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会在京召开。发布会由《非洲发展报告》主编张宏明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王林聪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出席发布会的还有本年度《非洲发展报告》主要编创人员詹世明副研究员等。

本年度《非洲发展报告》的4位撰稿人：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发展部总经理郝睿介绍当前非洲经济形势和中非经贸合作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黎文涛副研究员介绍了非洲政治、安全形势及其走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姚桂梅研究员介绍非洲经济形势及其走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刘中伟副研究员介绍非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及其走势。中国外交部非洲司舒展大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罗建波教授先后就本年度《非洲发展报告》发表评论。

本年度《非洲发展报告》由主报告、分报告、专题报告、热点问题、对外经济联系和文献资料六部分内容构成。

2020年适逢第60个“非洲独立年”。政治独立开启了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探索之路，作为这一探索的持续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非洲政治民主化也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站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的综合视角来考察问题，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以政治多元化特别是多党制为特征的非洲民主化，既是冷战终结所引发的新旧国际格局转换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也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其政治发展之路的持续过程；既是政治发展国际潮流和全球民主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纪之交非洲国家系统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这场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不仅改变着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治生态，同时影响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不仅影响着非洲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的重组，同时也改变着非洲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域外大国与非洲关系。然而，学术界对非洲民主化是非曲直的评价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站在学科和学术发展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估本轮非洲民主化的演化脉络、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向。

本年度《非洲发展报告》系统阐述和评估了当前非洲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发展路径和实施效果，分析了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冲击，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影响做了前瞻性研判；分析了2019年非洲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经济发展状况和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新动向与发展趋势；从全非视角分析、研判非洲政治民主化的演化脉络、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非洲政党政治演化的新问题、新特点和新趋向，以及国际社会对非洲政治民主化的评估，同时对苏丹、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肯尼亚和赞比亚5个国家的民主化状况、政治形势及其演化趋势展开分析、研判；分析了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区和大湖地区3个次区域的安全局势。另外，论述了2019年非洲对外贸易、国际对非洲投资和援助的最新动态。

皮书导读

新冠疫情对非洲产生严重冲击，加重非洲经济“低增长、高债务”困境

黄皮书指出，新冠疫情对非洲国家产生了严重冲击，加剧了非洲经济“低增长、高债务”困境，进一步暴露了非洲长期以来单一经济结构和外部依赖型经济模式的脆弱性。疫情在短期内也给中国企业开展对非经贸合作带来较大困难，但疫情没有改变中非经济长期互补的基本面和深化互利合作的大趋势。在以往合作基础及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非经贸合作需要加快创新和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报告指出，疫情之前非洲经济整体上已陷入“低增长、高债务”的困境。1995～2008年，受益于全球需求旺盛带来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加上国际金融机构和巴黎俱乐部等多双边对非减债措施，非洲国家政府收支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经济连续10多年以5%以上速度较快增长。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及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出现明显波动和下滑，人均收入增长近乎停滞，财政收支趋于恶化，外债规模与风险快速上升。偿债负担加重，挤占各国财政资源，导致无力增加生产性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进一步减缓了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财政空间有限，非洲国家应对疫情等外部冲击的政策能力受到限制。非洲经济结构转型进展缓慢，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路径仍在探索。虽然1995～2014年非洲经济获得了10多年较快的增长，但非洲整体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服务业成为GDP主要贡献部门，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经济体在工业化成熟基础上发展为服务型经济的结构转型，更大程度上是制造业发展停滞的表现（“未成熟的去工业化”）。有些国家优先发展信息通信产业以及外贸服务业、园艺和农产品加工业（“无烟囱的工业”），效果还有待观察。非洲还处于全球产业链边缘，多数国家仍然出口原材料或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增长受制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经济仍具有很大的脆弱性。未来非洲发展进步可能将有两股促进力量，一是非洲中产阶级的增加及其消费能力的提高，二是非洲市场加速形成、扩大和融合，特别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以及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的兴起。考虑到非洲经济自身的脆弱性及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新冠疫情将对非洲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预计影响将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各大机构纷纷下调非洲经济增长预期，同时经济增长预期低于人口增长率，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人均收入的下降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并将严重影响非洲国家的民生。疫情下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侨汇、援助和直接投资也显著减少，抗疫、防疫等额外公共支出增加，收支失衡、汇率下跌进一步削弱非洲国家偿债能力。全球需求疲软致大宗商品价格骤降，非洲货物和服务出口大幅下滑，支柱产业和实体经济受到冲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测今年非洲石油出口国将损失650亿美元，矿产出口国经济增速将下降至少8个百分点。多国旅游业遭受重创，航空公司难以为继。受经济下行以及人员、资金及物资流动遇阻等因素影响，短期内中非经贸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全年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可能继续下滑，双边贸易额可能出现显著减少，对非投资项目开发进度放缓，部分存量项目停工停产。但从全局和长远看，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价值、示范意义增强。疫情并未改变中非深化合作的内在动力，反而凸显了非洲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中非经贸合作加快转型升级。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可以在能源矿产、医疗卫生、制造业、农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1～26页）

非洲选举政治逐渐趋于理性，但转型中新问题仍不断涌现

黄皮书指出目前非洲政治生态总体上呈现良性发展态势，部分长期困扰非洲政治的痼疾在缓解，这也为非洲安全稳定带来了利好。与此同时，影响非洲政治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关键变量已经发生变化，其中经济社会转型矛盾、街头政治运动、地缘政治博弈给非洲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

非洲政治发展中最积极变化之一就是“选举政治趋于理性”，“逢选易乱”状况已大为改观，选举政治引发的部族冲突和社会动荡大幅减少。从冷战结束至今，非洲多数国家经历了数次选举，多次的制度实践深刻影响了非洲政治生态和社会认知，非洲政客、精英、民众对选举政治的接受程度变得更为理性，而非洲联盟、地区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对非洲选举政治规则已“建章立制”。非洲社会在经历多次选举冲突后，对暴力产生了集体排斥心理，人心思稳成主流。总体上看，在外来制度与本土政治的交融过程中，虽有“水土不服”情况出现，但非洲国家正着力减少和抑制两种政治文化融合中的消极面，增强两者的互补性，寻求非洲政治良性发展路径。但应该看到，长期影响非洲政治安全的根源性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赢者通吃”“部族政治”“军人干政”依然深刻影响非洲政治生态，非洲民主政治进程仍存在反复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非洲发展水平低和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成为考验非洲领导人执政能力以及影响非洲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政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情况明显减少，引发动荡的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或群体性事件，此趋势愈加明显。不少非洲国家“老人政治”现象突出，社会民众出现厌倦心态，有的领导人长期执政后利益固化，改革创新停滞，忽视国家治理，各种矛盾积累。随着民主转型深化，非洲国家政党权力格局呈现分散和多元特点，“一党独大”的权力格局受到极大冲击，政党间的力量对比更趋均衡，选举引发争议、冲突现象比以往突出。

非洲暴恐形势从2015年起一度有缓和迹象，主要得益于“博科圣地”势头受到压制，以及索马里和平进程推进，但2019年形势再度升级恶化。地区国家内乱不止，财力不敷，国际支持不足，使萨赫勒地区反恐局势面临严峻挑战。在国际联合打击下，索马里“青年党”暴恐活动虽呈现减少趋势，但其能力依然不可小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势力范围受到严重打压，力图向非洲渗透，寻找新“庇护所”。

大国对非战略以及在非洲竞合态势向来是影响非洲政治的关键因素。近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升级，大国在非洲的地缘博弈更趋激烈。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为缓解地缘压力，加快了重返非洲的步伐；中东国家在红海和非洲之角争夺地缘影响力，其内部的地缘政治博弈向非洲蔓延。

（原文参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7～40页） 

非洲各国经济增长不平衡且受疫情冲击较大，外界期盼非洲自贸区能为重塑非洲社会带来新契机

黄皮书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定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但在投资和消费的驱动下，2019年全非经济增速仍恢复到3.4%,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仅为2.5%。从国家层面来看，仍然延续了不平衡增长的特征，非资源型国家主要受益于工业及服务业部门的稳定增长，公共消费及投资规模稳步扩张，经济增长相对强劲；非洲资源型国家受石油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普遍不足，尤其是尼日利亚、南非和安哥拉这三大经济体拖了全非经济增长的“后腿”。

报告指出，2020年非洲大陆一体化的提速以及数字经济的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使国力孱弱的非洲经济受到冲击，社会发展陷入困境。非洲国家旅游业、航空运输业和石油业受到明显冲击，外贸创汇与外资流入减少，财政赤字加剧，主权债务风险趋升，非洲自贸区谈判延迟，非洲经济下行，预计GDP增长率将萎缩4%左右。与此同时，疫情加剧了非洲地区的粮食危机和疾病流行，导致贫困和失业人口激增、政治和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非洲包容性增长战略受到严峻挑战。

报告指出，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缺乏造血机能是其经济走势被国际经济环境左右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多家国际机构均认为，尽管非洲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但非洲的内生动力在增强，2020年非洲大陆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GDP增速预测值为3.1%～3.9%。但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非洲经济复苏进程被中断，国际金融和智库机构一致认为,在全球经济或将进入历史性衰退的背景下，非洲经济也将呈现负增长。但新冠疫情也促使非洲国家深刻反思外向型经济的弊端。一方面，非洲经济长期以资源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模式因过度依赖外部世界，难以抵御外部冲击；另一方面，非洲经济“有增长、无发展”或“有增长、少发展”，只是中上层阶级受益，底层民众难以体面生存的利益分配结构存在社会隐患。综观非洲联盟、地区组织和国家层面的抗疫举措，可以发现未来非洲国家将加快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发展制造业、清洁能源、电子商务、科技产业来实现经济多样化；通过资助小微企业使其向正规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就业和区域供应链体系建设；通过加速完善非洲自贸区协议框架，发掘内部经济潜力，提高集体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外界期待这些举措为重塑非洲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新契机。

（原文参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41～60页）

大国对非关系正全面进入“峰会时代”，大国在非竞争性逐渐增强，峰会与经合成为大国非洲热的主旋律

黄皮书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主要大国对非政策继续进行着深刻调整。2019年，世界主要大国纷纷举办与非洲的峰会并出台对非新举措，掀起一股新的“非洲热”，也使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关系呈现出新的态势。总体上，大国对非关系正全面进入“峰会时代”，强化对非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各个大国对非政策的主旋律，这是2019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两条主线。此外，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性增强也是2019年大国对非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了“非洲新战略”。总体上，2019年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政策就是对2018年末推出的“非洲新战略”的细化和完善。特朗普政府在维系美非高层互动的同时，重申美国对非洲反恐的重视与承诺，大力强化对非经济合作，多方位提高美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欧洲大国继续深化对非合作。英国、德国、法国高度重视非洲，纷纷推出新举措强化对非关系。总体上，作为新一轮大国非洲热的重要推动者，英国以“脱欧”为主线筹划对非关系，德国以峰会和高访为轴推进对非合作，法国则以总统访非为契机从多层次完善对非布局。日本也加强了对非合作的力度。2019年，日本对非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第七届东京非洲开发会议加大对非洲经济领域的投入力度。2019年，在主要金砖国家中，印度继续保持对非洲的重视，以峰会和高访带动对非合作。俄罗斯对非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普京政府改变在非洲实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姿态，通过召开首届俄非峰会高调“重返非洲”。2019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开局之年，峰会的积极效应开始持续释放。中国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年内，中非领导人加强高层会晤，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平稳增长，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积极进展。大国掀起新的一轮“非洲热”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深刻的战略动因。总体上，一是因为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此外，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精神的指引下，中非关系继续健康、快速发展，也成为引领大国“非洲热”的重要因素。从趋势上看，利用峰会机制来引领对非合作、加强对非经济合作和强调对非关系的竞争性仍将是未来三至五年大国对非关系基本特征。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61～73页）

非洲多党政治呈现混合型特征，多党政治呈现制度化和非正式化趋势

黄皮书指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非洲多党政治实践历经30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明显的混合性特征，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报告指出，冷战后，非洲多党政治的混合性表现为非洲政党政治发展的两种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多党政治的制度化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竞争性政党体制几乎成为非洲大陆所有国家的政党体制。除了斯威士兰为君主制，厄立特里亚实行一党制，南苏丹、索马里处于战乱或重建初期，其他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早已开放了党禁，采取了竞争性多党制。其次，多党选举已经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截止2020年，该地区一半左右的国家经历了5～6个完整的选举周期。任何一年，非洲大陆都会举行大约10次全国选举以及数量更多的地方性选举。再次，公民权利实现常态化。即使近年一些非洲国家自由受到恐吓、打压和威胁，非洲民众依然坚持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和政治诉求。非洲政党政治的第二个趋势是非正式化现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党政治领导阶层保持了明显的持续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国家的总统选举更替仅为20%。而且，1990年民主化以来的非洲国家政党的顶层领导大致延续了威权时代执政的单一政党的人际网络。第二，在非洲多党制中，普遍存在总统政党主导现象。虽然在每个选举周期涌现的政党数量惊人，但在选举后立法机构中扮演有效角色方茹政党数量很少，一般仅有两到三个。总统所属政党几乎始终控制着立法机构多数席位。无论民主或专制水平如何，一党主导体制构成了非洲政党政治的另一突出特征。第三，强人政治回潮。一方面，部分国家的“老人政治或家族政治”现象依然在持续；另一方面，强人政治的最新表现是21世纪以来非洲政治中出现了“第三任期”现象。至2018年初，非洲已有17个国家的领导人谋求改变任期制，其中11个取得了成功。进入21世纪尤其近10年来，两大趋势主导的非洲混合性政党政治呈现一些新动向。其一，一党主导型政党体制出现下行态势。一方面，一些主导政党体制瓦解，包括布基纳法索（2014）、赞比亚（2011）、莱索托（2012）、尼日利亚（2015）、塞舌尔（2016）、冈比亚（2016）等；另一方面，即使一些维持执政地位的主导政党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南非的非国大和坦桑尼亚的革命党等。其二，族群、宗教和传统制度对非洲政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复杂化或复兴的趋向。比如，五旬节教运动在非洲日益兴盛、酋长等传统领导人在非洲政党政治中的复兴。其三，多党选举政治出现了新动向，包括政党竞争出现了纲领化和议题化现象、新型总统候选人的出现、民粹主义竞选路线的兴起、政党竞选或执政联盟的大量涌现等。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20，第132～147页）

非洲之角中长期转型正在启动，重返冷战时期动荡范式可能性大增

黄皮书指出非洲之角的地区中长期转型正在启动，但外生动力推动下的范式重演可能明显大于内生动力推动下的范式超越，必须有效利用发展思维转换、战略自主性提升及新兴大国介入等积极因素，推动地区转型朝可持续方向发展。近年来，非洲之角重返冷战时期的纵轴和平-横轴动荡范式的可能性大增。第一，随着海湾国家矛盾日益激化并快速溢出，非洲之角军事化态势明显，横轴动荡可能再次贯穿红海两岸。2015年后，短短3年时间里，阿联酋、土耳其、沙特等在非洲之角新建军事基地数量与2015年前所有军事基地数量相等。加上其他域外大国，到2019年底非洲之角已建成、在建和计划建设的军事基地多达18个。军事化正成为非洲之角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第二，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大国更强调海上通道安全，冷战时期的纵轴和平-横轴动荡范式可能重演。第三，非洲之角国家和地区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讨论之外，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无法影响地区态势的格局可能重现。如果说外生动力推动地区范式重演，那么内生动力却有潜力实现范式超越。第一，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非洲之角国家治理思维正逐渐从“安全第一”转向“发展第一”，有助于强化非洲之角国家对红海地区横轴动荡的管理能力。埃塞新总理阿比上任后，迅速通过一系列举措扭转国内局势，积极推进地区和平，巩固了“发展第一”思维的地位，这对促进其他国家和整个地区的治理思维转型也有积极影响。第二，以非盟和伊加特为代表的非洲之角地区治理机制围绕海上安全的战略自主性提升，有助于提高地区机制对红海通道纵轴和平的参与能力。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及海湾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发展支持，有助于强化非洲之角的地区治理能力培养，而非助推非洲之角军事化发展。尽管外生性动力可能远较内生性动力强大，但当前阶段仍是非洲之角实现可持续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难得机遇，需要非洲之角的集体创新努力。第一，非洲之角各国应推动国家治理的转型升级，塑造自身长期可持续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确保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的平稳有序推进，确保冲突国家的可持续转型乃至可持续和平，并确保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第二，非洲之角地区治理机制尤其是伊加特应强化地区共识培育，推动地区单一方法，巩固地区内发展与和平成果，重点强调地区共同立场塑造和公共平台建设等。第三，非洲之角国家和地区治理机制应鼓励国际伙伴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特别是促进地区朝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转型。非洲之角地区转型对中非合作、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有着长期深远影响，中国应从如下方面促进非洲之角地区转型实现可持续：加强与非洲之角各国的经贸合作，推进与该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加强与非洲之角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安全合作，非洲之角帮助提高治理能力；与海湾国家加强在非洲之角的三方合作，推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朝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加强参与国际社会有关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讨论和机制建设，积极维护非洲之角的利益。

（原文参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66～286页）

萨赫拉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日益严峻，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遭受挫折

黄皮书指出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日益严峻，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遭受挫折。由于西方国家的反恐政策与地区国家的战略利益不尽一致，反恐机制存在协调问题，反恐行动有所背离当地的综合社会环境，对地区国家的援助资金难以到位，受到地区国家的指责。地区国家面临艰难的反恐形势，开始调整反恐策略，重视经济发展在反恐中的作用，并加强地区国家反恐力量的合作。报告指出，萨赫勒地区是世界上生活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国家治理能力薄弱，安全形势脆弱。自2010年利比亚内战爆发以来，该地区深受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军事冲突的多重威胁，是全球恐怖主义组织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自2013年马里危机爆发后，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安全危机和军事冲突向周边国家蔓延。近年来，国际社会加大干涉力度，但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不见好转，反恐行动收效甚微。当前，萨赫勒恐怖主义组织分化为四大群体，组织形式上更趋分散化。萨赫勒地区恐怖袭击活动日益频繁，造成大规模死伤，有组织犯罪成为其帮凶。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失控的危险。西方主导的国际反恐政策虽然对萨赫勒地区的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消耗了大量的当地资源，并且西方在非洲的维和及反恐行动的方针是通过政治权力分配来消除派系矛盾，因此措施上以民主手段促进和平框架的签署，军事上以保护各群体和部族的人权为支点。其战略目标、反恐措施和军事行动与所在国家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同时，国际维和机制主要分为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法国“新月形沙丘”行动、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三部分，相互之间存在协调问题。另外，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总额24亿美元的《G5国家重点投资计划》承诺资金到位率不到20%，受到非洲国家的指责。作为安全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非洲国家希望能够尽快遏制安全风险和恐怖主义活动肆虐的浪潮，对国内的反恐战略进行调整，并反思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外部因素，强调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主要的战略调整内容包括：改组和重建国家政治机构；以发展经济为消除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的驱动力；区别对待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减少国际社会对地区安全事务的误导；加强地区安全力量的合作；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的社会成本。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西非安全事务，符合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应支持地区国家组织的维和行动，支持地区国家将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纳入联合国维和框架的倡议。同时，支持西非国家对国际社会提出经济支持的主张；进一步扩大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支持地区国家的军队建设。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87～300页）

非洲大湖地区局势得以缓和，现代国家构建是解决地区冲突的本源所在

黄皮书指出近年来大湖地区局势的缓和主要是因为冲突各方中止对抗，并未解决冲突的根源。因此，虽然大湖地区形势得到缓解，但地区局势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地区各国政局的演变、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贫困问题等。导致大湖地区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如族群、跨界民族矛盾，只能依靠各国自身的国家建设来解决。因此，从长远来看，该地区的现代国家构建是解决地区冲突的本源所在。报告指出,大湖地区冲突是指源起于卢旺达大屠杀，并传导到整个大湖地区进而引发整个大湖地区局势动荡的一系列冲突。大湖地区冲突的根源错综复杂，历史恩怨和现实问题纠葛，是历史因素、地区矛盾、跨界民族、发展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催化所致。大湖地区冲突的主要核心国家包括卢旺达、刚果（金）、乌干达和布隆迪，周边一些国家亦或多或少卷入地区冲突。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当前大湖地区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乌干达、卢旺达政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国内重心转向社会经济发展。2019年刚果（金）第一次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地区各国之间虽然仍严重缺乏互信，但是矛盾相对以前得到极大缓和；当前大湖地区的核心问题主要聚焦在刚果（金）东部问题，该地区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也得到很大程度缓解。然而，大多数引发大湖地区冲突的根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即大湖地区冲突的管理和解决是通过停止冲突各方的对抗状态来实施，而非通过纠正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的根源又成为未来影响地区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大湖地区冲突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这决定了该地区冲突管理和解决的难度。因此，大湖地区冲突的管理和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从大湖地区危机的管理和解决来看，大湖地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冲突和动乱的根源，更多的只是冲突各方之间中止对抗、停止冲突。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未解决的冲突根源将给大湖地区局势未来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族群、跨界民族问题仍将影响各国政局的演变、国家间关系发展；各国矛盾对地区经济一体化构成挑战，阻碍各国合作发展经济。其中，刚果（金）局势稳定是大湖地区局势稳定的关键。地区大国的稳定对于整个地区局势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湖地区主要大国刚果（金）多年的动乱导致大湖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且拖沓冗长，持续经年。此外，引发大湖地区冲突的一些深层次的根源，如族群、跨界民族矛盾、贫困、发展等问题只能依靠自身国家建设来解决。国际社会至多只能针对具体的冲突开展斡旋、调解、管理和解决。因此，从长远来看，大湖地区的现代国家构建是解决地区冲突的本源所在。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20，第301～314页） 

非洲贸易增速低于全球水平，非洲工业化正在推进但进程缓慢

黄皮书指出近20年非洲贸易增速总体上低于全球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不过，2018年非洲贸易增速稍高于全球贸易增速。2018年非洲出口、进口总额分别为4839亿美元和576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7%、11.6%。其中，出口年增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世界出口额的年增速(分别为10%、9.7%)，进口年增速大致与后二者的年增速（分别为11%、10.1%）相当。尽管如此，2018年非洲的出口额、进口额仍未达到2014年的阶段峰值。非洲制造品出口、非制造品进口的内部贸易比重都持续上升。非洲少数“制造型经济体”的出口伙伴一直相对集中于同北非相对临近的欧洲经济大国，而占多数的“矿业型经济体”的出口伙伴则相对集中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国，美国领先伙伴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印度伙伴地位有所上升。非洲主要经济大国的进口伙伴相对分散，中国伙伴地位有所上升。非洲各国国际贸易发展态势表明，非洲工业化正在推进，但相对缓慢。通过分析非洲出口额分产品的占比结构和增长态势，可看到，非洲绝大部分经济体工业化风格是矿业资源型或矿产资源和制造业混合型。2000年后，部分经济体非机电制造品出口启动高速增长，并且非机电制造品出口增长和非制造品出口增长具有同步性，表明这些国家矿产业发展对非机电制造业发展发挥重要带动作用。2000～2005年，部分非洲经济体机电制造品出口也启动高速增长，不过，大部分非洲国家机电制造品出口增长没有表现出持续性和稳定性，机电制造品出口增长表现出持续性的只有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2019年中国对非出口额为1132亿美元，年同比增速为7.9%，已超过2015年曾经达到的历史高位1086.7亿美元。(按中国报告口径)中国对非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近3年稳定在4.2%～4.5%之间。201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额为955亿美元，年同比下降3.8%。近3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占中国进口额比重稳定在4.5%上下。中非贸易分工的主体部分仍体现为非洲以矿产品交换中国的制造品；中国对非洲出口非机电制造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见顶并稍降，机电制造品市场占有率仍在上升。不论是非洲各国作为中国出口伙伴的市场占有份额，还是中国作为非洲各国出口伙伴的去向占有份额，在不同国家之间都表现出很大差异，这表明总体上中非贸易仍有一定潜力。根据非洲贸易总量结构态势、中非贸易总量结构态势，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以下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继续推进，并不断为中非贸易发展注入新活力：积极应对非洲各国自由贸易协定对中非贸易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深化中国与非洲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国家的经贸联络；积极参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各类经济园区建设。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315～339页）

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建筑业是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

黄皮书指出2018年，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止跌回升，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均好于上一年。2018年，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为45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9%。但是，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外资流入量相比，2018年非洲的外资流入量仍然比这一周期的低点2010年低7.1亿美元。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稳定都影响了非洲国家2018年利用外资的能力。

2018年，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3.5%，显著高于2015～2017年的水平，接近2010～2014年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对非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量的比重也比2017年有所上升，为6.5%。但仍未恢复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更比2009年曾经达到的12.3%有较大差距。

2018年，西部非洲的外资流入量占非洲大陆外资流入总额的比重明显下降，中部非洲的占比有所上升，其余次区域的占比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北部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的外资流入额较大，分别为68.0亿美元和36.4亿美元；西部非洲外资流入量较高的国家为加纳和尼日利亚，分别为29.9亿美元和20.0亿美元；中部非洲的刚果（布）和刚果（金）外资流入量排在前两位，分别为43.1亿美元和14.9亿美元；东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33.1亿美元）、肯尼亚（16.3亿美元）、乌干达（13.4亿美元）和坦桑尼亚（11.0亿美元）外资流入较多；南部非洲的南非外资流入达到53.3亿美元，莫桑比克达到27.1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预期下，能源价格相对疲软，对能源出口国负面影响较大。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少非洲国家通过调整相关法律政策，实施经济多元化等方式鼓励外资流入，实现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较快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和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在规模、流速、行业和国别分布等方面均有所体现。2018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出现较快增长，行业结构大致不变，建筑业仍是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在国别分布上，除传统的投资热点国别外，塞舌尔、乌干达等国也成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新热点。

中非经贸合作基础良好，加强投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企业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积极探索的同时，双方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通过协同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与非洲国家应努力推进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加快优势转化；加强制度协同和协定保障，降低投资风险；用好合作倡议和政策工具，形成各方合力；坚持公平合理和透明协同，开展税收合作；促进协同探索和积极发声，营造更好的氛围。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340～356页） 

中国在多领域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创新发展筹资模式对满足对非援助需求意义重大

黄皮书指出2018年非洲饱受恐怖主义、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发展形势更为严峻，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整体规模有所增加。依据OECD/DAC统计数据，2018年国际社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ODA净交付额为474.45亿美元，比2017年实际增加了1.50%。从双边援助看，DAC国家的援助金额为264.64亿美元，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1.45%。而DAC国家总体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占比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从多边援助看，2018年多边机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金额为200.48亿美元，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0.10%。虽然国际社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占援助总额的比重有所提升，但是援助流入国仍然相对比较集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前五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方案援助（部门援助）仍是DAC国家主要采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援助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额较2017年大幅增长，从6.33亿美元增加至9.33亿美元。盖茨基金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对非援助的代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总额达到9.5亿美元。中国继续在成套项目、物资、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医疗卫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债务减免等多个领域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展望未来，受制于恐怖主义、流行病蔓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影响，非洲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加剧。由于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承诺导致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外部资金支持呈下降趋势，动员私营部门的参与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必然趋势，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技术，以提高受援国的就业与商业机会、推动技术发展等。同时，全球发展融资面临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减少、政府融资不确定性增强、援助主体“短视”、私营部门融资可持续性不足等重要挑战，创新发展筹资模式对满足非洲国家的援助需求意义重大。

（原文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No.22 （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357～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