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大机器生产的中国近现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舶来品。早在雍正时期（1788年），中国就从法律层面实现了长短期雇佣劳动力在法律意义上与“凡人”的平等，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但受限于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劳动力素质和数量情况、技术水平，近现代大机器工业往往采取大量利用廉价人工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办法，形成了工业化进程中显著的“半工业化”现象。19世纪后半期出现在上海和广东两地的半工业化缫丝业，是其典型代表。近代以来的半工业化现象延绵至今，其存在和发展贯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与先发和后发工业化相关，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乃至社会风俗习惯有极大的关系，工业化的时间和形式也有不同。也即，一个国家何时开展工业化，必然影响到它如何去开展工业化。当今世界已经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伴随和经历过一个漫长且普遍的半工业化过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表明，半工业化与工业化道路是相伴相生的过程。半工业化与工业化的相伴相生，无论在先发国家还是在后发国家，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近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工业化，承接的是以非机器为动力的传统手工业，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二是半工业化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是在国门被外力强行打开以后，先被动输入，后主动学习模仿、消化创新的结果。从这个发展过程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可以置于清末“洋务活动”后半程，即“洋务派”开始举办民用工业的那个时间点。中国的半工业化，也是当中国人接触到西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以后，在西方工业的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它是中国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尽力推动工业化的一种实践。在中国努力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半工业化相伴而生，次第展开。经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半工业化站在了新的物质积累基础、新的国内国际市场条件、新的技术起点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和与之相伴随的半工业化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具体到中国的半工业化本身，其特征是在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和组织重整。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数量、质量的历史性变迁，要求半工业化在生产、组织、管理等方面，有一个大的转变。其在未来5G条件下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半工业化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完善，仍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只是形式和内涵将有所变化：在总量上仍然是继续扩张，在质量上则表现为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提升。

    遗憾的是，既有的关于半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在时限上绝大多数为鸦片战争后到抗战胜利前这段时间内，即近代时期；在研究对象上，多集中关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投资较多的棉纺业、面粉业和火柴制造业等行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着的半工业化现象，学界则很少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半工业化的相关研究则更少。可能的原因是，在改革开放、追赶和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快速发展历程中，似乎高技术、自动化、利用外资多的现代机器大工业，才值得大书特书。除此之外，既有研究也甚少关注在中国迈向工业化的全过程中，半工业化在不同历史时段和环境条件下有什么细化的阶段性特征或发生了什么样的适应性演化。比如，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五小工业”是经过政府有意识指令和引导的，但改革开放后在民营和乡镇企业中发生的半工业化又回归了民间自发性。这种自发性的半工业化，在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转变的当下，已经发生了新的演化。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扩展既有研究所覆盖的时段和研究对象，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半工业化在制造业中的实践，作为考察对象；在回顾近代以来半工业化历史的基础上，展望迈入5G时代中国制造业可能的适应性演化方向；进而对半工业化之于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贡献进行评价。这是既有研究所不曾注意到的，也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半工业化的意义所在。

    当代半工业化的历史演化

    （一）改革开放前半工业化艰辛起步：“有传承”“有需求”“有目标”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图强的奋斗历程中，都注意到了大机器工业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们强调要进行工业化建设。但中国开展工业化建设乃至推动全面工业化，必须正视现实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人口众多但劳动技能和知识欠缺、资本匮乏，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的半工业化主要发生在棉纺织业中，这相对于前现代化的手工棉纺业而言，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连年烽火中，向抗战大后方撤退并在那里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棉纺织业，仍然保留了半工业化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一小部分较原始的机器等。

    在十分困难落后的物质条件和极端低下的技术条件下，利用中国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提高劳动对资本和技术的替代，成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半工业化作为国家快速、低成本推进工业化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并推动的工业扩散。“一五”时期，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代表现代大工业、高度机械化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在对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的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进行模仿、国产化技术进行攻关的长期努力下，中国自主建设的类似工业项目往往呈现产能规模缩小、工程技术实现条件降低、对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要求不高、人力手工操作在非关键环节大量替代机器劳动的半工业化特点。这些看似“劣化版”的工业设备和项目，被有计划地从中国的各个大城市工业中心疏散转移到县域或以下层次。在后来转向西方国家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过程中，半工业化的上述技术、地理分布格局特点，也一再得到表现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半工业化，有效回应了国家快速推进全面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在这里，半工业化扮演了一种工具性的角色，它在国家政治意识自觉的支配下，被当作一种过程性的中间状态。其演进方向是向着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发挥从传统手工业向近现代大机器工业转变的桥梁和纽带的历史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半工业化快速发展：“接得住”“吃得下”“跑得快”

    改革开放后的半工业化，更多的是作为资本追逐利润、劳动力追求就业和收入提高而自发实践的一种主要由经济因素驱动的自主选择。在乡村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工业发展一方面承袭了传统乡村手工业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在核心生产工序和环节中也掺杂了对于机器的运用。在城市地区，工业扩散与中小型地方国营、集体工业的清理整顿、破产、改制等相联系。这些工业企业的技术和资金起点不是很高，但它们又采取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经营方式，并且还以各类专业性的市场作为自己生产出来的小商品的交换场所。这种“小商品”与“大市场”的矛盾性、内在紧张性，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采取半工业化的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利用人力劳动而仅在部分核心关键环节使用相对先进的机器的半工业化企业，已经成为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它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轻纺城”“世界打火机之都”“世界鞋都”等。这种建立在轻资本、低技术构成基础之上，具有高度社会分工、专业协作和集群联动效应的半工业化企业，其产量往往在细分行业中可以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的打火机，到2003年鼎盛时期已占世界总产量的80% 以上）。“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现象”的大部分企业，实际上都是这种半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企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已经拥有的广泛半工业化的历史基础。这使得中国对改革开放后汹涌而来的外部资金、技术和市场需求具有“ 接得住”的能力。改革开放前，已经全面铺开的“五小工业”“社队企业”“街道社区工厂”，配合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教育普及工作，在半手工、半机械的条件下，训练和准备了数量可观的、稍加培训就能投入现代化生产的有纪律性的产业工人预备队。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优中选优，以便满足出口标准要求的外贸生产企业，绝大多数也不是完全工业化的。大量使用劳动力取代比较薄弱的技术和资本要素，是常见现象和通行做法。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珠三角参与的国际产业分工，也基本上是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垂直分工。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出口导向型的半工业化“红筹工厂集群”。这些企业中的绝大部分，源自对社队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改制。从这个角度观察，会得出改革开放时期半工业化民营企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前三十年”的基础上，老树开了新花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积累资金、学习技术的半工业化企业，逐渐具备对国外先进技术最基本的模仿能力。这表明，中国不仅对参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转移来的这些工业技术和设备具有“接得住”的能力，也有“吃得下”的能力。

    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于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并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中国牢牢守住了这一位置。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大批半工业化集群，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增加值。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工业增加值正式超过美国是在2011年，经调整后2015年最新数据为37979.41亿美元，已经超过美日两国相应数据之和。即便盈利能力微薄，仍然不断积蓄庞大的盈利总量。在201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超量廉价供应形势转折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的半工业化产业集群依托前期积累的盈利资金和学到的技术，开始主动推进管理制度正规化、生产方式智能化、资本密度重型化的转型，其中有不少企业已经取得显著成果。这说明，半工业化企业完全可以在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跑得快”，对于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迈向深入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迈入5G 时代：半工业化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

    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视为一个仍在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工业的不同部门，具备不同的现代化程度和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在部分资本雄厚、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华为）、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部分重工业（如中船集团）和公用事业企业（如国家电网）那里，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智能化、自动化。但是，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传统制造业的资本周转速度较慢，利润率偏低，从业人员报酬一般也要低于前述已经提及的那些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中，主力军是民营企业；而中国国土空间的辽阔特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得不同地域的制造业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具有波次递进性的差距。

    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企业吸引资本、技术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吸引力较弱，即使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使用劳动替代资本、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尽管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完全工业化的程度（表现为对新型生产技术和自动化机械设备的应用率）要比中西部同类型企业高，但在半工业化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中国，仍然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般而言，要判断一个制造业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地区或更大范围内工业的性质及其技术水平高度是否已经摆脱半工业化阶段，还是应该回到“劳动是否仍在替代资本和技术两要素”这个根本点上去。显然，在中国，劳动仍然在继续替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人们津津乐道的“廉价工程师红利”“996加班奋斗”“大国工匠”等现象，就是劳动在新的形势下，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替代资本与技术要素的具体体现。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定义为“半工业化”或“中间状态”仍然是合适的。

    劳动- 技术- 资本：当代半工业化的逻辑基础

    （一）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起点比较低。除部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工程和三线建设覆盖到的工业项目，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好的配套资金条件且机器状况较新外，中国工业系统的机器设备处于长久失修且常年运行的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发展经济并迅速积累资金、学习技术、进行工业建设有两条道路：一是建设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二是使用数量庞大且经过一定程度普及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替代工业生产中资本与技术本应发挥的作用。

    发达国家采取偏重技术与资本的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工业生产模式，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本国人口规模有限且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高。对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用资本和技术对劳动进行替代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国情则与此相异：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43.4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只有133.6元。2010 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才开始下降，其绝对数的下降还要迟一年。劳动力价格自2003年以后开始连年快速上升。即便如此，当前中国每年需要解决的新增就业人数仍然规模庞大，预计到2020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就业压力的减弱。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使用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社会经济条件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当代半工业化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历史逻辑。

    半工业化不仅以轻量化的资本有机构成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每一单位资本吸纳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就业，而且有助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保持社会稳定。在这种半工业化体系下，接受锻炼、培训的初级产业工人会逐渐具备向工业化程度更高、技术更为先进的工业生产单位迁移的能力。因此，半工业化企业不自觉地充当了推进全面工业化所需高素质劳动力的准备者和供应者。这是在缺乏改革开放前政治意志强力推动的情况下，半工业化企业仍能得到国家及地方基于总的工业化战略目标的政策性扶持、关注的最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半工业化也是缓解当代中国由人口压力带来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历史选择。半工业化企业为提供就业并增加劳动者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承担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经济逻辑

    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经济逻辑在于，它是半工业化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自主选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适应资金和技术起点低的工业化。发达工业化国家采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它们的工业生产的工艺、技术，是有可能在较低的技术和资本水平上被中国进行“反演”，或者说进行适当程度的“退行性”改造，以适合中国国情。也即，高新技术可能只需要在若干关键步骤或核心工艺阶段使用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而在其他非关键环节和上下游产业，完全可以用劳动替代作为资本和技术双重代表的高技术成套设备。事实上，这种“退行性”改造的实践不仅出现在金属研磨加工业那样的基础性工业门类中，而且也出现在曾经作为新能源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典型产业的江西光伏产业和上海车用锂电池产业中。它们将从国外引进且已平稳运行一段时间的成套工业化生产设备拆解细分，仅在几个关键环节保留高技术的自动化工业生产，而在非核心环节和流程中大量使用劳动力替代和重组生产流程。相比于重组之前的情况，在技术水平和组织形式上，这种生产形式确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可以说是“半工业化”中间形态的“复现”。当然，之所以采取半工业化的办法创办企业和组织生产经营，是与资金和技术起点低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也是有效降低技术门槛和创新难度，促进工业化快速推进的一种有效做法。

    二是规避风险且生产经营形式更灵便。中国制造业企业2013年时的平均寿命为11.1年。在中国的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仍然较短的情况下，贸然采取全套最先进技术水平的自动化大机器工业生产虽然意味着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但在计算折旧、人工成本、预期回报、收回投资所需时限及其风险之后，企业家显然不会同意采取这样的生产办法。从代表高资本有机构成、高技术水平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寿命调查结果的情况看，其9.5年的寿命也确实比制造业机器设备的平均值要短。相比选择全套最先进技术水平的自动化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以人力在非核心环节取代高技术自动化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半工业化生产方式，所需资本积累量和技术水平都要低。也即，其在投资兴业的难度上会降低不少，还便于企业转型调整以提高其生存能力，进可攻坚，退可据守。这大大降低了企业家对创立企业的畏难情绪，增强了企业家的主动性和行动意愿。因此，半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企业规避风险的一种自然选择。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半工业化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同市场发生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它与本地市场之外更广大的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的地方半工业化企业首先采取的是以家庭亲属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形式。苏南也有坚持集体经济形式、并无血缘关系、但有地域联系的半工业化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末，其中经营较为成功的半工业化企业，已经开始转向用现代化的股份制契约、有限合伙的法律规定来规范企业内部的权责关系。目前，在新三板乃至A股主板市场上，仍然能够看到利用现代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半工业化企业。

    迈入5G 时代的半工业化何去何从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和每年新生人口绝对数量的快速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难以逆转的长期趋势。人工智能普及并替代人的活劳动，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进行的一次转变，也是中国经济迈入又一个更高级阶段的标志，普及之时也许需要重新界定半工业化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便到那时，半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仍然不会完全消失，而只可能是在存在和发展形态上有所演变。其基本逻辑应该是劳动力量价失衡下，劳动对资本和技术的替代程度减弱，且这种替代的具体实现路径也随之改变，进而半工业化的形态也相应改变。

    （一）劳动力量价背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劳动替代资本的影响

    就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量这一半工业化赖以存在的最主要支柱而言，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74.5%；2011年的绝对数量虽然还维持了微弱的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已经下降至74.4%。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也开始呈现每年数百万的净减少状态。这个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中肯的估计是到2060年）都是无法逆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绝对数量的持续不可逆下降，在经济活动中已经集中体现为两种互相联动的现象。

    首先，季节性、地区性“用工荒”发展成为全时性、全局性的“民工荒”。其次，继之而起的劳动力价格持续快速上涨。2007年、2008年、2010年全国范围内十几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幅连续上调（单次幅度在20%~31.7%之间）。2003年以来，中国农民工工资也以年均10.2%的增速在上涨。中国已经迈过发展经济学所定义的“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明显呈现出量价背离（前者调头向下而后者一路向上）的趋势。

    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快速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采用劳动替代资本，有一对非常重要、相反相成的基础条件，那就是劳动力的极度丰富和资本的极度稀缺在同一时间段内共存。一旦中国劳动力的量价出现背离趋势，就会与使用劳动替代资本的历史逻辑相左。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上升和供应的绝对下降共同削弱对资本的替代能力的同时，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本开始使得资本的绝对稀缺性特征逐渐减弱。这使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相对价格下降，也就是说，使用劳动替代资本的现实经济驱动力在不断减弱。据摩根士丹利估计，要取得1元（单位为人民币，下同）GDP增量，2003年至2008年仅需投放1元新增贷款，2009年至2010年则需要投放2元，2015年约为4元，2016年进一步上升至6元。也就是说，劳动替代资本的经济性几乎消失了，使用劳动替代资本的经济逻辑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新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下劳动替代技术的影响

    人类社会站上了以5G和光量子通信、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物医药创新等为突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门槛。在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传统半工业化生产单元的过程中，蕴含着无限的创新机遇和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它将通过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引致技术体系、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转型升级的深刻变革，使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到劳动替代技术方面，以5G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引发劳动过程的分解重组。

    一方面，在制造业这种物质生产部门中，劳动过程将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另一方面，由于新技术革命首先且主要发生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计算领域，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将借助其进一步发展。在制造业内部，各个生产单元间流动的资本将具备更强的流动性，制造业企业退缩成局部产品的生产者或部分生产工序的执行者，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部门将独立出来，形成新的辅助性企业并进一步构成全新的社会职能部门。也正因为以上两点，新技术革命将促成劳动关系重新界定和再组织。新技术使企业具备了更多可选择的雇用形式、更多样化的劳动分工、更低的组织复杂度、依照特定需求随时随地分解和重新组合劳动的能力。新技术革命将迫使劳动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和弹性。劳动的程式化、固定性与技术及资本的流动性发生日益尖锐的对立，生产力和企业获得利润的能力借助技术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但相当一部分劳动提供者的工作条件也将发生变化。据目前在工程化应用和生产制造领域的实践情况看，已经开始进行前期技术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是5G通信和基于5G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制造业革新项目（IoT）；在制造业领域，则主要表现为前述技术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应用。这些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和改造，不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趋势，而且也已经对采取这些改造行动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新增长战略”已经描绘了未来智能制造业多样化的面貌。但是日本长期陷于少子化、深度老龄化、低通胀和日元相对美元币值高估等困境中，其新技术研发投资和产业化进程不容乐观。德国和美国经济要么已经陷于技术性衰退，要么正在走向可能发生的衰退。

    反观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为齐全的工业全产业链配套集群，而且正在推动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创新创造的希望在中国。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旧的工业技术和生产形式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不可谓不充足，但它们同市场存在着品种、结构、质量、个性化需求等方面的严重错位和脱节。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仅通过出境购物并带回境内的方式流出的购买力，就有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呈现日益高速增长的局面。消费是最终需求，促进消费品工业升级，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作用，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如果传统的工业生产不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就没有再继续获得利润并积累升级所需资本、研发所需资金投入的能力。因此，提高中国制造业水平，既要在改造传统制造业上“补课”，也要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在追赶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并超越的过程中，自动化发展和中介环节的消失将消除对低技能劳动的部分需求，同时也创造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这将造成劳动力现状同需求的不匹配，形成结构性失业。面对新的就业需求，劳动替代技术不仅越来越困难，同时也由于技术排挤劳动，使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弹性就业率、接受新的就业形态。

    至此，我们可以对劳动、技术、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阶段性的总结（见表1）：在三要素替代关系的阶段性演化过程中，中国的半工业化虽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变革，却仍然一以贯之地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半工业化更增添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增长动能。中国的半工业化是在中国资本和技术低起点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一种退行性和适应性的演化现象。它既是中国独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种特殊性的具体反映。它根植于中国工业发展的独特国情条件之中，并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迈入5G 时代的“半工业化”的托底功能和瓶颈问题

    当前，全球增长乏力，贸易战频发。世界秩序和竞争格局在经济增量明显萎缩的情况下，正日益滑向靠贸易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讹诈进行存量搏杀的险恶境地。要摆脱这样的险境，关键之处正在于创新。新技术、新发明出来的或经过改进的劳动工具，可以拓展人类所面对的劳动对象的广度与深度，并提高劳动效率。通过技术创新拓展人类劳动所能够面向的劳动对象的宽度和广度，会造就全新的产业领域并形成新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辅以新技术将孕育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革。为此，中国适时推出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发展的组合拳。其中，“中国制造2025”是有针对性地回答“制造业面临新技术革命冲击，如何进行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半工业化企业还为5G时代的软硬件普及作出新的贡献，服务于中国的工业进步。当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复提示我们，中国工业的发展已经迈入与以往不同的全新阶段。虽然劳动在此阶段仍然可以部分替代资本和技术生产要素，但是这种替代的实现路径已经在悄然变化。同时，这种替代的强度也在削弱。在这个全新阶段，半工业化的存续与发展，主要面临着劳动复杂度上升（同时劳动报酬也相应上升）、提供劳动的人口基础逐渐弱化和老化等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和东西方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四百年以来，东方第一次能够平视西方。中国在5G软硬件研发及其标准制定、5G相关IoT应用开发与推广、机器学习和大数据产业发展等领域，处于引领态势。未来企业IoT竞争的本质是数据量和数据分析质量的竞争，使用5G射频芯片的低功耗广域互联网，在各种碎片化的应用场景中将催生许多新的无线通信和数据识别、处理技术，这些变革和创新也将极大地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

    而要应对这些变革，首先需要做好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利用、组织形态、管理艺术等方面的准备。由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迅速老化，新生儿数量又已经显著降低，人口数量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劳动者和他们所蕴藏的劳动能力，应当视作需要以资源和时间投入来维护、更新和培育的一种可再生资源和潜在资产；与此同时，需要最小化企业的可变资本支出等。中国目前每年能够培养约800万高校毕业生，其中，理科、工科、数学和应用技术类（即美国所谓的SEMT专业）人才，约占40% 强。在人口数量红利结束后，中国将迎来因快速普及高等教育和自身庞大人口基数而获得的人口质量红利。此外，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与艺术，也应当有所创新。要尊重和利用好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有强烈被认同、受尊重心理需求的新型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催化5G 时代的创新创造，实现企业自身的不断更新和永续发展。工业生产的组织形态也必须有相应的进步，包括但不限于定制化个性生产、脉动生产线的应用及其管理、分布式订单响应系统等。

    概言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乏试图通过改革和引进外部资本、技术发展自身经济、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尝试。但在短短40年间使十几亿人从绝对低收入状态一跃进入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以上高水平国家和地区梯队，使数亿人加入工业化建设队伍并获得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从而摆脱贫困，使工业增加值迅速跃居世界第一，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同美国的相对差距（以100%减去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百分比计）稳步缩小的，只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做到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的半工业化可谓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中国工业化的传统与现代，不仅在时间方面存在着延续与继承，在空间方面也具备并行和互补的关系。同时，从发展趋势来说，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使得半工业化时至今日仍然在不断地发生发展着，只不过其所依存的平台和所具备的水平比以前要高得多。就现状而言，虽然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经稳居世界第一数年之久，并且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也已经开始了稳中有降的进程，但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美贸易战一方面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扰和损失，另一方面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到今天，虽然已经使我们拥有了按联合国标准定义的全部160多个工业大类和3000多项工业细分门类，但在更加具体的产业链条内部，仍有许多技术水平不尽如人意的环节。在某些特定领域（如生物医药、微电子），“卡脖子”的现象和潜在危险还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不能回避的短板。

    可见，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继续迈向深入、工业体系方方面面查漏补缺和突破瓶颈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业和半工业的继承性”与“采用全自动高新技术进行生产的大机器工业的现代性”之间，不是只有一种替代或冲的关系。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半工业化仍然会不断地发生发展着。从其所占经济比重上看，半工业化的显著性在降低；但从绝对数量上看，半工业化还将有显著的发展。半工业化与采用高新技术的机器工业之间，仍有彼此协作的关系和互为补充的功能。因此，不能就此说半工业化的现象已经被工业化的大潮所掩盖。

    尽管5G时代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未来的无限可能，但是半工业化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将长期相伴相随。在新科技革命呼之欲出的前夜，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中国首先还是要把工业进步的基础打好，从而为世界新的治理秩序和发展道路提出中国观点、中国办法、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作者：许天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瞿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