损害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也会降低银行对具有良好增长机会的公司的贷款。

报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了1995-2018年间债务与投资之间的历史关系。结果表明，与模型预测的比率相比，债务与总资产的比率增加意味着在上行（下行）情境中投资与固定资产的比率下降2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分析证实，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鉴于2020年初的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并且疫情的经济后果导致企业债务的持续存在及预期的增长，债务积压可能会阻碍投资并阻碍经济的快速复苏。

缓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选择

增加股权资本可以在不增加公司债务的情况下支持可行的业务。相对于债务增加，额外的股权可以降低杠杆比率并提高利息覆盖率，从而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并有助于潜在的复苏。在未来销售市场增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考虑到股权的作用就像自动稳定器一样，企业也可能需要股权融资。政府有各种政策选择来扩大股权融资以支持能够独立生存发展的企业。

如果杠杆率和违约风险仍然很高，则股权和准股权注入可能不足以使公司正常运营。对于这样的公司而言，通过债务重组来减轻债务负担既可以改变潜在违约的时间，也可以改变其投资的可能性。大多数国家已经修改了其破产框架，为破产企业提供了在短期内生存的机会，例如，放宽了一旦出现资不抵债，董事申请破产的义务（例如法国，德国，卢森堡，葡萄牙和西班牙），或者放宽了债权人发起破产程序的权利，例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土耳其。然而，对破产制度特征的更多结构性改变既可能成为成功重组的障碍，也可能有助于协调债权人的权利，使其与维持公司的生存能力相一致。危机可以为这种改革提供机会。

寻求可持续的包容性复苏支撑劳动者就业以减小疤痕效应

疫情造成的破坏可能会留下长期的伤疤。生活水平将低于先前的预期，投资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疲软，更长的失业期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增加，使得部分劳动者尤其是弱势群体从劳动力队伍中退出。适应危机的持久影响很可能需要对劳动力和资本进行重新分配，尽管这种重新分配的程度尚不确定。在危机之后，受社交距离要求以及消费者偏好变化影响最大的许多行业可能会永久缩小。向远程工作的持久转变，以及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服务的数字化交付的增加，也可能会改变工作岗位的组合以及许多工作场所的位置。这些变化放大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诸多问题，比如经济长期的疲软增长，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以及适应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的需要。

如果经济刺激措施和复苏计划在恢复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也重视环境目标的实现，那么制定的促进复苏的政策就是应对这些新老挑战的机会。在疫情高峰时采取的支持就业、收入和公司的措施必须灵活敏捷，越来越注重工人而不是工作，越来越关注随着复苏的进展可以独立生存的公司，这些措施要结合有助于加速复苏的结构性政策改革。在冲击之后，那些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可以适应于必要的再分配的国家，其经济衰退留下来的长期的伤疤可能会更小。

受社交距离要求和消费者行为变化影响最大的行业是就业密集型行业，占总就业人数的20%。其中一些行业，尤其是酒店和休闲服务，已成为过去十年中总体工作增长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疫情之后，低薪工人、年轻人以及从事非标准工作和非正规经济的工人，面临失业和长期失业的风险。对于年轻的工人来说，在经济衰退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在很多年内对收入产生疤痕效应。

尚不清楚那些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的产出能否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一项关键挑战是拓宽紧急工作和收入计划的关注点，以确保为那些可能需要转到其他行业或地区的新职位的工人提供足够的支持。诸如短期工作计划或工资补贴之类的职位保留计划在保留现有职位方面是有效的，但可能会阻碍行业之间的合意的调整，尤其是在复苏速度低于预期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职位保留计划的工作重点需要逐步调整，以支持工人而不是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计划进行大量的额外投资，包括帮助求职者找到工作的就业服务，并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从而为流离失所的工人、低技能工人创造新的机会。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改革，例如职业许可限制和住房市场刚性，也将有助于促进工作分配，并降低疤痕效应持续影响的可能性。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托儿服务和适当的收入保护，也必须是精心设计的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这可以提高劳动参与度，并使劳动力市场更具包容性。此类措施将有助于增加机会并促进重新分配，同时在短期内保持对需求的支持。

激发资本进入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长期的疤痕效应，并为危机后的生产率增长铺平道路，还需要逐步将资本重新分配给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行业和活动。随着复苏的进展，政府将逐步取消通过工资补贴、递延税款和担保等措施对公司的支持，以确保长期内不支持那些不能独立发展的公司。就支持措施鼓励公司承担更多债务的问题而言，较高的杠杆率和偿债负担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风险，即减少可用于为新投资和就业提供资金的内部资源。可能的解决方法包括延长贷款担保的期限，或将与疫情相关的公共支持转换为公共股权，尽管应注意确保这样做不会扭曲竞争，并有透明且明确定义的恢复计划和此类投资的有条件的退出策略。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一种新的就业增长的重要来源）的另一个有用的选择是，将政府（与危机相关的）贷款转换为赠款，条件是企业要用这笔资金来支付运营费用。

过去的模式表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公司的破产率越可能会上升。随着复苏的进展，许多国家也必须逐步取消今年用于限制公司破产的正常破产和银行法规的豁免规定。调查证据表明，许多公司目前仍在继续蒙受经营亏损，并持续感知到重大的破产风险，特别是在那些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为避免破产程序中的不当拖延，某些国家可能需要进行改革以简化破产程序，并确保破产法不会对破产失败进行过度惩罚，这样才能刺激未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资本再分配。

促进经济的绿色复苏

政府为支持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还需要抓住时机引入必要的行动，从而促进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并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威胁。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许多政府在其财政刺激和投资计划中都包括了“绿色”复苏措施，但这些措施通常只占其所提供的总体支持的一小部分。除非伴随有脱碳的附加条件，否则某些行动（例如减少或免除环境税和费用，或对排放密集型公司如航空公司的财务支持）可能会对环境结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

针对特定行业的财务支持措施应以环境改善为条件，例如受危机影响尤为严重的污染密集型行业要做出更强有力的环境承诺和表现。考虑到化石燃料价格可能长期比一年前的预期水平更低，政府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公司投资于节能技术。如果长期价格信号（包括通过碳定价）与环境和气候政策目标更好地保持一致，那么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为清洁技术的长期投资而筹集资金的前景也会改善。此外，对贫困家庭和小企业的补偿措施有助于缓解不利的分配影响，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机会例如促进远程办公、确保高速宽带的广泛可用性，也促进了低碳转型的行为改变。

各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实施精心设计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包括扩大电网，使电网现代化，对可再生能源的支出），以及投资回收期较短的项目（例如更节能的建筑和家用电器）来直接提供帮助。此类投资与确保竞争性市场的措施相结合，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建筑和废物管理等行业，还可以在最终需求疲软的时候保留现有的工作机会。

如果要全面实现可持续能源目标，包括《巴黎协定》，则需要大幅增加能源投资。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平均每年的能源投资可能需要比当前政策背景下的预测水平高出约25%，并且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支出构成也需要逐步发生变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