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 多哈回合的谈判逡巡不前，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却如火如荼。作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利益争夺点，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中国—东盟自贸区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带来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优惠，还给中国政府目前比较急迫的产业升级带来机遇。除此以外，中国—东盟自贸区还会与东亚地区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互动和联动效应[1]，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的转变。但是随着TPP 和RECP 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
    一、TPP 和RCEP 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整体上存在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东盟等16 国开展的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二是美国主导的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2]随着东南亚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趋引起世界经济大国和地区的重视，围绕这一区域业已产生的多个双边、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正逐步向由TPP、RCEP 构成的“双框架”格局融合演变。
    （一）美国主导的亚太路径：从APEC到TPP
    APEC 成立于1989年。1994年，APEC确立了茂物目标，即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 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26年的发展中，APEC在关税、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确实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涉及敏感领域的部门则未达到实现自由化的要求，这也使得APEC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放缓。同时，APEC贸易目标始终模糊不清，WTO多哈回合谈判搁浅又加剧了茂物目标实现的渺茫性，近年来APEC内部的RTAs/FTAs发展迅猛也使得APEC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基于这一系列原因，新西兰APEC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斯科利（Rober Scolly）在2003年5月曼谷发表的会议论文中提出了整合APEC地区日益增多的RTAs/FTAs 的观点[3]。在2004 年4月和5月，又有亚太地区工商界人士以及加拿大商界代表分别在亚太经社理事会上海会议和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会议上提出了关于FTAAP的设想和构想，ABAC会议决定委托Scolly 博士撰写有关筹建FTAAP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2005年7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4](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演变而来。而在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将参与TPP协议之后，原本名不见经转的TPSEP 协议引发了全球的强烈关注。TPP号称是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从目TPP 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来看，也确实如此。一方面，TPP要求缔约方关税完全免除，高于一般FTA减除90%以上的要求并早于“茂物目标”实现的时间；另一方面，在TPP协议的基本框架中，增加了劳工、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国有企业限制等其他“新加坡议题”的内容，明显具有设立全球FTA新标准的倾向[5]。
    （二）东盟主导的亚洲路径：从“10+1”到RCEP
    随着TPP、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相继展开，东盟开始担心其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遭到损害，也担心部分成员国因参加TPP而使东盟涣散。为了加快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2011年11月，东盟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期建立一个以东盟为主导、与自贸协定伙伴形成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议。RCEP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 国分别签订的5个“10+1”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争端解决等多个领域的谈判，并且将延续在5个“10+1”中的“东盟式原则”，纳入适当的弹性条款以兼顾不同成员之间的发展差异。但是，这一做法在有助于尽快完成RCEP谈判的同时，也可能弱化RCEP期望的“高水平”程度，从而使谈判的最终成果大打折扣。[6]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及成果
    TPP和RCEP出现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得更为复杂。作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努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无疑是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受到了更为瞩目的关注。回顾这十余年的发展，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成绩斐然。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想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备工作开始加快。2002年11月4日，在第六次东盟—中国首脑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7]2004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的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4年底，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自贸区建设进入了实质性执行阶段。2005年7月20日，《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7000种产品降低关税。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8]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成果
    作为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同时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运行五年的中国—东盟FTA释放的贸易能量不言而喻。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货物贸易
    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如图1，自2002年11月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有了显著的突破。2002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为500亿美元，2004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更是达到2026亿美元，再到2010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额1382.1亿美元，同比增长30.1%，中国对东盟进口额1545.7亿美元，同比增长44.8%，东盟对华贸易顺差163.6亿美元。到2011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仍呈现出东盟对华贸易顺差的形势，贸易顺差增长到了226.9亿美元。这几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的现象，表明了东盟对中国的市场扩展速度远比对其他市场要快，东盟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收益可见一斑。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4000亿美元，截至2014年，达到4803.9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突破5000亿美元的大关。通过2002—2014这几年的数据比较，我们在观察到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迅猛的同时，也能看出东盟对华出口的依赖程度在加大。如今，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越发紧密。可以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是中国、东盟发展进程的一座里程碑。   
    2.服务贸易
    随着《服务贸易协议》的不断落实，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东盟在海运、航运、金融服务、建筑工程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方面，东盟也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输出地。2003—2013年，中国在东盟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从18亿美元提高到210亿美元，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速达到23.1%。2014年1—9月，中国在东盟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39.6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在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15.1%。[9]在人员往来方面，2014年，中国—东盟人员往来达到1756万人次。其中，中国赴东盟总数为1140万人次，东盟赴中国总数为616万人次。[10]此外，双方在地区性金融机制建设上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中国将东盟作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重点地区，目前已与东盟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且互设金融机构。
    3.双向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订后，原先相对滞后的区域投资合作取得较快发展，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总额达1269.5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投资总额为352.1亿美元，东盟国家累计对中国投资917.4亿美元。2014年，中国和东盟新增相互投资121.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新增非金融类投资58.8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东盟对中国新增直接投资63亿美元，同比下降24.53%。伴随着“走出去”的战略步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快速升温，东盟对华投资也呈现出起点低，增长快的态势。同时，双方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投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涉及到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建筑等多个领域。2010年3月，中国设立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致力于为双方基础设施等重大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中方还设立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支持双方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2014年，中国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并且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始资金500亿美元，支持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11]
    三、TPP 和RCEP 对CAFTA 建设的挑战
    在TPP和RCEP出现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得复杂而又微妙。美国主导的TPP，是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日本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之后，似乎更是冲击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以及中国在APEC中的影响力。同时，RCEP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课题。在TPP和RCEP的双重挑战下，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着受冲击和被稀释的可能。 
    （一）TPP 对CAFTA 建设的冲击效应
    1.东盟国家的TPP 角色分析
    面对TPP 的进展，东盟国家的心态是很复杂的。由于东盟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在美国高调推进TPP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各自也遭遇到了不同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在TPP中扮演的角色各异。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希望拉近与美国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但也担心TPP所设高标准难以承受；未加入TPP谈判的国家则担心东盟的地区主导地位受到威胁。除了TPP谈判国与非TPP谈判国的区分外，按照加入TPP的态度以及TPP为各国带来的贸易效应，还可以将东盟国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TPP的创始国，也就是新加坡和文莱。作为TPP的创始国，新加坡是极有雄心和优势的。新加坡主动超前地发起这样一个全面而又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TPP一开始并不起眼，但是，之后随着美国的高调加入，新加坡积极推动TPP的谈判扩大的表现可谓是其“贸易立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大体现。新加坡对TPP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力图借助于此来提升自己在未来国际经济体制内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在TPP高标准落实上的优势超过任何东盟国家。一方面，它与TPP谈判国基本都签订了双边FTA；另一方面，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环境、劳工和其他一些TPP谈判中涉及的领域，新加坡国内的规章制度已经非常严厉，与TPP的要求十分接近。但是要处理好TPP与该国其他FTA的矛盾、处理好TPP和RCEP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易事。而文莱的TPP政策主要是追随新加坡，而且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愿意帮助其解决在投资、金融服务、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领域的困难。因此对于文莱来说，TPP将为其消除结构缺陷、实现经济多元化目标提供良好的条件。[12]总的来说，新加坡和文莱本身经济规模较小，通过参与TPP的谈判来提升自己参与经济合作的话语权继而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对其是非常有利的，在TPP谈判中是积极推动的姿态。
    第二类是已经加入TPP谈判的越南和马来西亚，以及在是否参与TPP谈判问题上前后摇摆不定的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TPP的高标准有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越南和马来西亚积极主动修改国内经济体制的不合格、不合理之处以适应TPP的谈判进程也正是看中了TPP合作的市场准入以及对国内改革的示范和引领作用。[13]菲律宾和泰国曾经对TPP 表现出浓厚兴趣，现在却不做任何积极表态。而印尼政府之前虽坚决反对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但是也并不排除其加入的可能性。当然，TPP在给它们带来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强制开放市场，资金、技术、海外市场甚至是国家政治管理体制受发达国家影响的风险。所以它们是TPP谈判最矛盾的一类。
    第三类是由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加入TPP谈判为时尚早的缅甸、老挝、柬埔寨3国，这3国离TPP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基本属于TPP谈判的冷眼旁观者。[14]
    2.TPP 谈判给中国所处贸易环境带来变化
    如图2显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错综复杂，存在多个相互交叉重合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而TPP的加入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中国所处的贸易环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15]
    一方面，东盟国家已经有4国加入了TPP谈判，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3国一直持矛盾和观望的态度，只有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因为门槛原因不能加入。换句话说，在东盟10国中，有7国是已经加入或者是有意向加入TPP谈判的，占东盟总数的70%。将来一旦这些国家签订了TPP协议，那么它们将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尤其是进入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和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图3显示了2014年中国与TPP谈判各国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2014年，中国的总贸易额为43063.52亿美元，TPP谈判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4791.9亿美元，约占中国总贸易额的34.3%，达到了1/3。其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一直位列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图4显示的是近年来中国对TPP谈判员国出口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TPP谈判国的出口额一直稳步增长，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1.5倍，说明中国对TPP谈判国的出口在中国整个外贸出口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尽管如此，中国除了与澳大利亚建立了中澳自贸区外，并未与TPP中的其他主要贸易大国如美国、日本、加拿大达成任何双边自贸协定。因此一旦这些国家签订了TPP协议，就会形成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16]中国将会面临更为不利的贸易环境。

    尽管从现阶段看，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要强于东盟，在美国市场上更是完胜东盟，但若TPP最终达成协议，当前的贸易竞争格局就会被打破，贸易转移效应最有可能在表2所示的几类制成品中发生，中国的竞争优势将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CAFTA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还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CAFTA的深入发展会受到阻碍。
   （二）RCEP 对CAFTA 建设的稀释效应[18]
    RCEP启动之后，东亚区域经济显示出了互动的活力。作为一个涵盖17.23万亿美元GDP，约33.5亿人口、规模超过欧盟的巨大的经济集团，RCEP谈判达成之后，对区域内国家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将是一大利好。但是处于RCEP的架构之下，CAFTA的影响力也有被其稀释的风险。
    1.RCEP发起时的稀释效应
    东盟是一直是亚太区域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东盟“坐收渔翁之利”，目前东亚区域的“10+1”、“10+3”、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和东亚峰会等也都是以东盟为核心开展的。东盟力推RCEP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其在东亚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避免在未来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被弱化和边缘化，目前正在进行的TP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更是加剧了东盟这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东盟一向秉持 “大国平衡”战略，为了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均衡势力”，也为了保持东盟在大国之间的灵活角色，东盟需要不断吸纳大国加入亚太地区的FTA网络中[19]。RCEP的建设就是为了平衡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外交”，尽管会增加其在跟他国经济谈判时的筹码，但是在与中国落实CAFTA时可能会缺乏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稀释CAFTA的影响力。
    2.RCEP落实时的稀释效应
    RCEP内部存在5个“10+1”，存在着相互叠加的原产地规则和优惠措施，形成了所谓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20]。多个双边协定的盘根错节，使得东亚地区现有的经济框架更加错综复杂，进而构成新的市场障碍。[21]因此，RCEP 建立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提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个领域的自由化程度。但是，即使是在RCEP落实的过程中，CAFTA本来的角色也容易被扰乱。CAFTA 是否需要达成跟其他双边协议的妥协？如何发挥作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纽带作用？是否又因RCEP的存在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不再那么受重视？不管怎样，在RCEP落实的过程中，CAFTA的稀释效应也是可以预见到的。
    四、TPP 和RCEP 下的中国抉择
    在TPP的冲击效应和RCEP的稀释效应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深入发展还需要中国和东盟拿出诚信和智慧来通力合作、披荆斩棘。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拘泥于依靠东盟的力量来摆脱TPP的威胁，抑或对RCEP完全妥协。作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先行和典范，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于“10+3”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区域贸易战略的实施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应对TPP和RCE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挑战也是值得玩味的。
    （一）以开放的姿态对待TPP 中的“新一代”规则
    TPP谈判，包括TTIP谈判，都是全球现有的标准最高的自贸区谈判。TPP要求成员所有产品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全面开放，实质性取消外资审批，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电子商务、互联网规则等诸多“新一代”规则。而其实自贸区建设、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服务贸易诸边谈判等方式都是美国倾力打造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举措。当它们发展壮大之后，美欧势必采用新的标准和规则重塑世贸组织，再次占据全球经贸规则制高点[22]。而我国作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规则的演变可谓是休戚相关，绕不开也躲不过。唯有以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对待TPP、TTIP等所有全球和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抓紧研究借鉴相关规则以深化国内改革。
    （二）明确RCEP谈判中的攻守利益
    纵观当前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若干路径选择，为了规避或缩小TPP可能对中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RCEP仍是中国中短期内的最佳选择。RCEP产生的福利效应不仅可以弥补未参加TPP 造成的损失，而且多国的计量研究表明，中国参加RECP的经济效应大于参加TPP 的经济效益[23]。但是在RCEP谈判中，中国应进一步研究和明确自身的攻势利益和守势利益[24]。一方面，主动出击，积极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利用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推动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升级，此为攻势；另一方面，对于RCEP谈判中短期难以接受或承诺的议题可以安排过渡期或者在国内进行先行试点（比如说在自贸区内进行试点改革），此为守势。这样一来，才能在打造CAFTA升级版的同时，不致使得原先的CAFTA面临妥协和弱化。
    （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
    研究“双框架时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归根到底还是对自身亚太区域经济地位的关注。依赖外部只能受制于人，发展自己才是根本。中国应设立合理可行的自贸区谈判路线图，通过自贸区建设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在短期目标上，应加快建设东亚自贸协定网络。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推进自贸区建设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绝佳优势，因此积极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建立自贸区是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第一步。在东亚区域内，泛北部湾、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中亚等区域次区域合作建设、中巴自贸区谈判、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都应在“一带一路”的契机下抓紧推进。
    在中长期目标上，应将金砖国家作为中国自贸区推进的重点。[25]尽管金砖国家整体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是五国经贸合作紧密程度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潜力远未释放出来。同时，金砖国家在贸易互补性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经济发展模式和出口结构等差异使得在五国在外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有所削弱。当然，在金砖国家自贸区的推进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比如说金砖国家的信息沟通不对称、对于自贸区建设的积极或保守的态度、以及不可避免的产业结构的同质化问题。目前，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是首要任务。
    在长期目标上，可以争取与美欧开展自贸合作，扩大在欧非拉美的自贸区布点。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联接亚太：通往美中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中美双方应该考虑中美BIT 或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并建议中美两国共同加入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建立FTAAP。[26]研究结果还显示，中美BIT的达成将使美国的年均出口增加4000亿美元，国民收入增加1000亿美元，是TPP和一系列其他潜在协定的2倍；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总量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中美BIT的达成可以使得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共振，形成“1+1可能大于2”的效果。在欧盟方面，欧盟其实一直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存在担忧，因此目前似乎缺乏商谈中欧自贸区的意愿。但是随着中国自贸区商谈的范围扩展到服务和投资领域，中国逐渐做出高水平的开放承诺，相信欧盟的“铁石心肠”也会被与中国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撼动。在非洲市场上，“南非共同市场”也具有探索的空间，鉴于非洲国家制造业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实现同一水平的竞争，中国应该适当让利，构建更加完善的自贸体系。由此，中国自贸区建设的蓝图才更为清晰明确，也才能在“双框架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挑战的同时，淡定从容。

注释:
[1]尤安山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22—135 页。
[2]张晓兰：《中国经济导报》，资料来源于：http://www.ceh.com.cn/llpd/2014/01/297705.shtml，2014年1月1日，访问日期：2015年6月1日。
[3]Rober Scolly,”Proliferation of RTAs and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gration”, APEC Study Centers Consortium Meeting, Phuket, May pp26-28, 003.
[4]2002年，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首先在墨西哥APEC峰会上就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举行了谈判，文莱2005年4月加入谈判并最终签署协议，协议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成为亚太四国间就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优惠的经济合作协定，由于初始成员国为4个，又称为“P4”协议。
[5]刘中伟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新机遇》，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6 月第1版，第4—6页。
[6]盛斌，果婷：《RCEP的新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355页。
[7]李荣林等：《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7—29页。
[8]姜志达：《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展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11页。
[9]袁波：《中国对东盟投资合作前景与建议》，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年第4期，第33页。
[10] 数据来源：中国东盟中心，网址：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4-2/02/c1335684 96.htm，访问日期：2015年6月2日。
[11]数据来源：中国东盟中心，网址：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4-   02/02/c133568496.htm，访问日期：2015年6月2日。
[12]唐奇芳：《东盟国家TPP政策探析》，资料来源于：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2-09/15/content_5338041.htm，访问时间：2015年6月2日。
[13]获得国外市场机会是小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潜在收益。参见李向阳：《区域经济合作中 的小国战略》，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36—49页。
[14]谢法浩：《东盟国家的TPP角色分析》，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第30页。
[15]祁春凌：《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载《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第1期，第9页。
[16]赵娜：《TPP对中国出口产业的潜在威胁及对策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第24 页。
[17]祁春凌：《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载《对外经贸实务》2015年第1期，第9页。
[18]RCEP本身对CAFTA 影响力有稀释的作用。参见张国军：《RCEP架构下的中国一东盟自南贸易区建设》，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第3期，第53页。
[19]张蕴岭，沈铭辉主编：《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95页。
[20]源于Bhagwati 教授著名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1995年)，参见，Bhagwati，Jagdish N，“US 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 in J Bhagwati and A Krueger(eds．)，The Dangerous Drift 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95．
[21]王君：《RCEP的构建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4期，第5页。
[22]TPP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将产生示范效应。沈铭辉，刘均胜：《TPP：撬动未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43页。
[23][美]彼得·派特瑞：《TIPP和RCEP谈判的经济学》，资料来源于：ttp://www.1think.com.cn/thinktank /201309 /2013091125349.shtml，访问日期：2015年6月1日。该文指出，根据建立自贸区的效果和潜力，RCEP机制比TPP机制更具优势，因为RCEP将创造的经济效应更为显著。
[24]盛斌，果婷：《RCEP 的新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364页。
[25]王琳：《中国自贸区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对策建议》，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44—46页。
[26] 资料来源于：中研普华研究网站：http://www.chinairn.com/print/3980220.html，访问时间：201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