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核心包括并购规模、总体并购动机、经济影响与监管措施等。2003年以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08年达到559亿美元，2013、2014、2015年连续超过千亿美元，2015年为1180亿美元，实现双向直接投资的基本平衡。截至2015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万亿美元，2万多家母公司在国（境）外投资设立3万多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186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严格定义和统计标准，但它和间接投资不同，尽管都涉及跨境资本流动。投资主体的境外投资，包括买股票或者收购目标企业，只要股份没有达到10%，按照IMF的定义，不能作为直接投资。部分服务贸易（购买国外房产、投资移民）不是为直接投资。签订意向协议，尚未完成交割的也不能纳入直接投资。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跨国并购超过千亿美元是不真实的，实际金额为166亿美元。 2012年到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跨国并购累计1715起，总金额1372亿美元。从国家分布看，并购区位较为集中：加拿大160亿美元、香港155亿美元、美国14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73亿美元、澳大利亚72亿美元、意大利60亿美元、俄罗斯56亿美元、英国49亿美元、德国31亿美元。从行业分布看，服务业为主，跨国并购537亿美元，占总量的39.2%；制造业偏少，金额为304亿美元，占比17.6%；资源导向型并购占居突出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362亿美元，占20.9%；采掘业82亿美元，占4.7%。5亿美元以上大型并购比较突出：交易65起，并购金额945亿美元，占总量的69%。从交易金额计算，中央企业并购占居重要位置。累计中央企业并购交易42起，金额高达563亿美元，占同期交易总额的41%。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二是跨国并购。从全球范围看，跨国并购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年均占FDI总流入量的一半以上。2005-2015年，平均占35.6%，其中，2007年最高达到55.2%，2014年为32.5%，2015年为37.9%。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2004—2015年，合计跨国并购总额为327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6%。其中，2014年为49.13%，2015年为37.3%，这种与全球的比例基本一致。从微观层面，跨国并购的兴起，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营环境下，企业为了提高其国际竞争地位所采取的战略行动。技术的变革、管制的自由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是推动跨国并购的主要外部力量；企业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增强市场实力和统治地位，通过协同效应提高效率，扩大规模，多样化（分散风险）追求，以及公司财务原因，是驱动企业跨国并购的内部因素。从形式看，跨国并购是企业国际化途径的路径选择；从效果看，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教训，取决于后续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层面，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短期内在资本、技术、就业、贸易、市场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长期来看，二者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本质差别，都是积极效应。首先跨国并购是一种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从多年来世界各国外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开放是主流。针对跨国并购的监管，比较分析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管理制度措施，发现各国对跨国并购的准入趋于自由化。美国对跨国并购的安全审查最为系统规范，最后否定的比例极低（占并购交易数量不足1%）。全球每年数千起的跨国并购，发达国家是主要参与者，他们既是资产的出售方，也是资产的购买方。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包括获取自然资源、寻求核心技术与品牌、开拓国际市场、满足未来国内市场需求。
首先，从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突出表现为获取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采掘业。
其次是寻求核心技术与品牌。这种并购基于获得专利技术，构筑全球共享的生产、销售、研发平台，提升国际知名度，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重要并购项目包括：中国化工橡胶公司收购意大利倍耐力控股权项目、潍柴动力收购德国凯傲控股公司、上海力宏投资中心收购以色列Lumenis公司、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项目、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收购德国施维英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收购以色列Alma Lssers Ltd、深圳市海普瑞药业收购美国医药业Cytovance Biologics, Inc.、万向集团收购美国A123系统公司等。
第三是借助并购拓展国际市场。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局限，试图借助目标公司在市场、品牌、渠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快速开拓国际市场。例如：海尔集团购买新西兰斐雪派克电器控股和日本三洋电器；光明乳业通过收购玛纳森食品公司，使其在澳洲、欧洲、北美的通路终端达到11700多家。第四开发国内未来市场。这种并购突出表现在小型航空制造业和游艇业。河南美景集团收购穆尼航空公司；中航通用收购西锐公司。山东潍柴控股集团收购法拉帝75%的控股权；大连万达集团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92%的股份。目前，我国企业对外并购过程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资源型并购比例较高，风险增加。我国的资源型并购比例较高，区域集中。第一，这种并购不可持续，东道国限制性措施增多。第二，未来对传统资源的需求可能发生改变，增加了并购企业的风险。第三，大部分是央企并购，价格确定、收购方式选择、并购后管理存在不少问题。
其次，追求独资或控股。在对外并购中，寻求控股权现象较为突出。在跨国并购交易总量中，100%控股权的有862起，占50%；交易总额688亿美元，占比40%。50%-99%绝对控股权的有411起，占24%，交易金额296亿美元，占比17.1%。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70%为合资，独资约为15%。目前独资比例上升到80%。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刚刚起步，国际经验及管理措施，需要长期积累。研究发现，并购后，由于对目标企业经营、技术、市场、法律缺乏了解，公司国际化经营人才不足，经常出现对并购企业失去控制的现象。
再次，投资动机单一，缺乏全球价值链导向。目前，世界各国跨国公司都在优化全球价值链布局。我国企业的对外并购大都围绕单一的自然资源、技术、品牌、渠道和市场开拓，甚至有的企业为“走出去”而走出去，对被并购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反向效应、关联效应、协同效应认识不足。
最后，对外并购的绕道行为表明投资便利化措施方面需要改进。并购交易额的70%不是通过母公司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多个环节，在自由岛、东道国等地成立子公司、孙公司实施并购。借助绕道运作，有利于获得税收优惠、外汇自由、回避贸易壁垒、降低运营成本等优势。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在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一系列信息不对称问题。选择正确的区位，是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的前提。国家各驻外机构，应该加强对东道国不同行业、区域的信息收集功能，针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文化、资源、宏观经济、科技、人力、基础设施、经营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措施等方面提供动态信息。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交流机制，解决潜在投资者对外部投资环境的信息缺乏和失真问题。国家在审批、备案对外投资项目中，形成一套科学的区位投资环境评价框架，促使投资者全面考察，科学论证，准确评估区位环境因素的优劣，比较分析不同区位的利弊，严格遵守区位、项目筛选程序，把对外投资的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早期和国内。
我国企业“走出去”虽然规模庞大，但尚处于处级阶段。对外投资要注重多种方式并举：股权投资与非股权投资；新建投资与跨国并购；第三方收购和联合收购等。对于收购策略，注重采取蚕食收购、滚动收购，分步骤实施控股或者间接控股方式。加强支付手段的多样化：注重股权互换，设备、技术入股，融资的当地化，避免以现金收购成为主要支付手段，避免让国家金融部门、开发银行为企业直接融资，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担保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企业成为独立运作的市场主体。
第三，对中央企业和重大收购项目进行严格监督和事后评估。中央企业对外并购规模较大，风险较高，有关部门应针对重大收购项目的合同，聘请独立的国际著名会计、律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计。建立严密的合同审查体系，防止漏洞陷阱，控制潜在风险。对于收购的可行性论证，聘请专家指导委员会，进行全面评估，科学决策，防止收购过程中不计成本的随意性行为。同时注意对外投资企业的资产流失和财产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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