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于主要经济体经济脆弱性不断凸显，后续政策难以预料，因此多数投资者持谨慎态度，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数年内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许多投资主体都对其全球投资布局做出了重大调整，采取了包括重组资产、撤回投资等在内的多种措施(UNCTAD,2013)。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此前的投资自由化措施做出了重大调整，严格审查跨国兼并收购等投资行为，筛选和监测程序更为严苛，对本国经济中外部投资的行业参与度更为审慎、挑剔。
    鉴于此，各国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阻止全球经济放缓、加快全球经济复苏、提振全球经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显著变化，及时做出了回应，主动调整了其对外投资政策，制定了新的双边投资协定（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范本取代之前的版本。以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协定实际上也是对“保护主义”的一种自然地回应和政策应对。
    本文主要探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BIT这一形式，以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衡量国际投资合作的主要指标，从母国主动追求高质量制度环境和东道国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角度探明发达国家企业的FDI新动向，同时指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选择以美国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3年开展的国际投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的对外投资合作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在BIT 范本上所起到的“标杆”作用日益明显，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BIT和FDI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理应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其次，2013年全球FDI数额达到了14,500亿美元(UNCTAD,2014)。美国最大的跨国企业在2013年一年就增加了2,000亿美元的海外现金持有，累计金额达到20,000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了12%，这些构成了FDI的重要一部分——再投资收益(UNCTAD,2014)。美国在投资领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和比例，具有重大的代表性。
    我们希望文章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 BIT能否促进企业开展FDI？2. FDI活动的区域性表现如何？3.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FDI有什么样的影响？4. BIT和制度环境的交互关系对FDI有何影响？

二、 文献综述
    1. 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
    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学者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组织中的BIT 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了BIT 的签订对外商直接投资均有着显著的正效应(Egger & Pfaffermayr, 2004；Salacuse & Sullivan，2005；Haftel, 2010；Guerin, 2010；A.O.Bankole & A.O.Adewuyi, 2013；Egger & Merlo, 2007；Busse,Königer & Nunnenkamp, 2010；Neumayer & Spess, 2005；宗方宇等,2012；太平、刘宏兵，2014)。Swan(2008)认为：考虑到有些签约国的GDP 占比全世界GDP规模后，这些国家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是来自于BIT 的影响，也许是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因素影响了这一结果。此外，他们还否定了BIT 对有利的商业环境存在替代关系的论断(Tobin & Rose-Ackerman, 2005)。
    2. 国际投资合作与政府支持
    国际投资理论的核心框架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逐步构建起来，以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尽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诸如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异质性企业理论等，对现有的投资理论做出了新的补充。但是，单从微观角度解释FDI 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状况。忽略了母国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与作用，难以对现有经济体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出现的新现象给出合理解释。
    事实上，各国往往是主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为本国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相比本国企业直接同东道国进行投资谈判，母国政府的地位和实力更为突出。尤其是在母国的经济规模巨大的情况下，母国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也是一国企业优势的重要来源。拥有较大经济规模的母国意味着该国在资本、市场、人员、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只要行业中存在特定优势，这些行业优势在本国企业参与FDI、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时就具有重大意义。行业优势在国家层面就凸显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优势，而国家优势往往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转化为FDI 的优势。另外，如果一国经济规模较大，往往能使得该国在同其他东道国的投资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谈判回旋余地就很大，有利于争取到更好的谈判结果。
    母国通过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对投资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性地安排、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定能够为本国企业的FDI 减少寻租成本、扫清投资障碍。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在国家间不断开展的经济合作中，签订投资协定就是母国参与国际投资，促进本国企业开展FDI 的重要表现形式。实证研究也表明了BIT 和FDI 之间有着强烈的相关性(Kerner, 2009; Büthe & Milner, 2008 和2009）。母国政府出面进行谈判，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本国跨国企业的重要支持。美国推动BIT，在谈判模式和文本内容的设置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为本国同更多国家签订投资协定创造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投资领域的合作时，不能完全忽视企业背后所拥有的国家层面的优势。美国政府通过推进BIT 等各种投资协定，实质上是从国家层面为企业开展FDI 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两国政府间的BIT 谈判还存在着外部效益的问题。如果谈判成功，其受惠群体将超过单一企业或群体，其影响可能遍及国家间和一国内部各个行业。因此，各国政府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设定和具有约束力的协定安排，才能积极协助本国企业打开他国市场，才能创造有利于企业持续不断创新和保持投资动力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顺利进行。
    3. 双边投资协定与制度安排
    BIT是两国之间保护、鼓励和促进相互间的投资而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其最初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随着时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了BIT在本国企业FDI中的重要地位，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签订了一定数量的BIT。BIT的文本内容不断完善、涵盖范围和条款解释不断细化，为本国企业的FDI行为提供了充足的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违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BIT承诺行为的成本过大，不仅会对国家间关系造成巨大损害，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BIT 是众多国际经济合作方式中的一种，涉及到两国间的投资安排和制度安排。Egger & Pfaffermayr(2004)发现：在投资协定得到落实的前提下，尽管签订新协定的影响力要小于已经得到正式批准的现有协定，BIT 对FDI 还是有着正效应。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签订BIT 的益处并不明显(Egger &Pfaffermayr, 2004)。除非政治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否则BIT 不能促进FDI(Tobin &Rose-Ackerman, 2005；Hallward-Driemeier2003)。Tobin & Rose-Ackerman (2011)认为：一国的BIT 问题不能孤立地分析。BIT 对一国FDI 活动的影响要放在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以及世界范围内BIT 制度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BIT 对FDI 的正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政治、经济环境的支持。BIT 只有在有着良好制度环境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是可靠的(Hallward-Driemeier, 2003),其所产生的效应与签约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也与良好的制度互为补充(Rodolphe Desbordes & Vincent Vicard, 2009)。首先，BIT 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的不足，从而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宗方宇等，2012），但是它不能对脆弱的投资环境完全起到替代作用。一国必须要有必要的制度建设，在与BIT 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向投资者做出可信的且有价值的承诺。第二，随着BIT 覆盖面地增加，流向BIT 签订国家的FDI会有所增加。尽管可能存在着正效应，但是一国BIT对FDI 的边际效应可能会降低，这是由于该国受到了来自其他签订了BIT 的国家对FDI 地激烈竞争。东道国通过签订BIT，能够预见更高水平的FDI 流入。对于单个东道国而言，通过签订BIT 获得“名誉优势”，进而将竞争中的其他东道国的FDI 转移至本国(Elkins, A.T.Guzman & B.A.Simmons, 2006)。
    从长远来看，BIT 的签订也有利于保护各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安全和自身利益，有利于扩大各国产业相互间的开放程度，有利于敦促各东道国内部的投资审批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各东道国的经济对外开放，有利于各国间经济合作的长期开展。
    4. 现有研究评述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除了阎大颖等（2009）、宗方宇等（2012）学者外，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国家层面来分析BIT 和FDI 的，对企业这一开展投资的主体关注较少，缺乏企业层面的分析研究。这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由于BIT对FDI的影响被证实对样本的大小高度敏感(Daude, C., &M. Fratzscher,2006),缺乏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容易导致BIT 和FDI的关系直接取决于样本本身；第二，BIT和国家层面的投资数据的关系可能是内生的，即需要明确BIT的签订是否是源于政治等其他非经济因素(Egger & Pfaffermayr, 2004)。国家间也许不是因为BIT地签订而使得投资关系更为紧密，而是因为两国间投资关系本身就很密切而签订了BIT（宗方宇等，2012）。由于单个企业的投资行为难以影响两国之间的FDI和BIT签订，因此，本文引入企业层面的投资数据可以有效避免内生性的问题。
    其次，从研究角度来看，部分文献仅从政府管制(Henisz,2000)、收入水平的差别(Mina, 2009)等视角对BIT和FDI进行分析，忽略了企业这一投资主体的母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与目前投资主体企业所属的母国从国家层面开展国别经济交往和合作、积极主动为本国企业创造良好的FDI环境的现实状况不符；另一方面，同一母国在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的投资效果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东道国本身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水平就不尽相同，对BIT和FDI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现有的文献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再次，现有的文献中很少有从微观视角对跨国企业的FDI行为进行分地区的研究。由于各个地区的投资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特殊性，因此，将属于不同地区的投资简单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掩盖了不同区域投资的特点和变化。分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FDI 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三、 计量方法和实证结果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美国上市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作为FDI的主体，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而美国作为世界上开展FDI的最大目的国和最大投资国之一，其FDI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截止到2014年，美国已经同世界上47个国家签订了BIT（UNCTAD, 2014），为保护本国企业开展FDI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数据
    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层面数据和国家层面数据。
    企业层面数据原始样本来源于福布斯2006年至2013年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Forbes Global 2000 companies）。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择数据标准如下：（1）排除企业所属国家为非美国的公司；（2）排除行业为银行业、金融业的公司；（3）确定2006 年至2013 年间均出现在福布斯榜单且有对外投资经历的公司；（4）剔除个别资料不完整和经历拆分的公司。在同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数据库进行了双重验证后，我们确认了206家公司符合条件。
    国家层面数据主要是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东道国数据。企业投资东道国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UNCTAD 数据库和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数据库。另外，我们还去掉了投资目的地为“开曼群岛”等有着较强避税动机的投资东道国。
    最后样本确定为2006年至2013年间美国206家上市公司在13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在企业层面数据和国家层面数据的整合上，我们采取了将每个样本企业与全样本中涉及的国家逐一配对的方法，在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全样本共有211802个观察值。
    （三）变量描述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一个哑变量，如果企业在第t 年在j 国有过投资行为，那么其在东道国的对外投资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因变量可以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表示:
 
    2. 自变量
    （1） 双边投资协定
    BIT是一个哑变量。根据UNCTAD中BIT数据库的资料显示，截止到目前，美国已经同47个国家签订了BIT。本文在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美国同白俄罗斯、萨尔瓦多、海地、尼加拉瓜、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6国签订的BIT还未能生效）和现实状况（BIT地签订本身就对企业进行FDI活动具有引导意义），我们对BIT 的取值如下：如果美国在第t 年时已经与东道国j 签订了BIT的话，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 东道国制度
    本文采用多个指标来综合考察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检验东道国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选取多指标分析的原因是，单一指标难以客观全面的考察某一国家的整体制度环境状况。我们认为，在涉及到FDI 区位选择时，对东道国的各项指标应该予以综合考虑才更加符合现实状况。因此，本文涉及东道国制度的变量如下：
    政府有效性（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度量东道国的政策执行效率情况。这一指标反映出了东道国的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质量以及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水平。这一点是外商进行FDI 的重要参考因素。
    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度量东道国的政策执行力度情况。它反映出了政府形成和实施有助于私人部门发展的健全政策和规则的能力。它同样直接关系到FDI 能否顺利进行。东道国政府的有效监管可以创造更为公开、透明的市场，这对吸引外部投资极为重要。
    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度量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情况。这一指标反映出了一国内部是否稳定和政府是否会被暴力及恐怖等方式推翻的可能性。东道国拥有稳定的政治局势是吸引一切FDI 的先决条件。
    （3） 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交互项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是通过交互项来分析BIT 与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和政治稳定等制度方面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美国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签订BIT 的效果。
    3. 控制变量
    （1） 国家层面变量
    东道国GDP（host countries GDP）：我们选用GDP这一重要变量来衡量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单位：10 亿美元）。
    人均GDP（GDP per capita）：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东道国市场潜力的主要指标，特别是针对市场寻求型的FDI 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单位：千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Openness)：用各东道国每年FDI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对FDI的开放程度。
    对外依存度(Dependence)：用各东道国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经济对国外的依赖程度。
    （2） 企业层面变量
    企业规模(Size)：作为FDI 的主体，企业规模反映出了企业的正常运营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其FDI 的实力和水平的反映。我们选取企业的员工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单位：千人）。
    企业年龄(Age)：随着企业不断地成长，其FDI 的能力、目的、动机乃至追求的目标都会发生动态变化。对于企业年龄这一变量，我们选取企业成立时开始至第t 年的年数来予以衡量。
    企业绩效(Performance)：我们选用企业各年份的利润除以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来衡量企业绩效，这一指标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企业进行FDI 所带来的收益水平。
    （四）计量方法及说明
    本文采用Logit 模型，首先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相关系数较低。此外，还对各变量的VIF 值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值均小于10，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将各东道国按所处的地域划分为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等类别；按照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各东道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三大类。另外，为了检验上文提到的BIT 和制度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在不同国家类别下对各交互项进行了检验。
    （五）实证结果和分析
    表1是按区域划分的模型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模型整体上较为显著，在非洲地区（模型1b）和美洲地区（模型1c），BIT 对FDI 有着明显地促进作用。同时，在亚洲（模型1a）和欧洲（模型1d），我们没有发现BIT 和FDI 的正面效应。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亚洲和欧洲地区而言，非洲和美洲地区的制度环境较差，一旦签订了BIT，投资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保障后，FDI 的提振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