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摘要

1. 在对外部输入病例以及国内小范围疫情反弹控制卓有成效的背景下，未来国内不会出现二次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2. 防疫战取得胜利的几点思考：第一，传统流行病学方法和现代医疗科学的结合是战胜疫情的不变法宝。第二，尽管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但西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优势仍值得我国借鉴。第三，现代科学技术在本次防疫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率先采用这些科技并领先全球。

3.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导致我国宏观政策由侧重防风险转为侧重稳增长兼顾防风险，疫情冲击下底线进一步下降，由“六稳”变成“六保”，同时加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的纾困政策。

4. 短期内我国经济持续修复的态势仍将持续，但是我国在内部和外部仍面临很大的压力，这将影响我国经济改善的进程。一是经济中周期性、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二是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重构，外部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5. 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低速增长，但增长质量有望不断提升。经过此次疫情，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会进一步提升，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中美的博弈持续存在。

一、 中国新冠疫情应对政策选择的总结和反思

我国在疫情应对方面成效显著，国内经济已经进入后疫情时期。虽然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降低，全球病毒二次爆发概率有所加大，我国仍面临二次疫情和外部输入的风险。但我认为，在对外部输入病例以及国内小范围疫情反弹控制卓有成效的背景下，未来国内不会出现二次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虽然疫情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疫情的应对过程仍需总结和反思。其中，武汉防疫战的成功是我国取得抗疫胜利的关键，封城和全民检测更是武汉防疫战的两大创举，是其他国家难以模仿的。对千万级人口规模城市进行封城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是此前没有过的；武汉后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千万人次的全面检测，不仅给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抗疫必胜的信心，也给后续的防疫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武汉疫情防控有四个重要的阶段

对武汉防疫战进行阶段划分，不仅有助于深入地研究疫情，也能为后续类似的疫情防控提供重要参考。具体而言，武汉防疫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城之前疫情快速蔓延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对疫情了解不足，并未对病毒传播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不仅市民没有防护，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也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第二个阶段，1月28日-2月8日的封城初期。2月8日是一个重要的时点，在中央增加武汉中央指导组的成员的同时防控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转变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一阶段是最值得反思的阶段，因为武汉是国内公共卫生资源非常丰富和城市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疫情的冲击下况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凸显出我国对新型病毒的应急防控不足。第三个阶段，是解除封城前的阶段。这一阶段政府落实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建立了方舱医院，并在3月8日实现了新增确诊清零，不过仍需要一段时间来摸清疫情的潜在风险，故这一阶段持续至开城前。第四个阶段，是武汉全民检测的阶段，从开城后持续到6月2日全面检测的完成。本人作为一个持续跟进疫情防控的武汉当地高校的学者，不仅在采购物资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提供了不少政策建议。我是最早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应检尽检，愿检就检”建议的学者之一，中央的采纳也说明了政府在防控中充分吸收了民间和学术界的建议。现在回过头来看，亲历武汉疫情防控，其中虽然充满了艰辛，但也很自豪。

（二）武汉防疫战为我国后续防控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疫情全球范围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武汉疫情防控的成功为常态化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疫情的爆发对武汉来说是一场闭卷考试，但有了武汉的经验，疫情防控对于其他城市来说是一场开卷考试。北京应对新发地疫情的小范围爆发采取了“软封城”的措施，并没有像武汉一样扩大到全域，后续的封闭更是精准到小区。大连和青岛的疫情控制更为精准，喀什的防控也没采取“一刀切”的手段，并且这些城市均采取了全面检测的措施，在科学防控的基础上遏制住了疫情小范围的反扑。武汉疫情得以控制的重要一点就是有效的隔离，由于新冠病毒并没有特效药和靶向药，完全收治到医院并不能解决问题，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潜在的传染源，所以唯有有效的隔离政策方能斩断病毒的传播。在这一点上，武汉曾经采取了居家隔离政策，当前西方也是实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这些都被证明为是失败的政策。所以武汉通过“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政策对传染源进行了有效的隔离，从而取得了抗疫的胜利。

（三）为了赢得疫情防控的胜利，武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武汉疫情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一定要反思防疫中的教训，以应对再次可能的疫情爆发，最小化未来出现新疫情所带来的防控成本。不可否认，武汉的“封城”给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成本，甚至生命的代价，而在心理上对人民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所以，后来虽然各地爆发了疫情，但都没有采取全面封城的措施，武汉这种规模的封城或成为中国的绝响，当然我也希望人类社会都不再出现这种情况的封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感染者具体数量是多少？当前西方国家新冠感染人群死亡率较低，而且随着病毒的持续蔓延，死亡率仍在不断下降。武汉死亡人数在四千人左右，确诊超过五万人，但是考虑到现在全部感染者中无症状感染者占比很高，这部分人群大多会自愈，那么总确诊人数在没有统计的背景下就不得而知了。而抗体检测并没有全部覆盖，即便现在覆盖，很多感染者的抗体也存在消失的可能，所以现在统计已经没有了意义。这一点也反映出了当时受检测能力限制而导致统计方面的缺失。虽然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武汉是一次闭卷考试，但是充分检验了武汉的公共卫生体系，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武汉市是全国医疗资源非常靠前的城市，但是在5万多人确诊的情况下医疗资源出现了挤兑，导致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分级诊疗的体系没有进行完善。此外，武汉市拥有良好的隔离条件，高校数量处于全国前列，大学生人数超过百万，疫情期间正处于寒假，学生宿舍充足；同时武汉的宾馆酒店还有游轮都非常充裕，这些设施都未在疫情期间得到利用。后来政府通过建设方舱医院有效地隔离了病患，切断了感染源，缓解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尽管如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方舱医院并不是解决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而是在医疗资源遭遇挤兑后的补救措施，所以未来如果再次爆发疫情，我们都希望不再出现方舱医院。

（四）防疫战取得胜利的几点思考

第一，传统流行病学方法和现代医疗科学的结合是战胜疫情的不变法宝。传统应对流行病的方法核心手段是隔离，这个手段应用了上千年，黑死病、还有110年前的东北鼠疫，都是通过隔离抑制住了疫情。第二，尽管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但西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优势仍值得我国借鉴。不少发达国家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在严峻的防控压力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挤兑，同时民间并未出现特别大的恐慌，所以西方的经验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防疫政策并不是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外的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社会制度刻意地附加在防疫政策上，否则在国际交流上会存在很大的阻碍。第三，现代科学技术在本次防疫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率先采用这些科技并领先全球。首先，科研人员在一周之内分析了整个基因组，并向全球分享了病毒毒株，在这基础上推出相应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快速检测手段在理论论证后迅速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全民检测的效率以及降低了成本。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健康码的推动是我们对现代数据技术，包括通讯、云计算这些手段综合利用的集成。此外，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电商和物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二、 中国经济平稳修复，经济韧性进一步强化

（一）疫情冲击下底线思维政策更为侧重于稳增长和疫情紧急应对

疫情冲击导致我国宏观政策的双底线思维更加侧重于稳增长，不过这个转变始于2018年中期的中美贸易战。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导致我国宏观政策由侧重防风险转为侧重稳增长兼顾防风险，疫情冲击下底线进一步下降，由“六稳”变成“六保”，同时加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的纾困政策。从政策上来看，财政政策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前我国经济在调整的情况下，财政政策要么发力相对不足，要么时间窗口把握不那么及时。但是在这次疫情期间，地方专项债提前下达并扩容，并发行特别国债，中央财政加大补贴力度时，地方上也积极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延续了此前宽信用、宽货币的政策，同时创新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延伸，监管政策同样有所调整，加大了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力度。

从效果来看，在疫情得到控制和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在第一季度经济大幅萎缩后，第二季度GDP增长3.2%，第三季度增长了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背景下，我认为今年全年能实现2%左右的正增长，这已经非常理想了。

（二）今年二、三季度经济持续回升的特点

第一，政策性因素修复起主导作用，市场性因素相对较弱。当前一些经济指标的回升主要是经济刺激政策和纾困政策所引致的，市场性因素还仍然处于低位。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投资恢复快于民营企业投资，生产端恢复快于服务业生产，收入回落同时消费信心不足背景下，消费端恢复较为缓慢。

第二，从工业企业利润来看，民营企业恢复相对较快。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承担了市场性的作用，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了社会调节功能的作用，所以利润恢复远不及民营企业发挥。

第三，从先行指标来看，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制造业PMI指数连续多月处于警戒线之上，服务业PMI也维持高位，不过由于市场化力量有限，中小企业PMI仍然弱于大型企业。

第四，从具体投资分类上看，受复工复产政策支撑，基建投资恢复较快，房地产赶工期修复迅速，但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相对低迷。第五，从消费来看，疫情得到控制后有很多分析认为会有报复性的消费反弹，但是实际上大大低于预期。前三季度社会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7.2%。旅游业虽有恢复的迹象，但仍未达到去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还处于低位。由消费拉动经济并实现销售的生产，才是健康的经济，所以当前消费的修复仍未达到预期。

第六，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上来看，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导致国外经济大幅萎缩，我们则快速恢复，再一次得到了错峰增长的机会。此前的一次错峰增长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下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增速差进一步拉大，中国经济地位在全球也随之上升，经济总量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现在达到美国GDP的2/3，更是日本的两倍多。当前在美国经济萎缩、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2020年这一比重甚至有望达到75%。

第七，疫情冲击和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进一步推动了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疫情爆发以来，新技术特别是网络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应用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对网络经济的认识。

第八，从价格指数来看，今年CPI应该会稳定在3.5%以内，不会出现通胀的情况，因为主要拉动CPI的猪肉价格是在不断下降的，猪周期已经进入了右侧区域。不过PPI指数整体还是处于走弱区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市场对生产原材料的需求和储备情况的反应，这方面指标较低表明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信心不足。

三、 疫后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内外多重挑战

短期内我国经济持续修复的态势仍将持续，但是我国在内部和外部仍面临很大的压力，这将影响我国经济改善的进程。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中周期性、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

即便今年没有爆发疫情，我们的经济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第一，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增长平台下移，2007年经济增速高达14%，随后进入新常态增长，去年下降到6%。一个问题是老龄化速度加快。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改革，人均寿命提高，老龄化比例不断上升；同时在较大的社会压力下年轻人群生育意愿较低，导致新生儿出生率快速下降，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时代，而且是在当前人均GDP并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所进入的。另一问题是工业化的红利持续衰减。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工业化时期，在这一阶段，生产集约、资源配置效率大幅上升，科技不断进步，农业人口提供大量的劳动力，经济出现显著的增长。因此，工业化是一个红利，但是持续衰减，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周期性问题。第二，国内经济运行结构性失衡问题仍存。一是供需的不平衡。从生产上看，疫情前我国就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疫情冲击下在需求尚未恢复时就加快复工复产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从需求上看，企业和居民的消费趋于保守，低于预期，同样存在很大的失衡问题。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实体产业和金融业的不平衡。疫情冲击下金融业的比重较2019年底还有所提升。简单地说，金融业是货币的运作者，疫情期间我国加大了货币的投放，金融业的利润随之增长，所以一季度百业凋零，金融业异军突起，保持了6%以上的增长率。三是所有制失衡的问题。当前民营企业表现不及预期，民间投资恢复较慢，但是由于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对就业贡献巨大，民营企业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我国的出口主要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此外在很多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表现亮眼，也做了很多市场化的创新。因此，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科技创新型这三型的民营企业如果发展得不到保障，那么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应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四是头部企业进一步集中。从PMI指数来看，大型企业高于中小型企业，从不同行业的数据来看，疫情冲击下利润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第三，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近些年中央一再强调的防风险目标，其中核心是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的核心是债务风险。长期的刺激政策导致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行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双底线政策，在降杠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中美贸易战，我国未能持续加大去杠杆的力度，而今年应对疫情又进一步加大了债务工具的运用，导致杠杆率进一步攀升，超过270%。不过在结构上政府部门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企业杠杆率处于高位。尽管债务风险处于高位，但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提高对债务规模的容忍度，不过一定要重视发挥债务空间的合理作用。因为有些企业在疫情之前就处于破产边缘，疫情时期得到缓和后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利用有限的债务空间。

（二）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重构，外部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当前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都有很大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每个国家都像城堡一样，有护城河，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出入口的吊桥都是放下的，但是疫情之下，各个国家都升起了吊桥，每个国家都成为了孤岛，就导致了贸易的萎缩，同时疫情冲击了全球的需求与生产，特别是一些非刚需的需求受到冲击巨大。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还将继续下降，经济会进一步衰退。虽然当前同疫情最严重、最困难的时期相比经济有所好转，恐慌性下跌时代已经过去，但疫情仍在反复，对经济的拖累还将持续，后续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持续存在。

第二，各国的供应链加速向本国收敛。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是典型的，美国最早宣布要把医疗器械、装备等领域在国内生产，不能受制于人，很多国家也在各自的产业链上做了类似的事情。因为很多国家的产业链过度依赖全球化，但很多国家由于疫情或者其他的原因，难以如期供给。这种背景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个国家的供应链都加速向本国内部收敛，建立一个内循环体系。我们中国也提出了内循环体系，其他国家虽然没有提出这一说法，但在实际处理上同我国一样。

第三，警惕去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中美博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的首要问题是中美博弈。2018年我作为民间智库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做了一个分析，美国对华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孤立和隔离，第三步是全面冷战。疫情冲击下美国快速由第一步的贸易战推进到第二步，推动在人员、技术、资本交流等方面实现切割和分离，最终的目标是推向冷战。冷战是过去对付苏联的一套手段，首先拉下了经济铁幕，同时开展敌对性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美国会划分成两大阵营，美国和他的盟国作为一方，敌国作为一方，现在是美国依然想把全球各国变成这种格局，美国和他的盟国，同中国与我国的合作伙伴两个阵营，相互隔绝。盟国外交和盟国政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所以美国发动的冷战能不能成功，核心就是美国能不能同其盟国一起脱钩。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的智库专家认为，敌国不应该有贸易，中国和美国就不应该有贸易战，换言之中国和美国不应该有贸易。因此，美国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扩大其盟国范围，如果他的盟国不愿和我们敌对，美国就是失败的，因为失去了巨大的中国市场会削弱美国的竞争能力，同时中国又可以从美国的盟国得到所需要的技术、物资供应、国际交流。这样一来，美国就达不到其冷战目的，所以我们的对策就是破解美国的盟国同美国一起与中国脱钩。

四、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选择——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

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多重的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未来如何发展？当前国家所提出的很多战略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体到措施上，外循环是不能放弃的，我国一定要重点培育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而内循环问题值得重要关注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国际上的外循环，应该建立自己的内循环。但当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双循环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由于疫情影响下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过于依赖外循环可能导致供应链不稳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推动内循环是必要的手段，但我国在核心技术和重要原料等方面受制于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循环短板问题非常严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市场性力量不足的，这是当前内循环所面对的问题。第二，供给端的效率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虽然我国一直打算推动以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马车，但消费继续上行面临较大的天花板。在三驾马车中两驾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消费不振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第三，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生产要素尚不能高效地顺畅流动。

（二） 后疫情时代、“双循环”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需要注重内需，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内循环首先是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此前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导致产能过剩，新冠疫情之后加大复工复产，在供给端持续发力，导致生产型企业加速，但需求没有上来，供需存在不匹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需求入手。从消费角度来看，重视服务，因为服务业生产能够迅速促进内循环同时还应拓宽新的消费领域，特别是借城镇化推动的契机，加大智能化、大健康产业消费的力度。从投资角度来看，考虑到投资初期能够带来需求，在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都方面都带来了需求，但投资完成后，进一步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所以可能导致转化为供给之后的生产能力更强。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投资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不能出现效率极低的投资。最近武汉提出要把“大健康”作为增长的核心引擎，这一块投资是可取的。从企业预期来看，一定要提高民营企业的信心，尽管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所以未来政府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扭转这个局面。从产业端来看，未来要加大力度布局战略新兴产业链，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能完全依赖国外。美国对我们封锁的重点就在高新技术领域，在以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并没有像现在这么限制，因为技术上还是非常依赖美国。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技术方面上却快速进步，引起了美国的敌意和紧迫感，所以美国加大了对我国的限制。虽然我国在这一领域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追赶欧美仍需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当前压力很大，但近些年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和过去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要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配置资源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唯有配置得当方能加速巩固我们的优势产业链，参加国际经济的循环，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继续重视外需和市场开放，“以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是闭关锁国。在疫情期间我国再次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会，出口逆势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防疫物资。同时由于海外生产不足，除了防疫物资之外还有许多供应链产品需要向中国进口。但随着海外疫情逐渐缓和，出口压力随之提升，不少领域的出口可能显著回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地拓展和西方国家的联系，加大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度，方能破解当前的困局。综合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低速增长，但增长质量有望不断提升。经过此次疫情，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会进一步提升，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中美的博弈持续存在。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战略眼光，不要在乎一城一地小的得失，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博弈中，我国还是处于敌强我弱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这种局面，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非常有指导意义，是中国革命早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制胜的法宝。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当道，实施“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等左倾政策，拼光打光，导致红军惨败。所以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特别是要防止“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坚定正确的政策体系和舆论引导的机制，才能保证我们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够稳住阵脚，破解敌方的策略，在竞争中不断地获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