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理论上说，一个有韧性的经济体能够通过调整和转型，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适应力、恢复力和创造力，从而化解外部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3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体系的冲击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在就业政策、中小微企业发展、金融改革、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安全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治理短板。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冠肺炎 经济韧性 中国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正文
一、引言
2020年初，正当全国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发起全力冲刺之际，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病灾害，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看大局、谋大势，运用全局思维和前瞻思维洞察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发生后指出：“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强劲的经济韧性是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重要支撑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极强的韧性”，IMF对此“充满信心”。世界银行亦表示，中国政府有充足政策空间应对这一疫情。
可见，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拥有的巨大韧性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强有力支撑。作为一个政策概念，经济韧性已被决策者广泛讨论；但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经济韧性在学术界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极少出现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权威工具书当中。有鉴于此，本文拟考察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韧性概念，力图准确把握其内涵和要义。在获得充分学理支撑的基础上，着力分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考察我国强劲经济韧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探寻我国经济韧性持续增强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在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与问题，探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韧性的方略。
二、经济韧性概念界说与文献回顾
（一）经济韧性的基本内涵
韧性（resilience）原本是物理学概念，代表物体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物体的韧性越好，则其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这一概念的跨学科应用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和工程学研究中，用以描述系统遭遇自然或人为干扰后维持原状或自我修复至稳定均衡状态的能力。此后，其应用范围持续扩展至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
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通常用于刻画经济体应对内外部干扰或冲击的内生能力，包括发生冲击之后的复苏能力、吸收冲击的能力和积极的适应能力。可见，经济韧性是经济体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
Hill等认为，经济韧性是指一个经济体抵御各类因素对其发展和增长路径的冲击，并能够从冲击中成功恢复的能力。相较而言，Martin等的视野更为开阔，既关注复苏能力，也关注适应能力和吸收冲击能力，认为有韧性的经济体可以快速适应各类变化，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回归受冲击之前的旧轨道，或者转换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新轨道。奥德兹等对德国经济韧性的看法则更具综合性：其一是德国经济拥有卓绝的恢复力，这令其韧性十足；其二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时，德国却能够逆势而上，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其中，既包含恢复力，也包含适应力、灵活性和自我革新能力。
增强经济韧性的政策重在强身健体、事前预防，而非紧急救助、事后调控，因而与传统宏观调控理念有很大差异。具体地看，增强经济韧性的政策强调通过夯实体制基础、优化经济结构来增强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综合能力；而常规宏观政策则力图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采取事后补救措施，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和系统性崩溃。
（二）与经济韧性异曲同工的若干经济学概念
回溯经济思想史，一些重要文献虽然没有使用经济韧性这一概念，但其体现出的核心理念与经济韧性的内涵高度契合。
荷兰中央计划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经济繁荣的最根本动力是社会创新，即个人、企业和政府摆脱现有习惯、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进行自我修正的能力和意志。社会创新极为重要，但也非常困难。一个经济体一旦无法推进社会创新，就等于打开了制度僵化和相对衰落之门。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的国家生命力概念也富有经济韧性的意味。他强调，国家生命力有不少同义词，如适应能力、转换能力、创造力、活力、恢复力、柔韧性等。归根结底，国家生命力与经济体对经济变化做出反应的敏捷程度和速度相联系，呈周期性变化。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发现，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东亚各国政府的政策力图适应经济中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是直接指导经济发展。进一步地看，持续不断的政策优化调整和富有弹性的经济体制是东亚奇迹的秘诀所在。
无论是经济韧性，还是社会创新、国家生命力、有弹性的体制，其基本取向都是强调一个经济体适应来自各方面的外部冲击，并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引领本国经济发展的能力。
从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经济的长期繁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实现的：新的高效率技术、产品、企业和产业取代旧的低效率技术、产品、企业和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每当遭遇冲击时，一个有韧性的经济体总是能够在坚持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适应力、恢复力和创造力，进而促使创新活动持续涌现。这是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实现浴火重生的最优路径。
（三）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
在准确把握经济韧性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需要搞清楚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一国的经济韧性？
Briguglio等构建了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涵盖宏观经济稳定性、微观市场效率、经济治理和社会发展四个方面。其中，宏观经济稳定性与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度相关，微观市场效率由市场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决定，良好的经济治理表现为司法公正独立和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等方面，社会发展水平则由国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决定。这表明，一个经济体的韧性首先是由市场制度、经济治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或者说“综合素质”所决定的；其次，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如果把握得当，也可以“锦上添花”，增强本国经济的韧性。
其余文献对经济韧性决定因素的刻画思路也大体类似，均强调各类基础性制度因素的根本作用。奥德兹等认为，国家的经济韧性表现为知识、思想、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关键性因素并非源自某项政策或制度，而是若干基础性制度因素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嵌合起来，取长补短、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方可锻造出来的结果。张军发现，在研究经济韧性时，需要超越市场和政府对立的“两分法”，因为一个经济要变得有韧性，需要的不单纯是政府或市场的力量，而是两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张平等构建的经济韧性指标体系也表明，经济韧性是由市场机制提供的效率和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共同决定的。
总体看来，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的协同配合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决定性力量，而二者的有效互动又要以经济社会秩序的开放、包容和多元化为前提。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地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从而使经济体更具韧性。经济韧性是否提升，最终要以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平稳推进转型发展为检验标准。
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运行与经济韧性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如加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延缓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抑制内外商务经贸活动、加大稳就业压力、阻碍国民经济畅通运行等。以上多重效应叠加，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产生负向冲击力，导致2020年1~2月份主要经济运行指标滑出合理区间。首先，从供给侧看，三大产业的产值均明显下滑，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其次，从需求侧看，总需求“三驾马车”均出现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货物出口总额下降15.9%，货物进口总额下降2.4%。
同时，供需两端的负向冲击形成合力，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明显增强：一是GDP出现负增长，2020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季度增幅。二是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2月份已达6.2%，创下了该指标发布以来的新高；而且，农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并不在该指标统计范围之内，全国总体就业形势可能更加严峻。三是CPI与PPI走势出现分化，1~2月份，CPI同比上涨5.3%，而PPI则同比下降0.2%。
（二）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
面对严峻考验，中国政府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关键问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上下一心，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以维护大局稳定。
自2020年3月起，我国境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呈现出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同时，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恢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开始增多。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国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
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复工复产步伐加快，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
从供给侧看，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2月18~20日，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复工复产率已达97.08%。在已复工复产企业中，员工到岗率平均为66.17%，成员企业开工率平均为75.24%，产能利用率平均为58.98%。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进一步表明，截至3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96.6%，较上月高出17.7个百分点。复工复产步伐的加快推动着企业生产的复苏，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积极变化。
从需求侧看，3~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货物进出口总额降幅均呈现持续快速收窄态势，表明“三驾马车”同时失速的风险正在趋于收敛。从总量指标看，3~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9%、6.0%和5.9%，相较2月份的6.2%有一定幅度的下降。3月份CPI同比上涨4.3%，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2%；4月份和5月份CPI同比涨幅分别为3.3%和2.4%，物价总体稳定。
经济形势的初步企稳展现出中国经济的良好恢复能力。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优势，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其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也起到了有力的托底和支撑作用。2020年一季度，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245.4%升至259.3%，1个季度上升了13.9个百分点。2020年4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2.6个百分点；5月末，M2同比增速也为11.1%，货币投放适度增加，逆周期调节力度显著加大。流动性的充分投放和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为抵御经济衰退风险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2.产业体系韧性足、适应力强
2020年3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1%，降幅较1~2月份大幅收窄12.4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1%，降幅较1~2月份收窄3.9个百分点。4~5月份，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4月、5月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9%和4.4%，连续2个月正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4.5%、1.0%，5月份实现由降转升。可见，我国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在疫情冲击下总体仍较为稳健且富有弹性。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医疗防护等物资生产能力短时间内迅速扩张，满足了快速攀升的应急需求，体现出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适应能力和修复能力。
产业体系的强劲韧性源自完备产业体系和强大配套能力的支撑。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工业化建设，使得我国成为全球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经济体，拥有41个两位数大类、207个三位数中类和666个四位数小类的工业部门，为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供给保障。
3.数字经济等新动能、新业态快速成长
2020年3月份，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特别是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络问诊、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云娱乐、网上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新业态快速扩张。4月份和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继续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10.5%和8.9%。5月份，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集成电路圆片、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均在70%以上。这表明，在疫情期间，我国的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全面提速，展示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强大生命力，构成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支撑。这是我国长期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持续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努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结果。
4.金融市场总体稳健，显示出较强的金融韧性
在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较强。以股市为例，2020年一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未出现明显的大幅波动，上证综指累计下跌9.83%，深证成指累计下跌4.49%，跌幅明显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市。4~5月份，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呈现出总体稳定、稳中有升的积极态势。这表明，中国疫情防控的积极成效、复工复产的快速推进和经济金融形势的相对稳定，使得以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具备了较强的韧性和一定的避险资产特征。
（三）用好韧性，增强韧性，应对全球经济“大封锁”
在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之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当前疫情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扩散，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供应链畅通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全世界已陷入了“大封锁”状态，经济崩溃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堪与1929年“大萧条”相提并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便疫情在二季度得到控制，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将降至-3%。世界银行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则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5.2%。
全球经济的“大封锁”势必对我国经济运行构成持续的负向冲击。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风险与挑战不容低估，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绝非易事。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政府坚持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领经济工作，以保促稳，进而实现稳中有进：一方面，用足用好巨大的经济韧性，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目标；另一方面，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并不失时机地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用改革的办法持续增强经济韧性。
总之，在用好用足巨大经济韧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经济韧性，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大封锁”困局的重要战略支点。
四、我国应对外部冲击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遭遇了多次来自外部的冲击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进程中，我国政府努力探索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点，锐意改革，化危为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韧性的持续提升。同时，积累了应对外部冲击和增强经济韧性的一些基本经验。
（一）在熨平经济波动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明显的外部冲击，从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我国出口增长总体乏力，一度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宏观形势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以往频现的货币超发和“一放就活”现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信贷萎缩、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等新困难。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我国政府采取了两类办法予以应对。
第一类办法是扩张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即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采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财政投资的办法来动员闲置资源，增加总产出，稳定经济运行。
第二类办法是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一时期采取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入WTO和乡镇企业民营化等战略性举措比较充分地调动起市场、企业和民间的力量，聚集起实实在在的人气。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促使企业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企业的竞争力也由此获得提升。
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两种办法协同发力，致使经济活动全面活跃起来，推动了经济运行的稳定化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强大的韧性推动中国经济在2002年前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阴影，进入新一轮繁荣期。
（二）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03年“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存在不少短板。中央政府意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应当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各级政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发展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实施，农民工市民化战略开始破题，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城乡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为我国经济韧性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构成了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我国政府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迅速起效，使得我国经济很快走出低谷，但也付出了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加剧、通胀率与资产价格上升压力增大等代价。2012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也持续加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轨道。
新形势、新变化呼唤新理论、新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毫无疑问，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新动力。但是，新动力并非唾手可得的低垂果实；发现、挖掘并运用好这些动力，需要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针对体制机制当中的弊端进行壮士断腕式的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抉择，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定位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两分法”理念的束缚，体现出二者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彰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此后，“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中国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毁灭性创新”，使得一些产能过剩领域的价格水平回归均衡，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当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还未完成，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优组合方式，持续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与韧性，仍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总之，在应对各类外部冲击的进程中，我国经济的韧性持续增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体系的冲击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撑。以上三条基本经验表明，面对外部冲击，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除了运用宏观政策稳定经济运行之外，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做法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也是提升经济韧性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的根本途径。
五、经济韧性视角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短板与政策建议
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在若干关键领域的政策体系短板和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韧性的进一步提升，构成了不可忽略的风险隐患。应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持续推进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政策体系，以改革创新促韧性提升。
（一）稳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就业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民众的信心是韧性之源，而就业则是民生之本。因此，完备的就业政策体系是保持经济韧性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央强调要将稳就业放在做好“六稳”工作首位，随后又将保居民就业置于“六保”工作之首。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就业形势高度复杂。2月份以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保持在6%左右的高位，而且多种类型的失业交织并存：一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在当前主要表现为企业复工复产缓慢带来的农民工失业；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结构性失业；三是交通受阻和人员流动困难带来的摩擦性失业。此外，还有受中美贸易战和逆全球化冲击形成的战略性高科技产业部门的失业。
我国业已形成一套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常通过刺激投资需求来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以此稳定就业。但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仅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类型的失业问题，亟须在就业政策工具箱中增加新的政策工具，形成更为完备的就业政策体系。
周期性失业是目前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扩张性宏观政策的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与此同时，还要最大限度用好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政策，积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此外，可考虑运用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短期内保岗培训，在企业内部缓冲就业冲击，避免大规模裁员。一旦调查失业率降到5%左右，扩张性宏观政策就可以适时退出。对于摩擦性失业，主要解决办法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介绍服务，增强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匹配性，从而帮助劳动者顺利实现就业转换。对于结构性失业，主要解决办法是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和再就业能力，增强劳动者技能与产业结构及生产方式的适应性。
对于各种类型的就业困难人员，政府都要运用社会政策为其基本生活托底，特别要对短期失业人员提供失业救济，还要把那些难以实现再就业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是关键
我国的中小微企业活力足、韧性强，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一些学者的调查表明，在疫情冲击之下，我国中小微企业中的创业者虽然焦虑，但不畏惧；服务业企业家虽然焦虑，但仍保持乐观，显示出了强大的韧性。但是，中小微企业存在体量小、资金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在疫情冲击之下，大量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成本急升，且应急性资金需求陡增，而收入却锐减。这就导致它们陷入资金链紧张、复工复产难度较大的困境。如果缺少有效的政策支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乐观态度也难以转化为收入和利润。
因此，中央已经将保市场主体作为重点工作，从金融支持、税费负担等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应尽快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坚决破除所有制歧视，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透明高效的营商环境。要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创造性。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解决其税费负担过重、融资困难、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产权保护强度不足、技术进步速率偏低等难题，这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培育创新动力的重要抓手。
（三）金融体系普惠性不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在此次疫情中，大量中小微企业遭遇的重要困难之一是资金链紧绷、融资困难。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之后，这一困境并未完全得到化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金融结构尚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对象有偏颇。
具体地说，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为高收入群体、大企业和国企服务的。这些机构和个人获得了充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金融服务。而对于广大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等更需要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金融体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精神，阻碍了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而企业家创新引致的“创造性破坏”正是保持和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因此，增强金融体系的竞争力、适应性、普惠性，是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抓手。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治本之策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按照新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精神，大力破除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增加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在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大环境下，特别要通过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办法，精准支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这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以韧性的提升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同时，这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二是积极发展金融科技，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始终困扰金融发展的难题，让各个部门、各个主体都能够显示自己的偏好，并准确地提供各种要素的流转轨迹。这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效连接普通大众和中小微企业的有效办法，也是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以往彼此隔绝的数据孤岛正在被打破，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彼此互通，极大地提升了数据资源的流动性，为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要用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充分释放数据资源红利，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提升。
（四）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短板，需多管齐下加以解决
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例如，各条线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以及实施对外来车辆和人员“一刀切”劝返等做法。这些做法无谓地消耗了基层干部的精力，阻碍了人员、货物、原材料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在产业链、供应链运转时形成了一些“堵点”“断点”，延缓了企业复工复产的步伐，导致我国经济韧性强劲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如何有效开展保基层运转工作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用好问责机制，不仅要问责复工顺利但防疫失败的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以防疫为名、在复工复产方面不作为者，也应该问责。同时，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鼓励事前试错，激发广大干部因地制宜开展探索创新的热情和勇气。
从财政角度看，地方政府动力机制的不完备，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力和财权不足有关。这是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合理造成的。当前，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多，但相应的财权财力不够，需要进行调整。可考虑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政策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逐步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还可考虑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减小中央部委对地方政府财力使用方向的干预力度，增大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
（五）经济安全面临挑战，要在扩大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表明，在全球性灾难面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而且，只有本国具备足够的经济韧性，才能够摆脱危机，走上正轨。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获得了资源自由流动和分工深化带来的好处。但是，在疫情的冲击下，逆全球化浪潮将更加猛烈，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压制亦可能持续升级。更需警惕的是，一旦外部市场和外部供应被切断，中国经济安全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因此，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就理应被视为保持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环节。要努力在扩大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在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和战略性资源等方面牢牢掌握主动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技术创新战略，并着手建立经济安全评估和预警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避免受制于人。
作者简介:董昀,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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