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韩贸易摩擦始于日本单方面加强对韩出口管制。日方决意对韩采取强硬措施的直接原因触发于韩国大法院的强征劳工索赔案判决，根本原因则体现了地区秩序重组背景下两国调整双边关系和地区战略的博弈，日本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包含对政策有效性、风险性和战略性的多重考量。日韩对贸易摩擦与历史问题是挂钩还是双轨处理的原则上存在根本差异，对政策合理性的辩论也未能缩小分歧，但韩国政府的全方位外交和国内应对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摩擦的冲击预期。两国摩擦短期恐难消解，美国能否积极调解是影响其近期走向的关键。
日韩关系近年龃龉不断，在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军事争议的反复困扰后，2019 年 7 月初又因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制措施而引发贸易摩擦，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同于以往被控制在双边特定领域的局部矛盾，本次贸易摩擦牵涉到经济、历史、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呈现出跨领域挂钩和撼动两国关系全局的倾向。鉴于日韩在全球价值链和美国亚太同盟中的重要地位，摩擦激化甚至可能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日韩贸易摩擦缘何爆发? 其具体内容和政策含义如何，两国的博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走向? 这些问题不但是理解日韩关系新变局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对于在中美贸易战和朝核问题转圜等背景下研判全球经济形势和地区格局前景也有重要价值。本文将首先结合对日本出口管制制度的考察，解析日本对韩出口管制措施的内容与政策含义，再从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政策选择等多个层面，分析日本推出此次措施的原因，最后考察韩国的应对，并对日韩贸易摩擦的前景作简要展望。
1.日本对韩出口管制措施:内容与政策含义
本次日韩贸易摩擦的开端，始于日本单方面宣布加强对韩出口管制。2019 年 7 月 1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两项措施:第一，拟修订对韩国的出口管理分类，将韩国从适用宽松管制的“白色清单国”中删除，当天开始启动意见征集程序;第二，改变特定产品的对韩出口许可方式，7 月 4 日起将含氟聚酰亚胺、光刻胶、氟化氢的对韩出口与相关制造技术的转让由总括许可改为个别许可。关于措施出台理由，公告中称是因为“日韩间信赖关系显著受损”、“围绕与大韩民国相关的出口管理曾发生不恰当事件”，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出口管理的切实实施。
两项措施都是基于日本的出口管制制度。日本的出口管制制度在其国内是根据《外汇与外贸管理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出口贸易管理令》及其配套规章，对被认为可能妨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定物项的出口进行分品类、分国别管理的制度。虽属于日本国内法范畴，但该制度起源于冷战时期的阵营间军事禁运，冷战终结后随着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有所转型，现行制度同时纳入了四大全球性出口管制机制，包括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防生化武器扩散的“澳大利亚集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扩散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以及管控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物项及技术转移的“瓦森纳安排”。简言之，日本的出口管制制度不仅是国内法规，也是全球战略安全格局的产物和国际防扩散与军控机制的组成部分，其中根据出口对象国对相关国际机制的参与表现进行分级管理。
所谓“白色清单国”，便是日本在上述机制下，对战略友好和安全可信度高的国家简化出口管制的优待政策。日方此次宣布对韩措施时以日韩互信和韩方的相关管理可靠性问题为由，原因也在于此。日本的“白色清单国”此前包括韩国共 27 个，在同时加入四大全球性出口管制机制的 30 个国家中，仅未包括土耳其和乌克兰;相应地，韩国的“白色清单”也包括日本，尽管两国简化管控的具体政策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管制主要分为“清单管制”和“全面管制(catch－all control)”两种方式，其中后者对“白色清单国”实行豁免。具体来讲，前者针对四大国际机制建议的高风险武器和两用物项及技术清单，要求凡出口品为清单所列对象，国内出口方必须事先得到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后者则针对虽未被列入上述清单、但也可能用于武器扩散的物项和技术，要求出口方在已知或被告知其转用可能性的情况下，须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许可，但出口目的地为“白色清单国”时除外。
日方此次推出的第一项措施，相当于启动了将韩国从“白色清单”中删除的程序。经济产业省 7月 1 日公告当天开始就此征集意见，定于 24 日截止后交付内阁审议，最终决定于公布日起第 21 天正式生效。这样的程序是因为该措施涉及修订的《出口贸易管理令》是内阁政令，按规定需就政府所拟的修订案公开征集意见后交付阁议，同时也相当于给相关外交斡旋留出了一定空间。一旦内阁最终决定将韩国删除出“白色清单”，韩国此后从日本进口“全面管制”所涉物项和技术时将不再享受宽松待遇。据日本《出口贸易管理令》规定，全面管制的对象包括矿物类产品、化工类产品、纺织纤维类产品、金属类产品，以及机械电器、汽车造船、精密仪器及其零部件等多个大类，包含物项 1100 余种，其中涉及大量尖端科技产品和材料。
第二项措施则是在“清单管制”的对象中，首先选出三种关键产品，直接加强对韩出口管制。如前所述，日本的清单管制适用于包括“白色清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但在向经济产业省报批的程序上又分为“个别许可”和相对简便的“总括许可”。含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的对韩出口此前适用于后者，是针对精细度较低的品目、按出口目的地实行的简化管理制度，出口方获批后可在三年内多次进行指定交易。但本次措施出台后，7 月 4 日起相关出口即改为对每项合同分别报批，据韩国贸易协会称，整个申请审批流程可耗时 90 天左右,且存在被拒的可能。能够如此迅速实施，在日本国内程序上是因为该措施仅涉及修改经济产业省贸易经济协力局的部门规章经部门决定便可生效，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政府的强烈意志。含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是有机发光显示屏(OLED)和半导体生产的重要原料，2019 年 1～5 月韩国的对日依存度分别高达 93．7%、91．9%和 43．9%，鉴于芯片和智能手机等产业在韩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加强相关出口管制将对韩方构成巨大压力。
总之，日本此次根据其国内法，以安全问题为由单方面宣布加强对韩出口管制，率先针对韩国经济关键产业中对日高度依赖的三种主要原料，增加了政府对其出口审批的介入程度，后续还计划修订经济影响更广且带有战略安全含义的“白色清单”，将对韩出口置于更严格的管控之下。尽管两项措施都不是直接关闭对韩出口的可能，但单方面扩展日本政府的裁量权本身已相当于提高了对韩出口壁垒，并构成了两国后续博弈中对韩施压的重要抓手和筹码。
日本上述措施自公布伊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原因在于其政策含义超越了双边局部矛盾，对世界经济秩序和两国关系全局都可能带来重要影响。首先，日韩贸易摩擦可能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机制，对世界经济产生扩散效应。以首当其冲的韩国半导体产业为例，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企在全球市场占有重要地位:2019 年第一季度，两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ＲAM)产能高居全球前二，占比达 37．7%和 26．3%，储存型快闪存储器(NAND Flash)的产能也分列全球第一和第四，占比为 29．3%和 13．9%，主要客户涉及全球众多电子和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如果日本限制原料出口对韩国半导体生产造成重创，难免会冲击下游行业并刺激全球相关产业的重组。据称韩国半导体生产企业通常对光刻胶和氟化氢等原料仅保有一到三个月的库存，而日方在公布措施三天后就开始全面实施可达90 天的出口审批流程，使相关韩企陷入断供风险。尽管韩方会积极寻找替代性供货渠道，但要确保同等质量和规模的非日产原料并非易事，加上更换新原料要进行性能检测和工艺调整，即便避免断供也难免发生时间和费用成本。总之，鉴于日韩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对韩措施给已因中美贸易战而面临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再添变数，受到经济界的广泛瞩目。
其次，日韩贸易摩擦也使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再次面临考验。日本此次以国内法和安全保障为由推出单边限制性贸易措施，并被指有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意图，这与美国挑起对华贸易冲突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如果说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尚属个案，鉴于其全球霸权地位和特朗普总统的个人风格而带有特殊性，那么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步其后尘，其体现出的政策讯息乃至示范效应，是值得密切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尤其是日本自身也正面临对美贸易谈判压力，而且其主办的 G20 大阪峰会刚通过的领导人宣言表示要维护自由、公正、非歧视性的贸易环境和开放市场，如何解读其政策自洽性，对研判日本今后政策走向有重要价值。此外，在主要发达国家多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同程度出现政治保守化和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日方本次措施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催生连锁反应，助长其他国家借助自身在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优势，单方面改变贸易规则。
再次，日韩贸易摩擦则标志着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挂钩，牵动着两国关系全局，甚至可能影响到双边战略安全和美日韩安全三角的合作机制。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久拖不决，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面临与历史争议双轨并行还是挂钩的选择。自双方对 2015 年“慰安妇”问题协议的争议升级到外交层面以来，文在寅政府多次尝试推动历史与现实双轨并行，希望在强调历史正义的同时继续发展对日关系，但日方态度冷淡，未作明确回应。本次措施则事实上表明日本将强征劳工等历史争议与经济合作挂钩，这将使两国各领域合作也难免面临连带风险。与此同时，由于本次措施以安全问题为由，矛盾扩大时也有可能牵涉到双方的战略安全关系定位，在特朗普政府注重本国优先和降低同盟成本的背景下，甚至不排除影响到美日韩安全三角的有关合作机制可能，构成了本次日韩摩擦的另一重要看点。
2.日本对韩措施的原因分析
日本之所以突然单方面推出如此深具含义的对韩措施，其直接原因是受到了韩国“强征劳工索赔案”判决的触发，根本原因则是延续日韩近年一系列历史争端的脉络，体现了地区秩序重组背景下两国谋求调整双边关系和地区战略的博弈，尤其是日本在美国单边主义冲击下的对韩政策调整。在具体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则反映出对政策有效性、风险性和战略性的综合考量。
韩国大法院 2018 年底对“强征劳工索赔案”的最终判决及其后续措施，是触发日本报复措施的直接原因。该案是韩国四名强征劳工受害者就日本殖民时期被强制劳役和克扣工资问题，2005 年 2 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新日铁住金公司提出的索赔诉讼。2018 年 10 月 30 日，韩国大法院做出最终判决，要求被告向每名原告支付 1 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将其索赔依据解释为“在日本企业的反人道非法行为与日本政府对韩半岛的非法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前提下，强制动员受害者对日本企业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所以做如此复杂的界定是因为日韩 1965 年恢复邦交时曾签署《请求权协定》，确认两国及其国民之间的请求权问题已得到“完全和最终的解决”，而在两国近年来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中，协议能否消除所有韩国相关受害者的个人对日索赔权，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对此进行了详细辨析，认为请求权协定是基于《旧金山和约》的基本原则，就两国间财政和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达成的政治协议，并未涉及日本非法殖民统治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而本次判决只要求赔偿非法强征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失，不包括欠付工资或财产补偿，不属于请求权协定的适用范围。参照该判例，韩国大法院11 月 29 日又对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做出了类似判决。在判决得不到被告日企响应后，相关地方法院 2019 年初批准了原告方要求扣押其在韩资产的要求，并于 5 月 1 日接收了原告方要求出售相应扣押资产的申请。
日本政府自判决确定之初就表示坚决反对，此后又针对韩方后续措施，多次提高警告强度。尽管日本国内对韩国个人索赔权曾有过不同声音，且相关企业先后对美国和中国强征劳工进行了道歉和赔偿，但近年一直坚称韩国索赔权已全部通过 1965 年协定得到解决，指韩方的所有不同解读违反国际法。在韩国大法院判决当天，安倍首相就在众院全体会议上表示“参照国际法，这是不应有的判断。将采取坚决应对”;⑤外相河野太郎也发表强硬讲话，指此举“根本颠覆了 1965 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所建立的日韩友好合作关系的法律基础”，表示“极为遗憾、断然不可接受”，并称如韩方不立即采取适当修复措施，“日本即便从保护日本企业正当经济活动的角度，也将考虑包括国际裁判在内的所有选项，采取坚决应对”。在韩国法院批准扣押相关日企在韩资产和接收出售申请后，日方根据请求权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分别要求韩国进行双边协商和国际仲裁，并警告已“提升对事态严重性的认识”。然而，韩国方面基于三权分立下政府不干涉司法判决的立场，未接受日方要求。对此，日方在继续推进对韩交涉和敦促的同时，也开始提及要对韩经济制裁。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2019 年 3 月 12 日曾表示在考虑具体对韩报复手段，称“不只是关税，可能还包括停止汇款、停止发放签证等各种报复措施”。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政府截至 2019 年 3月初已在准备约 100 个反制选项，如果韩方变卖强征劳工案日企被扣押资产，将视为对日企构成实际损失而予以反制。
总之，回溯日本出台对韩措施之前两国关系的脉络，可见强征劳工判决是刺激日本实施报复的关键触发点，这对理解本次日韩贸易摩擦的性质和走向有重要意义。尽管自 7 月措施出台以来，日本出于规避 WTO 约束等考虑，逐渐统一口径称措施与强征劳工判决无关，但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多名政要都在解释该政策时提及判决是导致两国互信受损的重要原因，并强调韩国接受日方仲裁提案是双方对话的前提，事实上佐证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几个月的政策准备，日本结合自身政治日程选在G20 大阪峰会和参议院选举之间公布措施，且将正式阁议时间设在其要求韩方接受第三国仲裁的最后期限 7 月 18 日之后，谋求通过强压迫使韩方妥协。
当然，日本决意采取对韩报复措施不是孤立事件，两国近年的频繁争端起到了蓄势作用。尤其是自安倍二次执政后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以来，历史问题持续牵动两国关系，突出表现为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相关争议至少在国际法和国内政治两个层面为日方措施积蓄了张力。在国际法层面，两国对 1965 年请求权协定的解读分歧不断扩大，使日本对韩国“违反国际法”的话语框架不断加强。韩国近年在两国争议中不断深挖 1965 年协定的相关谈判记录，以辨析协定的解决范围及其局限，并借鉴女性人权和受害者中心等新兴国际法理念支撑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主张。但日本方面坚持严格的字面解读，并将韩方主张一概定义为违反国际法。随着争议的反复，双方对请求权的解读渐行渐远，日方关于韩国“违反国际法”的话语框架也愈加巩固。尤其是文在寅总统执政后日韩慰安妇协议事实上被架空，被日方视为再度破坏政府间约定，但鉴于慰安妇问题上的道德劣势不便予以反制。强征劳工问题虽涉及类似顾虑，但韩国大法院判决后，日方从维护本国企业经济利益的角度强调反制必要性，不但指责韩方违反请求权协定，在公布对韩措施时也以两国互信和韩国出口管理不严为由，其强硬态度和主张角度都与此前的国际法分歧一脉相承。
在国内政治层面，日本的对韩公众舆论随着两国历次争议不断恶化，两国决策精英之间的人脉网络也因慰安妇协议的争议化显著受损，构成了日本政府决心对韩强硬的国内基础。两国间的持续争议使部分日本人积累起对韩怨愤和疲劳感“嫌韩”情绪在公众中逐渐扩大影响。再加上日本媒体环境相对保守，对韩国国内政局的报道又多参考《朝鲜日报》等韩国保守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对文在寅政府的看法不甚友好。此外，日韩决策精英之间原本有着密切的人脉关系，借助这种人脉关系进行非官方政策沟通，是两国以往协调矛盾和商讨解决方案的重要渠道。但随着双方矛盾频发，这种渠道的作用空间也显著萎缩。尤其是慰安妇协议被架空后多名政界和学界主要推动者受到处分或舆论指责，使双方决策精英对牵头协调敏感争议性问题的政治风险多有顾虑，这阻碍了强征劳工判决以来两国非正式渠道的政策沟通，构成了日本出台强力措施的重要背景。
日韩关系频生龃龉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地区秩序重组背景下两国调整对外关系的博弈，本次贸易摩擦也不例外。随着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冷战后乃至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地区秩序都面临松动和调整，日本和韩国也分别提出“正常国家化”和“中等强国外交”等整体构想，谋求在秩序重塑乃至构建过程中能动地争取本国的利益空间，为推行各自政策难免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复杂博弈，日韩近年的历史和领土争端都可视为这种博弈过程的体现。在二战结束后建起的地区秩序和日韩双边关系中，双方在冷战升级背景下匆忙和解，对此前日本殖民和侵略朝鲜半岛的问题未能自主展开充分讨论，因而在历史认知、请求权和个别岛屿归属等问题的界定上都存在模糊性。为了在构建未来秩序中建立符合自身战略构想的话语框架，双方都谋求对这些模糊问题做出最有利于本国的解读和主张，在地区秩序重构前景尚未明朗之前都难以轻易做出让步。各时期日韩博弈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具体到本次日本对韩措施，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地区局势新近变化，构成了促使日本决定对韩强硬、调整博弈策略的最主要外部因素。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单边主义，对同盟约束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部分消解了日本对美国施压调解的顾虑。以往日韩矛盾激化时，美国多从巩固同盟的角度出面调停，2015 年日韩慰安妇协议的达成便是典型案例。但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同盟间自行解决问题，且日本已在对美贸易、海外派兵和驻军费用等领域面临诸多压力，对美国加大施压的顾虑相应降低。作为美国单边主义的最典型案例，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则开启了以经济手段处理政治问题和以本国安全为由加强出口限制的先例，日方限韩措施选择类似的方式，也体现了化解美方调解压力的考量。
日本出于上述原因决意对韩采取强硬措施，其具体政策手段的选择，则反映了对政策有效性、风险性和战略性的综合考量。在政策有效性方面，该措施在日韩分工结构和韩国经济低迷的现状下最能直击韩国政府的痛处。韩国经济的结构性特点之一便是在多种核心零件和材料方面高度依赖对日进口。日本学者小室直树上世纪 80 年代曾提出“鸬鹚经济”的说法，指韩国的经济结构如鸬鹚捕鱼，其出口收益大部分会随着上游原材料的进口流入日本。这种结构下韩国长期对日保持贸易逆差，1965 ～ 2018年累计逆差高达 6046 亿美元，其中零部件和材料的占比超高，2018 年金额达 151 亿美元，占当年对日贸易逆差总额的 63%。虽然自损顺差并非常见操作，但鉴于日韩特殊的分工结构，日本控制部分关键原材料的出口能够冲击到韩国的支柱性产业，尤其是在韩国经济涨幅低迷、就业问题严重的近期形势下，会对文在寅政府造成沉重压力。在风险性方面，出口管理措施除了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降低美国干预可能性外，以安全问题为由还有助于规避 WTO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有关约束，加上该措施并非全面禁运而是扩大日方裁量权，日本政府可根据局势发展和自身经济需求进行灵活把握，从而降低日方可能面临的反弹和政策风险。在战略性方面，本次措施率先威胁的半导体产业不仅是韩国经济当前的支柱性产业，还因第四次工业革命下 5G 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巨大需求，被韩国各界视为未来的核心战略产业。韩国政府 2019 年 4 月底曾发布《系统半导体产业愿景与战略》，提出在巩固储存芯片领域全球优势的同时，强化市场份额更大的非存储半导体产业，2030 年前建成综合性半导体强国;三星电子也公布了与此脉络相通的《半导体愿景 2030》，计划2030 年前对系统芯片领域投资 133 亿韩元。日本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日贸易战后丧失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深知在该产业发展关键时期受阻的痛处，本次措施首先剑指韩国半导体产业，不排除带有对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考量。
3.贸易摩擦博弈及前景:日韩分歧与韩国应对
韩国各界自措施公布后展开全方位应对，力求在缓解三种关键产品断供风险的同时，促使日本政府撤回对“白色清单”的修改，但日方仍在 2019 年 8月 2 日阁议中确定删除韩国，并定于当月 7 日公布、28 日生效。对此，韩国政府宣布也相应加强对日出口管制，并将根据日方措施分步加大应对力度，不排除考虑终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MIA) 等选项。
日韩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对贸易摩擦和历史问题的关系分别采取了挂钩和双轨的处理原则。日本方面虽否认措施是为报复强征劳工判决，但反复强调贸易问题的解决应以韩方接受相关仲裁、恢复两国互信为前提，而且除了负责交涉强征劳工问题的外交部外，对其他双边对话渠道进行了严格限制。反之，韩国政府在日本公布出口管制措施当天，就将其定性为对强征劳工判决的报复，但并未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既定原则，而是从反驳日方限韩理由、强调自由贸易原则的角度，要求日方撤回对韩措施。不同于日本政府自始至终的强硬态度，韩方对历史问题能否让步的表态经历了渐趋明朗的过程。文在寅总统在 7 月 8 日表态时措辞委婉，指日方措施为“针对司法事务意气用事的经济报复”，⑤间接重申了三权分立下政府不干涉司法判断的既有立场。随着对日协商受阻，一周后则开始明确呼吁日方区别对待历史问题和面向未来发展的两国关系，批评将二者挂钩是“开历史倒车”。 7 月 16 日，青瓦台早于日方要求韩接受第三方仲裁方案的最后时限，提前两天宣布拒绝，并表示仍坚持一个月前对日提出的由两国企业自发出资向原告支付判决金额、日方接受后可接受调停的方案，外交部也补充称两国对请求权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有不同解读，不能同意日本单方面设定的时限。文在寅总统此后在会见朝野党首时，指出解决历史问题不能仅靠政府间协议，更需要受害者的接受和民众的共鸣，意指应以慰安妇协议的风波作为前车之鉴。在日方所提时限当天，日本外相发表谈话对韩方做法表示“极度遗憾”、已在考虑“对韩采取必要措施”，并在召见韩国大使时打断对方发言，指责韩国再提被明确拒绝过的方案“极其无礼”。至此，双方在挂钩与双轨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已显露无遗。
仅就日本对韩措施来讲，双方对其出台理由的合理性问题也是各执一词，立场分歧显著。日方强调其措施并非出于报复，也不是贸易禁运措施，只是为了加强出口管理，围绕其在措施公告中提到的两国互信受损和韩方管理不严等理由，进一步阐述了自身主张。关于两国互信，日本指韩国在请求权问题上违反国际法损害了其可信度，两国近来的历次摩擦也都对互信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两国贸易管理部门间的政策对话已因韩方原因中断三年，而就微妙和敏感信息交换意见是出口管制工作有效实行的前提，加上韩国对常规武器两用品出口管制的法律基础不明确，日方认为有必要加强出口审核。关于对韩出口中的“不恰当事件”和限制三种关键产品的理由，日方未给出具体解释。安倍首相早期为参议院选举造势时曾以韩国在请求权问题上违反国际法为由，对韩国能否严格执行对朝鲜制裁表示怀疑，暗示对韩出口品有变相流入朝鲜的风险。此后也有自民党人士提及这一主张，但在韩方强烈反驳后未再就此表态。韩国政府则指日方措施带有不可否认的报复性，是在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有违 WTO 规则和自由贸易原则。对于日方给出的限韩理由，韩方也逐条进行了反驳，强调韩国在实行严格的全面管控制度，国际管制机制对其评分高于日本，且有持续就重启贸易管理部门对话对日进行沟通。关于朝鲜制裁问题，文在寅总统更是直接做出表态，指日方相关质疑是对韩的“贸然挑战”，并表示两国可委托国际组织调查各自是否存在违反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情况。
韩国政府在日本措施公布以来积极推行全方位外交和组织国内应对，日方则主要基于既定立场加以防守，以下将以韩方应对为中心考察双方博弈的展开。韩国首先积极争取对日沟通，多次要求与日方主管出口管制工作的经济产业省进行磋商，但几乎全部遭到拒绝。双方主管部门仅在 7 月 12 日进行过一次工作层会面，但事后双方对其性质和内容的解读出现严重分歧:韩方视其为双向协商，并表示对日提出了撤回修改“白色清单”的要求;日方则称会议只是单方面就本国措施做事务性说明，并非进行协商，并称韩方要求的不是撤回措施而是“解决问题”。这之后日方表示不再接受会面，韩方如有问题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而此后双方的政策辩论都是通过各自在部门网站发布媒体报道资料的形式进行隔空喊话。此外，韩方还曾两次提议对日派遣特使，但均遭日方拒绝;韩国国会代表团访日期间与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会面的计划也被临时取消。
在此状况下，韩国积极通过外交活动寻求国际支持，其首要争取对象便是美国。韩国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配合发声，希望能使美方足够重视，出面居中调解。在经济方面，韩国相继派出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铉宗、外交部双边经济外交局局长金希相和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俞明希访美，与美方相应官员、国会议员、经贸团体和智库专家等进行了密集会晤。除了介绍韩方政策立场、批驳日方限韩理由太过牵强外，访美代表还着力强调了日韩贸易摩擦可能对全球价值链和美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安全方面，正义党党首沈相奵在 7 月 18日文在寅总统与朝野五党党首会见期间，首次提出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废除问题，也是意在引起美方重视。美国政府早期持观望态度，随着事态激化开始进行有限调解，但仍以鼓励日韩双方自行解决矛盾作为主要政策基调。美助理国务卿史迪威 17 日访韩时首次表示美方会为支持日韩和解做能力所及的努力。但特朗普总统两天后便降低调门，称文在寅总统曾要求自己帮忙调解争端，却仅表示如日韩双方都需要时会考虑出面，此后博尔顿访问日韩时也持类似基调。直到 7 月底东盟地区论坛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才在日本“白色清单”阁议在即的情况下做出了实际调解努力，除促成美日韩三方会见外，据称美方还建议日韩考虑签署一份外交纠纷中止协议，大意是日本延缓修改“白色清单”和韩国暂停日企扣押资产出售程序，但日方即刻表示了拒绝。
除了对美外交，韩国也积极向相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国际经济机构争取国际支持。WTO 的各级会议是韩国最为重视的国际组织平台。韩方在 7 月 9日的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上阐述了自身立场，并提案在 23－24 日的总理事会上将日本对韩措施列为正式议题，批评日方做法有违自由贸易原则并有损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转。此外，韩国还召集全球四大出口管制机制各国驻韩外交官，以政策说明会的形式介绍自身主张。鉴于日韩贸易摩擦对韩国经济预期及其外部效应的影响，韩国政府还向400 余家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等海外投资机构发送了说明邮件，并约见三大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代表介绍其应对措施，以增强外界对韩国经济的信心。
在外交博弈的同时，韩国政府也在国内领域也积极整合舆论和组织紧急应对，其主要措施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对机制的建设。为提升信息共享和对策研究的效率，韩国政府新建了多个部门间和政企间沟通机制，包括日本出口管制应对部长联席会议、出口管制问题申报中心、原材料与零部件供求对应支援中心等，并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的联络。相关部门还针对日本修改“白色清单”后的影响，选出 159 种高风险品目，根据对日依存度和行业特点等制定预案进行统筹引导。二是联合主要政党，整合国内声音。韩国保守在野党最初立场与政府有较大出入，直到文在寅总统 7 月18 日在青瓦台会见朝野五大政党党首并发表四项联合声明宣布在应对日方措施上统一立场、进行跨党合作。三是临时增加专项预算。面临日本阁议的确定，韩国在最新通过的补充预算案中增加了2732 亿韩元应对日本出口管制措施的专项预算，用于材料和零件的研发和相关企业的支持等。此外，文在寅总统本人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及时对内外传达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最新进展，也对引导国内社会舆论和提振经济信心起到了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多方措施，韩国政府虽未能改变日方修改“白色清单”的既定日程，但在对外表达自身政策主张、对内组织危机应对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韩国民众对此反应积极，据韩国一家民调公司调查显示，日本公布出口管制措施后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7 月中有三周超过 50%，临近日本阁议的 7 月 29 日时更达到了 52．1%的高点。这样的评价也反映出韩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能在相当程度上呼应国内民意基础。日方措施公布以来，韩国民间开始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除了一般消费者的自发组织以外，还逐渐扩展到地方政府和各种行业协会，呈现长期化和扩大化趋势。据韩国一家民调公司调查，截至 7 月 31 日有 64．4%的受访者已经在参与抵制活动，今后有意参与者的比重更达 68．5%，两组数字在过去一个月中都呈上升趋势。
总之，日韩贸易摩擦在两国政府的持续分歧和韩方的积极应对中发展至今，但双方措施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今后随着经济影响的显现将面临更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关于其未来发展前景，目前基于上文分析可做以下初步展望。一是本次贸易摩擦短期恐难以消解。无论是从日方的政策动因和前期规划，还是从韩方的应对态势来看双方都有对摩擦长期化进行准备，短期也难有动力做出单方面让步。日本政府决意对韩强硬是基于长期蓄势和慎重考量，草草收手必将对其国内外地位带来严重损害;文在寅政府历来强调历史问题的原则性，更何况即便在强征劳工判决问题上有所妥协也未必能改变日方政策，反而可能将自身置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二是美国是否积极出手调解对摩擦走向作用关键，今后仍有加强调解力度的可能。如果韩国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呼声继续高涨，或者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发展日韩贸易摩擦的风险性进一步增大，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提升对其重视程度，并将如何调解摩擦作为对日韩分别进行贸易、军费和海外派兵谈判时提高要价的筹码。如果美方加强调解，很可能以其在东盟地区论坛前提出的纠纷中止协议作为基础方案。三是韩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助于减轻日韩摩擦的经济冲击。基于韩国国内建立的多方应对机制和对高风险行业的政策、信息渠道和资金流动性支持等措施，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半导体生产等相关企业的原料断供风险，并通过培养国内生产能力和开拓替代性供货渠道等方式逐渐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韩国的全方位外交活动也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国际压力，使后者虽以完成国内制度修改，但在今后的实际对韩出口审批中难免要顾及此间对韩政策辩论时做出的立场说明，对政府裁量权的行使采取更为慎重合理的态度。
4.结 论
本次日韩贸易摩擦始于日本单方面加强对韩出口管制，在日方确定将韩国删除出“白色清单”以后正式发展为双向摩擦。双方目前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虽不是直接禁运，而是增加各自政府的出口审批裁量权，但鉴于所涉产品的广度和重要性、日韩分工结构以及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有可能对世界经济景气和自由贸易规则产生重要影响。日方措施直接触发于韩国的强征劳工判决，但背后也体现着两国近年争端的积累和在地区秩序重组背景下的战略博弈，是双方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在摩擦的初期应对中，双方在如何处理贸易摩擦和历史问题的原则上存在根本差异，相关政策立场也是自说自话、各执一词，尽管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全方位外交和组织国内应对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能延缓双方对抗性政策的升级，短期也恐难迅速消解，其长期前景将随着实际经济影响的显现渐趋明朗。对中国来讲，日韩两国都是重要贸易伙伴，处于双方摩擦焦点地位的半导体等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下与中国多种行业有密切关联，其经济影响值得密切关注。鉴于本次贸易摩擦必将扩大日韩关系的既有隔阂，甚至不排除导致美日韩安全合作机制的松动，其未来影响在美国单边主义和朝核局势转圜带来的地区政治安全格局调整中可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也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判。此外，日本开启此次摩擦的方式与对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的做法多有类似，难免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未来走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应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加强探讨。（注释略）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朝鲜半岛政治经济、东北亚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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