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利益疏离; 政治撕裂; 产业资本; 国民经济; 特朗普现象; 全球治理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罕见的政治撕裂，一个重要来源在于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已由以往的利益相关转向利益疏离，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层面改变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的过程，它所造成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可以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前期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作为参照。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资本逐利全球化与利益分配国别化之间的冲突，资本的全球扩张及其反国家特性导致国家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功能弱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资本全球配置，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国民经济”趋于瓦解。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跨越国家界限的精英联盟及其普世价值观形成，受益者与受损者间的利益断层线出现。资本意志左右国家意志，主权国家的契约伦理受损，国家失能现象加剧。国家间对立加剧，国际格局日益混乱，全球秩序呈现行将瓦解迹象。政治全球化即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管理和规制的缺乏，反映了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限度，这也使得经济全球化有其无法舍弃的政治维度，要适应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事实。同时，要通过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新和创建，努力管理和规制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协调和再分配机制，管控因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紧张。

    自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现象”出现以来，美国在近几年间越来越以混乱撕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的中期选举期间，其乱象更是一览无余。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华裔学者黄亚生在中期选举之际,以“如果选举不能修补崩溃的共识，美国就应该一分为二”这句话，作为他一篇文章的标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用这样一个封面标题来概括当前的美国，“The mid terms produce adivided government for divide dcountry”，言下之意就是“分裂的美利坚”。特朗普当政后，全球混乱局面也在加剧，国际社会无序程度加深。一个曾以“合众为一”为特征、以“天定命运”为期许的美国，何以今天以一个内外皆陷入“分裂”的形象令世人侧目?美国当前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撕裂，又究竟仅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个别现象，反映了一个特定国家的问题，还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凸显了很多政治实体当下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的成因是什么、有无化解之道，对全球秩序还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将美国当前之困置于其自身历史脉络，在纵向的历史对比中寻求解答。同时，又将其置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在１９世纪和当代的两个场景的比较中，为其找寻谜底。还要说明的是，经济全球化、利益疏离只是导致政治撕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并非唯一原因，其他原因也可能很重要，但本文侧重考察利益疏离对政治撕裂的影响，而经济全球化今天已成为很多国家出现利益疏离现象的主要原因，如果对其规制不力，会使利益疏离的强度更高、形式更独特。

    在１８６０年南北战争发生之际，当时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曾显著地方化且势不两立，用今天的一个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政党极化”(partypolarization)，也即两个政党在内部高度同质化的同时，两党之间却高度异质化，“通俗地说，就是两党内部越来越团结，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同时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种景象在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际再次重现。

    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题为«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抵抗力量的一份子»的匿名评论文章，批评特朗普的“无道德”和冲动导致“鲁莽的决定”，直言特朗普行事方式对国家有害。此文使白宫陷入一场紧张的“内鬼搜索”行动，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等在内的众多内阁成员，都公开否认本人或其办公室撰写了这篇评论文章。而自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圈的高级官员如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大多已在不长的时间内被更换，并且都曾引发一些风波。这种以往罕见的场景充斥当下的美国政治生活，足见今天美国政治的撕裂程度之深。而在不同党派之间，其剑拔弩张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其典型事件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在被提名和任命过程中所遇到的指控和抗议。而卡瓦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则一口咬定对其指控完全是政治行为，是“精心算计和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这完全是民主党在发泄他们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特朗普和２０１６年选举结果的不满。”最终参议院以５０票赞成、４８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定卡瓦诺当选大法官，投赞成票的基本都是共和党参议员，而民主党参议员基本都投了反对票。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是唯一投赞成票的民主党人，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夫斯基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这种全然以党争划界的投票，是１８８１年以来批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投票中最极化的一次。而美国这种高度极化的政治生态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的中期选举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政党极化、政治撕裂近年来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中间派选民数量大量减少，不问政见而只看党派属性的政治站队现象高度强化，以往常见的中间派选民的分裂投票(split ticket voting)行为如今已大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致投票(straight ticket voting)，也就是在选举中对政党的归属感支配了投票行为，只看人而不问是非，对所属政党候选人，即便政见与已不合也予以支持，而对非所属政党候选人，即便政见共鸣也不会支持，政党候选人的长相、口才更是已经无法打动绝大多数选民。“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众议院选举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分裂投票。然而２０１６年大选时分裂投票却降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以下几张图表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及在选举中呈现的政治分裂状况。

    图１和图２分别是２０１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两党分治国会时期选民的教育程度分布，不难发现，美国的政党极化现象已非常严重，中下层民众普遍向共和党汇集，而精英阶层则向民主党靠拢。两个政党还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区域，“民主党区域覆盖了美国６４％的GDP，所有顶尖大学，绝大多数专利，美国的金融、媒体和影视基地。共和党区域也会有不菲的资产，比如机枪、迫击炮、基督原教派、三K、石油和威士忌。”图３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理念上都开始极端化或激进化。２００４年，民主党内部中间派选民还占５０％，到２０１８年已降到不到３５％。共和党同样如此，中间派选民占比已从２００４年的４０％降到２０１８年的不足２５％。

    不仅如此，相比以往，归属不同党派的美国民众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谈论政治问题的氛围已经不再，不同意见之间的沟通越发困难。皮尤中心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的一项统计显示，超过八成的美国人表示，当谈到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时，大多数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不仅在应采取的政策上有很大分歧，双方甚至不能就一些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达成一致意见(表１)。只有对客观事实有相同的认知，才能通过协商和妥协来缓解和解决政策上的分歧双方就客观事实都已无法达成一致，这表明美国两党已经丧失了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和城市的立法机构和州长都来自于同一政党，越来越多的同一城市和地区的民众也拥有高度统一的政治观点。南加州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联合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美国正在形成“政治隔离”，其中部分原因是民众自身的选择。他们指出，美国人很有可能正在有意识地甚至主动搬家，搬到和自己政治倾向一致的社区。在两党分歧越来越大的今天，美国民众将同一社区内大家拥有相似的政治倾向，看作是影响自己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仅国内政党极化和政治撕裂严重，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显眼的“范式转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反全球化”口号，在其上台执政以来很多已转变为实际政策和进程，美国已从全球化的倡导者转变成全球化的逆反者，全球格局也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混乱迹象。最近几年来，美国已从很多以往由它推动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退群”，特朗普甚至屡次声称要退出联合国。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其与欧盟、日本、墨西哥等很多国家也都发生了贸易纠纷。美国对移民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在美墨边境建起了“隔离墙”，对外国学生留学美国和就业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已在“特朗普冲击”下出现行将瓦解的趋势。

    政党极化、政治撕裂在今天的美国是一种“非常态”现象，还是以往类似现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演绎?这种状态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到底因何而来?

    对此，首先需要认清现代国家的性质乃是“利益相关者”的公民联盟。政治的背后是利益，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必然体现为利益共同体，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近世以来的国家创生，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公民之间的平权即利益和权利的共享是主要动力。在平权的过程中，国家的有机构成——不同阶层、族裔、团体、组织间普遍产生了利益上的相互黏连，从而也在情感上建立起了共同体的连带感。打个比方，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共享一块蛋糕的。现代国家的平权过程，大多又是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时发生的，尽管分配有多有少，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资本构筑了利益共享的关联性。产业资本家需要本国工人为其工作，而工人则需要通过为产业资本家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此进程中，产业资本是有国家属性的，主要是在母国投资，既依赖母国的公民为其创造财富，又为母国的产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向母国交税，为国家兑现对公民的福利承诺创造财政条件。

    这一特性也反映在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家们的企业管理观念之中。“与现今的那些CEO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企业运营的关键，在于用持续增长的薪酬和福利，来确保稳定的工作岗位。”担任过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弗兰克阿布拉姆斯曾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 holder capitalism)的著名口号，认为“所谓企业管理工作乃是让各种受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张和要求维持一种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关群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以及社会公众”。公司乃“社会存在”，并和不同群体共同构成“利益相关者”的概念，鲜明体现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１９４８年签订的«底特律条约»中，它“创立和订立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契约规范——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劳工与雇主之间实现经济利益共享”。对此，在１９５９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可以向到访的赫鲁晓夫说:“美国是最接近无阶级社会当中、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理想的”，而当时美国两党也达成共识，支持企业和民众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分享财富，将企业利益与拥有稳定工作、持续上涨的薪酬和丰厚福利的美国梦联系起来。

    这个由产业资本为主要经济形态、投资者与产业工人共同参与、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以及政府参与财富调节的利益联盟，在以往的工业化时代保障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生成。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维持中并非没有政治不和谐，实际上有时还会遇到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但为什么危机能够化解、政治生态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相对和谐呢?主要原因是国家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产业资本也配合国家需求从而能够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为缓解政治对立创造物质条件。从美国来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６０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都较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时期美国遇到的不同内政问题，而社会经济资源则为国家计划提供了充分支持，特别是帮助更多不同肤色、出身的美国公民实现充分就业。

    然而，在进入“新镀金时代”后，美国社会的利益疏离开始颠覆其国家基础。上述工业化带来的国家政治安排，在进入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的“去工业化”时代，及由产业资本主义过渡到以金融主导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美国“国民”之间的利益相关，已转变为利益疏离甚至利益无关，导致共同体的连带感和政治认同瓦解，国家逐渐陷入政治撕裂。２０世纪末以来美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已不是通常所说的“利益分化”可以理解。

    对于美国步入“新镀金时代”的场景近些年来多有研究。有人指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强化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以及全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机会获取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日益扩大的差距。因此，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即将“走向两个美国”。它也使得“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的信条不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研究表明，２０１２年属于０.１％阶层的约１６万户家庭拥有美国２２％的财富，远高于１９６３年的１０％。图-４是新近两位作者对美国财富分配的一个研究成果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美国收入最高的０.１％家庭的财富总和，仅比收入较低的９０％家庭财富之和低５个百分点，财富集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位名叫马修斯图尔特的美国观察者写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９０％的底层人群拥有全国３５％的财富，达到了其巅峰。而３０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１２％。”在教育资源方面，“１９８５年，美国最难进的２５０所大学有５４％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７５％以下的家庭，而２０１０年入学的学生只有３３％来自这个群体。根据２０１７年的一项研究，在包含五所常青藤联盟的３８所精英大学中，来自收入前１％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６０％的学生都多。”斯图尔特在«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一文中，将当前的美国人分成三个阶层，０.１％的巨富阶层、９.９％假装成“中产阶层”的富人和９０％的被剥夺者，他们不但不共享财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也相互隔离、各不相干和分层配置。富人住在“高尚社区”，穷人所在的街道却肮脏无序。精英学校里大多是０.１％和９.９％一族的后代，而那９０％群体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学校或根本无学可上。婚姻也是门当户对，富人找穷人结婚越来越罕见。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没有增长，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２０１１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与１９７８年“完全相同”。

    上述场景的出现与美国自２０世纪末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高度相关。２０世纪后期，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进入了由实体经济为主转向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新阶段，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比高达８０％以上，即是其一主要表征。④以往，美国实体经济占据国内生产总值较大比重，产业资本主要在国内配置，富商巨贾在国内投资置业，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得以产生。虽然在占有财富方面贫富有别，但资本家的国内投资毕竟还是为产业工人及其他人群带来工作机会，不同阶层一起分享财富成果，可谓利益相关。如今，美国经济结构的另一突出变化是，产业资本大量对外投资，以金融、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主义”高歌猛进，它们“以钱生钱”、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财富生产方式，不再需要普通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产业转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总计关闭了５９０００座工厂和生产企业，自２００１年１月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１７１０万人下降到１１８０万人。”⑤以往资本家与国家联姻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国家通过扶持资本来为民众提供工作机会，这也是美国大量“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现在这个源泉逐渐枯绝，以致在２０１６年总统大选之际美国东北部的“铁锈地带”备受关注。

    资本阶层的财富由主要依靠在美国国内投资转向在全球投资产生，美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关系也由利益相关逐渐转向利益疏离。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仍需依靠美国这个母体来保障，但又有相当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主要凭借的已是“全球”而非美国，因而美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结构开始瓦解。“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层之间的文化隔阂、政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

    在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同时经济越来越金融化后，资本对“母国”的需求大为减弱，使得工业化时代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在履行其政治功能时遇到了两个严重挑战:一是不再能够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政策调节，为广大民众提供工作机会;二是也不再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可以从资本集团征税，从而丧失了利用国家财政力量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金融精英及其财富逐渐背弃国家，使“民族国家面临消亡”，“当下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金钱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钱被转移到海外‘离岸’区域。这些外流的万亿资产削弱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实质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存在”，“如今，避税成了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一环苹果公司现金储备中有９４％都在境外。９４％的现金储备即２５００亿美元，这甚至比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所有外汇储备相加都要多。这样的避税手段对民族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一种削弱。”以往那些大公司的利益往往与一定的母国关联在一起，今天那些庞大的资本所有者已强大到可以不再依赖任何母国来赢利，它们与任何母国的公民之间既能建立利益关联，也可以撤消利益关联。

    概言之，美国社会陷入政治撕裂源于政治共识的利益基础已经动摇。通常来说，一个社会总会有多种利益集团它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两种情况下，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也会不同。一种是利益集团间仍有利益交集，即存在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仍可构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是利益集团间没有利益交集，即不存在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可异化为不同的共同体。

    政治撕裂并不一定源于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在存在贫富差别的情况下，富人与穷人在一起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被融入同一政治框架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在产业资本依赖于母国获得利益的时代，资本家虽然是获利最大者，但他们在母国的投资也使其他人共同获益，穷人与富人之间仍存在利益关联，只不过所得有多有少而已。而且，国家与资本形成彼此支持的联盟，国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机会均等，低收入阶层仍有通过自身努力向上跃升的机会，社会底层是有希望的。然而,一旦资本集团不再依赖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劳动来获取利益，同时资本对特定国家也不再忠诚，富人与穷人间的“贫富分化”就不再简单只是财富上的差别，而是失去了利益关联。在利益疏离的状态下，问题已不仅是贫富分化,而且，在今天公民的机会往往决定于其受教育水平、所掌握的科技和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尤其是现代科技发展显著拉大了“科技人”与“非科技人”的竞争优劣势，社会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的机会不均等及其阶层固化、代际传承，会以更加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的经济阶级加以同化。”美国今天在政治领域所遇到的，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内部构成已发生重要变化，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深，不同经济阶层间的利益也不是更加趋同，而是愈益分离。这也日益凸显了亨廷顿在其晚年的一个困惑:“我们(美国人)是谁?”②这个困惑不仅指向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也指向阶级和阶层关系，它们都在导致政治认同的裂变。

    导致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的原因有很多，然而对于当代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及其背后缺乏谨慎考虑的全球主义，可能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特朗普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反全球化。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特朗普在第７３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声称:“美国由美国人治理。我们拒绝全球化意识形态，我们信奉爱国主义学说”，“美国将一如既往选择独立与合作，拒绝全球统治、控制和霸权。”特朗普对全球主义的激烈吐槽让世界颇为惊愕，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最新一轮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和美国金融资本为三大驱动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显著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联系和增长。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起始阶段，对全球化的反对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担心发达国家借全球化进一步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而在最近几年，全球舆论关注更多的却是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抵触，它们提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受损者”。

    什么是全球化?通常认为，近世以来已出现过多轮全球化潮流，而此轮经济全球化主要由美国驱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前因后果的现象和进程，对国家和全球政治形成了巨大挑战。

    第一个进程是“转折”，即“全球经济”形成、“国民经济”瓦解。全球经济随全球化出现了重要变化，有两种新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便是资本全球配置。当国家之间不仅在商品流通领域实现“自由贸易”，而且在产业投资上也不再有国界限制时，全球经济日益联为一体，“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面临瓦解，其突出标志则是各个国家已由以往注重核算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到２０世纪后期以来更加重视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后者中包含大量外来投资在本国生产商品的价值。对投资者来说，以往对通过母国配置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依赖也极大弱化，资本不再需要某个固定的国家权力的支持。

    另一是经济金融化。美国经济学家吉拉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认为，它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因为金融机构和信贷规模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大幅膨胀，还因为啤酒制造商、媒体集团或在线火车票服务商等更为普通的公司正在“金融化”，为其所有者榨取最大财富。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实体产业与金融业的关系上，从以往产业资本主义时代金融围绕实体产业转，到如今金融业不仅控制了实体产业的发展，而且演变为不产生任何具体产品的“以钱生钱”游戏。以往金融资本有很强的国家属性。二战结束之际，在凯恩斯等人设计下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严格约束资金的跨境流动。然而，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政府放弃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由此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特里芬难题”的制约，却也使得美国走上了凭借债务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道路，自此美元发行量激增，金融资产规模迅速膨胀。而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奉行的“小政府”理念刺激下，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先后大幅度调整和变革金融规则，放松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由此形成了一个全球关联、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其结果就是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产值远远高于制造业产值比重，金融业利润占整个行业利润的比例也从１９６０—１９８４年间的平均１２％左右上升至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间的２１％(最高曾达到３１％)，美国居民与非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财产性收入和股票基金类投资收入迅猛增长。”经济金融化大大方便了少数对多数的财富洗劫，“美国人现在GDP中每１２美元就有１美元上交给了金融产业，而在５０年代，银行家每４０美元抽１美元就很满足了。”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现象曾引起不少反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多次指出现代金融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高额薪酬，但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规模过于庞大的金融业已损害整体经济，而金融改革就应该触动银行家的利益，对华尔街不利的事情对美国反而可能是有利的。

    在经济金融化的影响下，另一个瓦解“国民经济”的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企业，随着意识形态和法律法规的转变，其经营理念也从追求企业社会责任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从十分关注公共利益转到私人利益至上。以股东(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圭臬的结果是，很多投资和企业行为“不是生产更好的产品，也不是找到治疗疟疾的新方法，而是沉浸在金融工程的‘糖衣炮弹’中，从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企业身上榨取更多利润。”

    第二个进程是“断层”，即有产者与无产者在组织化上形成显著差异，前者形成利益联盟，后者呈现碎片化。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平，被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归纳为资本收益增长的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使财富加速向富有者集中。皮凯蒂的«２１世纪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回响，他说，“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这样的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财富分布中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在２０１９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之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也佐证了皮凯蒂的研究。该报告指出，在２０１８年，全世界所创造的财富８２％归最富有的１％人口所拥有，世界最贫穷的３７亿人的财富则丝毫没有增加。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绝大部分被与金融资本相关的机构和群体获得，而在美国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２００４年在０.０１％的超级富豪中，来自非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只占不足６％，其余都与金融集团相关。在０.０１％的高收入群体中,其收入的一半来自于资本收入和投资收益，说明金融资本的高回报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

    在被卷入全球化生产和流通体系的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处于高收入顶层的人群几乎都与金融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攫取超额利润，不仅在全球范围不同国家间，也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悬殊差距。包刚升指出，“全球化的普遍进展与国内不同要素(资本—劳动力)、不同部门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有不均衡性。”对西方国家来说，金融部门和出口部门、投资者和高级管理层会因为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而受益，但普通制造业和出口部门、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却因工作机会的流失而受损。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鲍曼描述了一个公司只属于投资者而不属于它的雇员、原料供应商和所在地的情境，与完全属于一国一地的有着高大烟囱的现代工业情景不同，这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资本的流动瞬时即达，它有了超越国家的能力，地理空间几乎成为被忽略的因素，那些投资者“具有的流动性，意味着权力与义务之间新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无条件的分离。一言以蔽之，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他们统统不必担负”。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已经分化出了多得者、少得者甚至不得者或被剥夺者，全球社会结构也大为改变，各国的大资产者还以跨国公司为重要载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利益联盟，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也共享相近的价值观。富豪群体的财富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全球性市场而非某一国的内部市场，这是全球化时代与以往时代的一个显著区别。何帆认为，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政治带来了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他指出，全球化使得经济精英们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联系密切的俱乐部，各国精英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利益互相攸关，但他们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区联系的纽带却断裂了，当全球的精英俱乐部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之后，他们和本国的利益便越来越疏离，“如今，对华尔街有利的事情，往往对美国不利，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往往对华尔街不利。当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其精英阶层的利益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之后，政治冲突和社会分裂将会不期而至。”全球精英联盟鲜明表现在诸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的阿斯彭论坛这样的会议机制和组织架构上，他们汇集在一起，关心的都是全球问题，很少关注本地利益，“然而，无论经济如何全球化，政治永远都是本地化的。”全球精英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相似性，在２０１６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商业和社会精英阶层对美国政治候选人的喜恶，与美国精英阶层的态度惊人一致。

    第三个进程是“博弈”，即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间的较量。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政治撕裂作用是普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对全球化表示困惑，“全球化原本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但奇怪的是，全球化却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批评的双面夹击。美国和欧洲感受到了外包的威胁，而发展中国家则看到了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的经济制度来对付它们。”挪威学者加尔通则发现，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存在着中心国的中心与边缘国的中心联盟的问题，因而，无论是中心国的边缘还是边缘国的边缘，都承受着压迫。斯蒂格利茨所不解的“双面夹击”现象正由此而来。

    从起因各异的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中可以发现，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仅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博弈还包括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发达国家领导人对全球化的反动，更凸显了资本权力对国家能力的消解作用。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完全流动，以金融产业为主要表现的虚拟经济建立了对实体经济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切断了以往在资本(利润)、国家(税收)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利害关系，形成了资本相对于国家和国民的优势。

    资本意志对国家意志的侵蚀，突出表现在国家政策对资本偏好的迁就上，特别是税收减免。在许多国家，跨国公司都是被拉拢的对象。发展中国家为促进自身发展，纷纷给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了层出不穷的优惠政策，而发达国家为留住投资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放松对资本的监管。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国家普遍为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而相对忽略国民的社会福利。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美国和英国为先导，发达国家纷纷对大资产持有者和富有阶层减税，资本意志分明左右了国家意志。马修斯图尔特仔细分析了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的来源，他发现与舆论通常所宣称的相反，在美国实际发生的不是针对有钱人的税太高了，而是存在“逆向征税计划”，“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实际州税率是顶端１％收入人群的两倍之多，大约是前１０％收入者实际州税率的一倍半”，换句话说，不是富人养穷人，而是穷人在养富人。拉里M巴特尔斯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成因，他详细论证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的两次减税，都“大幅减少了美国富人的联邦税负”，“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流向了前５％的纳税人”。赛斯和祖克曼也注意到，由于税法和执行中的种种漏洞，０.１％美国巨富家庭２０１９年的税负约为总财富的３.２％，而占９９％的大多数家庭税负则为财富的７.２％，实际情况与税法累进的原则大相径庭。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四十年里中产阶层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而顶端的高阶人群的财富却仍在迅猛增长。而在英国，无论是布莱尔、卡梅伦还是特雷莎梅政府，所推进的都是对金融资本和大企业有利的政策，“我们必须保持竞争力”则是在实行这些政策时通常所用的口号。金融资本和大型跨国公司有效利用了国家对丧失竞争力的恐惧，促使越来越多国家间展开了一场竞相压低企业税率、放松金融监管和放松对金融犯罪控制的竞赛，它在英国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后果，便是脱欧公投。

    资本意志对国家意志的操控，还表现在以往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契约损坏。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指出，“至少在西方，我们必须在公司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并且找到在全球化情境下处理这些利益的恰当方式。譬如，西方曾有一段时间，在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型私营公司)与公共部门之间存在过某种类型的国家契约，即某种旨在推动国家共同体及其成员走向繁荣的国家契约。这种契约在许多西方国家大体上已名存实亡，因此他们便遭遇了民粹主义的难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私有化的高歌猛进，公司的“私有”性质越来越强化，而其“社会”性质越来越淡化。这也使得八九十年代一度发生了关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以德国、日本为代表)与“股东资本主义”(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争论，其主题是这两种资本主义哪一种更有效率。而在今天，更需要比较的是哪一种资本主义更容易产生消极政治后果，股东资本主义也许比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但当受益者是少数群体时其效率越高，反作用也会越大。反映在美国，尽管财富总量近些年明显增长，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撕裂却更加严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金融化、资本对国家的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瓦解了国民经济，形成了经济生活全球化与民众福利保障国别化之间的紧张。

    结果便是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困境。利益疏离、政治撕裂在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又与一定的外部环境即经济全球化相关。经济全球化至少给全球和各国的经济、政治带来了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在经济形态上，产业资本实现了全球配置，高度金融化的全球经济体系得以形成，“国民经济”陷入瓦解。二是在利益关系上，以往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私有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契约关系被破坏，“世界公民”即全球精英联盟形成，相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景象并没有出现。三是在政治生态上，主权国家的政治体系失能，国家对资本渐渐普遍处于弱势地位，通过税收等政策手段调节内部经济不平衡和政治挑战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不仅对个别国家，对全球政治来说全球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货物、资本、人口、技术的全球流动和传播是全球化的基本方面，在２０世纪后期至２１世纪到来之际，曾给全球带来了经济繁荣，然而，对它们的不适却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更加明显。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两大重要对外政策改变，即发动“贸易战”和设置严苛的移民进入门槛，都与以往全球化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背道而驰。美国出现“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其主要成因在于美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一部分美国人仍坚持全球化价值的同时，另一部分美国人则认为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已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对全球化产生抵触情绪，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正是代表了后一种群体的声音。

    经济全球化造成国民经济瓦解，主权国家政治体系面临塌陷，以及因此产生严重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不仅是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很大程度也源于经济意识形态的变异。在美国历史上，由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倡导并被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吸收发展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曾深刻影响美国在国家创生和成长阶段的经济政策，美国当年实行国内保护政策，旨在防止外国对美国的经济殖民，但实际上，这是从国家竞争的视角而言的，从资本与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是防止外来资本进入美国后与美国资本一起脱离国家控制，从而使美国不具备足够的“国民经济”分量来开展内部调节，进而可能无法维护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在近些年来的美国政治思潮中，亨廷顿是对“世界公民”、“普世价值”批评最多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背离国家伦理的公民群体及其价值观念不会使世界更美好而会使美国和世界更糟糕，现在看来，享廷顿的思考正在得到现实印证。

    从新近经济全球化在一些国家造成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的现实图景中，需要进一步反思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促成利益分化、肢解政治认同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

    从１９世纪中后期到２０世纪前期，英国推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所发生的一些场景，对理解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政治负作用能够提供一些启示。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也曾突飞猛进，“国际贸易繁荣和国际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当时世界贸易迅速增长，且大多掌握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手中，其中英国又远远超出后两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世界贸易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增长４０％，在４０年代增长大体相当，然后在５０年代猛增８０％，在６０年代增长将近５０％。在１８５０年以前，英国出口商品每十年增加２５％，在随后的两个十年则各猛增９０％和６０％。进口也大致相同，常是超过出口，逆差甚至愈来愈大。”“国际贸易政策的命运掌握在下列三个国家的手中:在１８４０年估计占全世界进出口额１/３的联合王国;大约占１０％的法国和占８％的美国。”一如当今的美国，当时英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在１８３０至１８７０年之间联合王国的海外利益在两个方面起了变化:海外利益第一次真正变为全球范围，同时，在性质上不再以商业为主”。然而，也是在此期间，无论全球政治还是国别政治都呈现出混沌不堪的局面，一些重大事件先后发生。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而且引发了欧洲列强的干预。此后不久，中国清朝崩溃并很快出现南北在政治上的对立。而在亚欧大陆西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同时解体。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等国长期构建经营的殖民体系也随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谢幕而一同分崩离析。这些重大事件，到底因何发生?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研究已经很多，对战争成因也有很多分析。一场引人注目的内战其诱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今天更需要的是就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内战的相关性展开研究。在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内部已经极度利益疏离，南北两大地域已不能被称作利益共同体，相反，从利益关联度来看，美国南方与当时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更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１８４０年美国占全球贸易的８％，是全球仅次于英法的第三大贸易国，但从进出口结构来看，其实这三强之一的地位很大部分是由美国南方对英国的棉花出口产生的，不同于英国，当时美国对外工业出口占比很小，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工业化的外缘和原料供应国的位置。“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制造业部门还不能满足众多需求。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的贸易结构中成品和半成品占据了进口量的６３％，出口品则是农业和采掘业产品，仅原材料和食物就占了出口量的８４％。”１９世纪由英国主导的工业化时代，“不但是煤和铁的时代，也是棉花的时代。由于原料需要进口，棉纺业与海外贸易的联系最为密切。早在１８３０年，就有四分之三的原棉由美国进口。”而这些棉花大多由美国南方出产，这也使英国当时对北美的投资在其海外总投资中占了很大比例。“１８５０年，英国１/３左右的海外投资(约２.２５亿英镑)是在美国”，“到１９世纪中叶，一个全球性的棉花体系形成了，该体系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是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美国南方。”

    因而，从长时段来看可以发现南北战争的诱因可以追究到美国建国之前，是其国家创建未能很好清理其本源的英国成分的结果。英国因素在美国机体中的存在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则具有破坏性。其中一个方面是在经济领域，对于美国建国后形成稳定的内部政治认同，它的影响是消极的。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它们本来就是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殖民地经济与英国曾是一体的，它们是利益相关体。“有人估计，在独立战争之前，如果不计走私货物，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约有２/３到３/４是在(英)帝国范围内进行的。”在独立战争结束、北美殖民地转变为一个新生国家后，就其经济基础、制度体系和国家精神而言，美国的国家建构还远未完成，英国经济影响力在美国机体中的深厚存在，妨碍美国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政治体。

    正因如此，在独立建国后，以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一方面认为要学习英国的工业化经验，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推进独立自主的国家经济建设，在经济和商业上进一步摆脱英国的控制。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图将美国置于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之上，为此提出了庞大的国家发展计划，主要包括建立国家银行、设立进口关税和鼓励国内制造业三项。在１７９１年提交众议院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指出，工业基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每一个着眼于那些重大目标的民族，均应努力拥有民族自给的一切基本要素。其中包括有关生活、居住、衣着和自卫的手段。

    “美国国父们为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可谓身体力行。在１７８６年美国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届国会上乔治华盛顿身着一套由国产布料做成的衣服出席开幕式，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他的全体同胞树立一个榜样，并表明要把这个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汉密尔顿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当政者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曾在１８２０年向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它包括四个重点——廉价的土地、运输方面的“国内改革”、国家银行提供贷款、为制造品确立保护性关税，旨在鼓励东北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其中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这些措施不仅在经济上是必需的，在政治上更是必要的，但却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和对立。尤其是对于保护性关税，不仅南方不满，而且也引发了英国的干涉，在内战爆发后，英国对南部联盟提供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与贸易的考虑。美国内战发生在这一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绝非偶然，强大的外部经济因素使当时的美国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益关联，南北不同区域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利益断层，以致美国本来就不坚固的国家认同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美国内战发生半个世纪后，在西太平洋的东亚，中国清朝也在经历内忧外患的生死危机后最终解体，其后陷入了南北政权对峙、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倾轧的长期政治混乱局面。致清朝于死地的“外患”究竟是什么?同样不可忽视当时的经济全球化背景。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两次鸦片战争诱发，中国在被迫卷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重要过程和问题。一是南部地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更深，由此导致南北两大地域发生了不断加剧的利益疏离和思想分化，并演变为南北两大地域集团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多方面对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新政主要在东南，“因此洋务新政的三十年，东南与内地相比越来越自成一体”，“中国的口岸城市布列于东南，中国的财富聚于东南，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和集散地集中在东南，舶来的思想和文化先入东南，外国人在华利益的重心也在东南。”不过，“经戊戌、庚子与新政的因缘际会，南北畛域逐渐代表了之前的东南与西北的分野。”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竞争压力下，１９世纪下半叶清朝各地自行筹措经费搞“洋务运动”，致使“诸侯经济”群起，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关联被逐渐冲淡，中央权威也被不断削弱，地方分离意识随之兴起。

    不仅清朝的命运与被迫卷入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有一种看法认为，明朝的解体实际上也是因为当时明朝在商品、货币与外部世界发生密切交流后，形成了对外部白银的依赖，而来自外部的白银供给减少时，政治灾难在中国随即发生。

    １９世纪后期英国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与本轮美国主导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多差别，比如殖民主义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现象，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则已被全球统一大市场和资本霸权所取代，然而尽管时空不同，全球化对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原理却是相同的，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也是相似的，即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利益疏离和政治对立，国家之间也因此发生残酷的利益博弈。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全球化的动力和中心地带，英国“日不落”的殖民和帝国体系走向解体，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也走向终结。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在英国推进经济全球化时，本与殖民母体英国高度相关的殖民地利益，在不断加深的全球经济联结中，转而与其他经济体发生利益关联，进而产生离心倾向，殖民体系难以维系。把当年的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想象成一个国家，它在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上半叶所遇到的问题，其实与当前美国遇到的问题类似，都是利益共同体瓦解，进而给政治共同体造成困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空间层面上改变现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的过程，而迄今对其负面政治后果的研究还很不够。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罗戈夫斯基的«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一书，是一本研究经济全球化影响国内政治的佳作，该书采用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个生产要素模型，基于三种要素相对充裕或者稀缺的程度对各种组合进行分类，探讨了１８４０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贸易的扩张或收缩与世界各国国内政治分化的关系，分析了国际贸易变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盟，认为充裕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益、从贸易收缩中受损，所以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而稀缺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损、从贸易收缩中受益，所以反对自由贸易、支持贸易保护。

    因此，鉴于经济全球化给国别和全球政治正在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正视两个现实:一是在“全球经济”形成时，与之匹配的全球利益协调与再分配机制仍极为缺乏。在技术发展、强势资本与利益疏离、政治撕裂之间，存在前后传递的因果关系，而一定的政治制度配置与政策选择又会强化这种因果关系，使政治撕裂更容易发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罗德里克因此提出“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即高度全球化、国家主权、国内民主决策机制不可能同时共存。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给一些国家内部造成政治困难，在于与之匹配的政治全球化并没有发生。全球经济和全球性市场的形成需要全球性的利益协调和再分配机制，然而迄今，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全球性政治配置可以管控经济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全球化的发展进度很快，除了一两个领域，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政治。因此，那些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就找不到有效的解决者来解决....(这是)全世界最重大的问题。”总体来说，主权国家的政治仍主导了人类政治的面貌，绝大多数人(公民)的权益，在绝大多数时候仍需要一定的国家予以保障，“国际政治”只是国家政治的延伸，这与经济全球化对破除国家界限、建构“全球政治”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际受美国政府注资上千亿的国际集团(AIG)，不仅其在英国伦敦的金融部门无人监管，而且就是在美国监管也很有限，诚如«华盛顿观察»周刊一文写道:“主权国家未能发明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架构来管理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多国公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肆意展示着自己的贪婪。”

    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层面打破地理限制的利益重组过程，与之伴随的是政治全球化的缺失，在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容易使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在不同地域和人群间出现利益分化和疏离，由此形成经济全球化与利益(权利赋予、福利保障)供给之间的紧张，产生政治撕裂。李斯特是很早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的经济学家，他曾指出，在现代世界被划分为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自由贸易无法与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相容，１８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市场优先于国家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当市场与国家协调一致时，自由贸易才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国家具备驾驭市场的能力，而不是市场(资本)驱使国家，政治才会表现出和谐，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奥秘所在。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构建不仅要适应商业扩展的需求还要能够防止商业扩张冲击健康的政治伦理。今天的全球贸易、商业扩展、资本流动、人员往来，恰恰在于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联合国及其他全球治理体系，其全球行政协调功能是极其有限的，无法真正开展全球治理。

    政治全球化即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管理和规制的缺乏，反映了主权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设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治理限度。近代以来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在欧洲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动因，是对条块分割的封建经济结构的破解和重构，当有机关联的市场在更大的空间被构建起来时，一种基于更大空间的政治想象及制度建构也应运而生，用以化解更大空间的经济连接问题。与如今的全球主义类似，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１８、１９世纪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开放性的世界主义，“民族是和人类社群由小到大的演化历史相叠合，从家庭到部落到地区到民族，以至未来的大一统世界”，在构造一个更大的经济空间的同时，也构造出一个更大的政治空间，用以协调新经济空间里的利益生产与分配，而其晚近表现就是福利保障制度在２０世纪的普遍化。今天，伴随一个全球性经济空间的产生，也同样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在民族国家为主体、主权仍然分立的时代，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扩展，正如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所指出的那样，使传统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机制深陷无力困境，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分化，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很多国家一直将社会分层和收入差距视为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先决条件，这一假设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何等荒谬和错误!阶层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撕裂与内耗，只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加脆弱。此外，总体财富的增加并不等于民众福利的自动增长，“有发展无福利”的怪状并不鲜见。这也呼应了亨廷顿的一个看法，即一个国家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反而更容易发生政治纷争。亨廷顿所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哪怕一个国家已经高度发达，当其新增的财富不再能够通过国家意志而被民众普遍分享，国家丧失了规制资本活动和利益调节的能力时，政治撕裂同样也会发生。

    “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卡尔波兰尼将全球化危机界定为经济脱嵌无限扩张和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周期性运动，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的近代西方信条，为１９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却也是２０世纪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的来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不断扩张以至于摧毁社会的惨痛经历，说明市场如不受外力的有效节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要能够对抗资本的无限扩张，依赖于某种政治组织形式。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它是民族国家。而当欧洲各国间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为一体且与世界关联越来越多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治安排便不可或缺了。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政治安排没有出现、社会自我保护功能极度失调的结果，欧美国家痛定思痛，二战结束后建立了全球性贸易和安全体系，在欧洲则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欧洲联合并形成欧盟，但它们只是与市场和资本所达成的暂时平衡，而当市场和资本的能力又达到一个新高度时，这些机制的局限便暴露无遗。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还是欧盟，当前都已陷入重重困难。可见，世人所谓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其实还远未构成一个“社会”，而一个实存的社会，不仅能够组织生产，还能够协调分配，“没有一个社会能没有某种用来确保商品之生产及分配之秩序的体制而存在”。

    二是经济全球化有其无法舍弃的政治维度。美国当前日益加剧的政治撕裂，两轮经济全球化之际的诸多政治混乱及其成因，也提醒人们需要从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中，深入反思下述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显然，那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无论被说得有多重要，也都不会比一些“传统”问题来得更重要。近些年来，人们感受得比较多的是传统的大国竞争的回归，而又表现为“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激烈博弈，两国之间上演的“贸易战”，又对此提供了直观的注脚。在人们忧心国际关系会不会再次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瞩目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可能会忽略这些“新”场景不过是一个老问题的回归，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扩张及其导致的阶层分化甚至阶级化，已使经济问题外溢为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此乃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碰撞背后“看不见的手”。这是１９世纪下半叶和２０世纪前期最大的“全球性问题”，而如今同样如此。一百多年前，在面对这个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时，当时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寻找新的国内和国际解决方案，美国是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苏联是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德国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些“主义”同时出现，不仅在国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层面，都发生了多种理念或方案的竞争。但无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集团”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集团”，都强调要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运用国家力量对受损者进行利益平衡。一个世纪之后，资本对国家发挥利益平衡者的作用再次形成巨大阻碍，这也正在成为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紧张频繁上演的主要缘由。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时空中是否应有其限度?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因人类技术发展和对更加美好充裕生活的欲求而产生的强大势能，不是想阻挡就能阻挡的，然而，放任经济全球化的势能而不加以引导和规制，则在政治上又是危险的。主权国家理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但经济全球化也需要适应主权国家林立的事实，不能让主权国家一味屈从于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要考虑现存政治体系的适应度，不可无限推进。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事实，在可见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国民”的福利在国家体系中获得保障，在可见的未来也是不会改变的。在主权国家被经济全球化“打败”时，“国民”的福利无以保障的情况就会发生，而它必然又会给主权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撕裂，并传导到国际层面而引发国际关系紧张。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扩张要在主权国家政治体系可以适应的范围内，以国家可以驾驭资本为限，一旦资本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经济全球化就越出其边界了，也不再有正当性或合理性。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总体来说是成功的，经济发展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公民的权益需求，资本与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扶持而非彼此分离。而自２０世纪晚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过度扩张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承受范围，以至于国家丧失了作为利益共同体、为国民提供未来承诺的能力。其典型表现就是，经济金融化使全球资本流动高度便捷，国家已无法管控资本外逃和税收流失，现代国家赖以存在、政治伦理得以建立的财政基础被抽空。

    第三个问题是，对当代世界来说，为规制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创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又如何可能?政治乱象在各国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加剧，已经表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规制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在全球性政治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那些垄断性或类垄断性力量，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造成新的等级，并使正在形成的全球性社会重新出现碎片化和阶级化。一家美国智库在２０１８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型跨国公司原本已经获取巨额利润，并且将规模较小的参与者排挤出整个行业。允许它们逃避重税造成了重大损害，尤其是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削弱了公共预算只有通过多边合作才能有效监管这些企业”，因此他们提出要“建立新机构，比如全球竞争管理局”。建立一种超越国家范畴的治理体系既非常必要，但又非常困难。欧洲国家在战后相互让渡主权形成欧盟是一个尝试，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则是全球层面的尝试，在一定时期里，它们都曾展现出了效率，但又都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在今天的扩张。近些年来，“全球治理”日益为各国所重视，然而，全球治理所关注的如果仅仅是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样的“全球治理”还只是隔靴搔痒。全球治理应该直面关键问题，即如何通过一定的全球政治安排，使全球财富生产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大多数人受益。把全球比作一个国家，需要建构起来的全球政治体系，其功能乃是进行利益调节，推进国际公共产品在不分国界的所有人群中均等化，这很难做到，但却必须去做。(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