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我国新常态下出口贸易总体评价
    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形势严峻，受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期及与之相伴的世界经济增速缓慢的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增长率快速趋缓，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更是快速下降。我国贸易账户盈余增长率快速下降，未来将面临贸易账户平衡的压力。但我国对新型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总体上仍处于上升增长的空间，尤其是对东盟、非洲、拉美、印度、中东、中亚、中欧等地区的出口贸易增长快速，潜力巨大。如何在保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平稳中速增长的情况下，抓出机遇、继往开来，确保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平稳优质增长，需要有新思路、新对策。

三、对外出口贸易相关新常态宏观影响因素
（一）全球经济新常态因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标志全球经济体系运行发生重大转向。此前，全球经济体系经历国际经济学界所称为地“大稳定”时期，也即旧常态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全球经济体系虽然历经强度不等的金融危机，诸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及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房地产市场下泻危机及21世纪初房地产泡沫破裂，且这些金融危机连带程度不等的经济危机。但总而言，全球经济稳健发展，表现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并存及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变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标志“大稳定”时期结束，全球经济体系迈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时期。
    应该说，全球经济体系从“大稳定”时期向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转换，归根结底是“大稳定”时期积累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激化并蔓延的结果和过程。虽然由众多因素促成，但有两大关键因素。其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而且越演越烈，没有及时调整和解决。其二，全球分工重组后形成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引致了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毫无疑问，全球经济新常态是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因素。新常态下全球经济走势如何，是回归旧轨？还是另辟蹊径？前者是从脱离常轨到回 归旧轨的周而复始，经济运行形成了周期性；后者是全球经济的运行脱离开旧轨道，摆脱周期循环的惯性，并探寻新发展路径。不同走势对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差异影响。
     那么全球经济未来走势到底如何呢？需要对新常态下的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诊断并开具药方。全球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有五：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二是各国均出于“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境地，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四是主要国家政策周期非同步，五是全球治理出现真空。导致全球新常态的因素来自实体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下移并处于负值水平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效应，构成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即使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基本得到克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仍旧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因此，它们极有可能陷入以长期停滞为特征的新常态之中。面对此状，经济学家一致同意，走出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在于大胆推进全面改革。改革的着力点则在供给端。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市场弹性和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等，均为题中应有之义（李扬，2015）。果如此，要保持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向调结构、增效益、提效率的道路，以致力于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二）我国经济新常态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1]。新常态始发于2009 年，其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减速，且与之内恰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投资、物价、就业、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均呈现新的性状。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创新能力滞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处于深层次矛盾之中，即一是经济发展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造成此悖论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投资重复、低效及结构雷同等原因，造成我国经济结构失调、产能过剩、效益不良。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偿付能力短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三是城镇化转型。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价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李
扬，2015）新常态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我国经济增速的转换可见于1992‐2015 年4 月经济增长趋势见图9。

      从图1 可见，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国民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困境引致的中速增长。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3%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预计2015年中国GDP 增长7.0%左右。
      可以说，经济增速的新常态转换是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而造成这一转换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则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竞争力、贸易条件等造成长期深远的影响。那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速的新常态转换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雪松老师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分析表明，从供给侧看，因素1：人口红利减少，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拐点（万人）。2011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2403万人，此前阶段呈增长态势，而2012年陡降为92198万人，并后续继续下降，至2014 年为91583万人。因素2：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2013 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转型已经开始。但第三产业的产业链相对较短，对其
他产业拉动的关联效应不如第二产业。在目前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仍不足的情况下，一般服务业份额的扩大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因素3：产能利用率低，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较快。见图10：1979‐2014 年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和TFP 贡献度变化。

    从需求侧看，总态势呈现供给侧变化推动需求侧拐点的出现，国内消费率趋于上升，净出口率趋于下降，三大需求占GDP 的比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渐走强（%）。此可见图11。

    此态势的形成在于，三大需求对我国GDP 的拉动中，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逐渐走强。此可见于图12。

    具体看，需求侧因素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投资效应递减。2014 年房地产投资开发占比18.9%，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整加深，房地产投资的增度显著下滑，是当前影响投资及经济增长的主要短期因素。 2014 年制造业投资占比33.3%，目前，制造业投资出现分化，部分采矿业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回报显著降低，压抑了投资需求，成长性行业对投资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不足，且融资成本高；民间投资积极性难以有效发挥，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高。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22.4%，当前，该类投资快速增长，2015 年一季度增长22.8%。总体上，我国投资规模巨大，基数已经很高，但投资效果系数已降低新低。2014 年投资已超过51 万亿，一些省份的投资占其GDP 比重已超过100%。当前，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可见于图13。

    从投资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看，1981‐1995 年呈现波动性上升态势，但1995 年后陡然面下降，2004‐2014 年呈现低位波动性下降态势，此可见于图14。总体看，新常态下，投资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

    需求侧因素2：消费总体平稳，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此可见于图15：2015年消费月度累计同比名义增速（%）。

    当前，网上购物的新消费业态继续高速增长。2015 年第一季度，全国网上商品零售达6310 亿元，同比增长41%；同期，网上商品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9%，占比不断提高。信息和通讯类消费快速增长，2015 年第一季度，净增4G 用户超过6400 万，移动互联网接入量增长87.9%；同期，通讯器材类消费增长38%，4G 手机热卖。旅游休闲、文化体育等服务业消费蓬勃发展，2015年第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12.2 亿人次，增长10.4%，旅游收入增长15.9%，单次旅游花费不断增加；同期，入境旅游3095 万人次，增长2.5%，而电影票房收入增长42.4%。汽车、住房相关产品消费基本平稳，2015 年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增长了2.8 倍；同期，家电、家具、家装增长速度加快。
    需求侧3：外贸红利减少，对外投资趋于加快，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当前世界经济表现总体弱于预期，我国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综合成本在上升；但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优势、产业综合配套优势都在增强；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近几年的低位，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增速趋向新常态；中国从“世界工厂+世界投入”转变为“产品输出+资本输出”。从图16 可以看出，2012 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速略低于经济增速，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内需。

 四、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新思路
（一）大力推进国内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发展，铸造我国出口贸易优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及提高外贸出口国际竞争力。
    出口贸易的基础和前提是国内经济发展。当前，我国正处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体制增效、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时期。为了铸就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可持续优质发展的基础，需要大力推进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这方面，可考虑：
    一是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刘树成，2015）。应借“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到2020 年，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或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应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结构的大调整，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涉及内需和外需的需求结构的大调整，涉及投资与消费的内需结构调整，涉及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结构调整、投入要素结构调整等。要集中抓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相结合这一使命，将顶层设计和相应的实施方案真正落实。
    二是要充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发挥作用（付凌辉，2015）。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潜力巨大，要积极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新生增长动力。为此，（1）要继续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度，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业；（2）要要大力深化改革，大力改革创新，破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未来，要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服务业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财税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3）大力释放转型升级潜力。要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主动性，积极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大力降低能源资源消耗，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向中高端迈进。
（二）制定进出口贸易促进政策，大力鼓励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
    中国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其中制造业产品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量占有决定性地位。此可见于图17：中国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比重变化。新常态下，如何保障中国制造业产品可持续出口，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中关键一环。为此，要筹划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 出口”战略，而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战略应该且必然成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基于创新驱动的高效优质、高技术含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应该且必然成为“中国制造2025 出口”战略的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FDI 制造业投资的结果，而在新常态下，中国FDI 中的制造业FDI 比重不断降低，这势必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此可见于图18：中国FDI 中的制造业FDI 比重变化。为保障我国制造业产品可持续对外出口，应采取着力铸造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系统性措施，将我国制造业推向中高档发展道路。为此，一是现阶段来看，随着美国、欧洲经济的逐步回升，国际市场需求将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并实施进出口贸易促进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更广泛地参与全球分工。二是为避免重复过去“粗放式”增长的老路，可考虑更多是促进汽车、机械、电子信息、医药等产品的出口。具体来看，国家可重点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降低进口关税，鼓励中间产品的进口。降低进口关税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避免贸易争端，同时也有利于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二是在WTO 允许的框架下，采用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手段鼓励中高端制造业高产品出口。

 （三）实施全球新兴经济体振兴计划，积极推动我国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
    实施全球新兴经济体振兴计划（金柏松、刘建颖，2015），扩大和挖掘向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出口潜力。一是充分利用金砖五国论坛等机制，深化同金砖国家、非洲、拉美、中亚、东盟、中亚、西亚和中欧经贸合作，积极发出中国声音，落实中国倡议，建立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制度、组织、机制相补充相协调的、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国际区域性、多边性或双边性金融、贸易、产业合作等机制，例如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国际紧急救助基金，拓展和深化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与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道谋发展、谋振兴，推动我国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
    二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亚信论坛峰会等亚洲机制为平台，倡导和推动“一路一带”合作，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亚洲安全与信任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及机制建设，积极推动我国向俄罗斯、中亚地区、西亚地区、中东地区、东盟、南亚地区等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
    三是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建设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积极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确立以国际贸易为基础，以对外投资为动力，以参与WTO谈判、RCEP 谈判、APEC 等平台，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引领作用，在与发达国家合作中发展升级版的贸易与服务；扮演好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角色，探索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推动世界格局变化（金柏松、刘建颖，2015）。
（四）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稳定发展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
    一是以G20 为平台，倡导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倡导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为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奠定可持续发展制度机制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以亚欧合作机制为平台，重点发展与欧盟国家全面深化的经贸关系。
    三是以APEC 为平台，推动RECP 谈判，推动跨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建立中国参与的、符合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关切发达国家利益的区域性、跨地区性经贸自由化合作组织和机制。
（五）以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为平台，推动亚洲发展，开拓和深化我国在亚洲国家的出口市场
    一是积极推进与印度经贸合作，尤其要拓展和深化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要毫不动摇地推进和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争取早日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并尽早启动与东盟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三是俄罗斯、中亚国家和蒙古等积极展开丝绸之路“陆‐陆合作”，打造欧亚大陆大自由贸易区，使之与中国‐欧盟经贸合作联动。
（六）积极采取保障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金融战略与政策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要权衡好稳出口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为此，在策略方面，可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升值哦，避免大幅升值，进一步扩大日波幅。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见图19：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汇率变化。

 （七）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行对外贸易投资带动对外出口贸易战略
    在旧常态下，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相当程度上有外国对中国投资带动，而新常态下，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力度减弱的势头非常明显。此可见于图20：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热钱流动中未来外债偿付需求去杠杆化）。

    与此同时，在新常态下，伴随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中国对外投资加快。此可见于图21：中国FDI 和ODI（中国非金融类FDI 与ODI 对比（%）。对外投资增速快于利用外资增速。此可见于图18：中国对外投资增速与利用外资增速。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企业“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中，要处理好对外投资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力争形成对外投资与对外出口贸易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的局面。
（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
    要通过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为中国出口贸易建构安全网。当前，我国在自由贸易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丰硕的成就。2001 年中国加入WTO 后，已签署12 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21 个国家，但自由化水平还不够高。当前，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变化，WTO 谈判与IMF 改革遇到障碍，如果TPP 和TTIP 及RECP 若达成协定，将对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中国需要尽可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快推动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共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加快推进多个自由贸易区在投资负面清单、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改革与配套，以开放促改革（李雪松，2015），以开放改革促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发展。

五、结束语
    以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效应为标志，全球经济告别以“大稳定”为特征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新常态下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尤其2012 年开始，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一道，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也告别FDI 拉动、“粗放式”发展的“旧常态”，进入结构调整、优质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中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增效提质；要在21 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积极发挥中国作为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国际地位，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发出中国倡议、采取中国行动，推动国际经贸自由化和便利化，与新兴国家和地区一道并与发达国家合作，建立确保国际经贸更加有序、合理发展的制度、组织和机制，构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全方位自由贸易保障网络，同时采取“以对外投资促对外出口贸易”、借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战略举措，大力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在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新常态”（newnormal）之词，乃近年来各界人士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时所常用。其意与诸如经济发展的“新阶”“新时期”“新秩序”“中高速发展阶段”等术语相同。在国内，自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初首次使用并在其后多次正式提及，“新常态”更成为概括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形势的标准概念。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扬主编：《2015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12 月第一版。
[2]李扬主编：《2014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12 月版。
[3]刘树成：《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13 年第1 期。
[4]刘树成：《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与把握合理区间中线》，《财贸经济》，2014 年第7 期。
[5]金碚：《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中国工业经济》，2012 年第5 期。
[6]岳希明、任若愚：《测量中国经济的劳动投入：1982‐2000 年》，《经济研究》，2008 年第3 期。
[7]李雪松：《新常态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对策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