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ＡＰＥ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随着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已有的边境措施不足以继续推动ＡＰＥＣ持续扩大的贸易与投资活动。如果为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ＡＰＥＣ需要进一步解决除传统贸易投资限制措施以外的其他障碍，加强“跨边界”的供应链连接，改善“边界内”的商业环境，促进“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合作。以供应链为例，ＡＰＥＣ政策支持机构（ＰＳＵ）的研究认为，在机制衔接、基础设施以及人员交流方面，ＡＰＥＣ需要应对更多挑战，包括单一窗口问题、结构改革的欠缺、ＦＴＡ 的低利用率、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基础设施融资体制问题、缺乏熟练劳动力以及教育的流动性等。迄今为止，ＡＰＥＣ贸易便利化取得的主要进展集中在海关通关和检验环节，而在供应链的其他诸多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物流绩效指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ＬＰＩ）的测算，２０１０年，ＡＰＥＣ２１个经济体简单平均ＬＰＩ为３．３８；据２０１５年达到３．７２的目标尚有差距。⑥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的重要内容，供应链合作被视为实现ＡＰＥＣ大家庭愿景的关键前提，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机制衔接和人员交流，以实现提高区域增长质量、促进亚太全方位无缝连接和一体化的目标。
    （二）大国推动与利益诉求
    ＡＰＥＣ正式提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源于亚太自贸区所带来的挑战。ＡＰＥＣ认为，作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途径，亚太自贸区不仅将实现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还将更加全面，质量更高，包含和应对下一代贸易与投资问题。亚太自贸区的目标可以通过推进已有的“东盟＋３”、“东盟＋６”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经济协定（ＴＰＰ）等区域贸易安排，缔结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由此可见，ＡＰＥＣ触及非传统贸易与投资问题，其根源来自于区域内部ＦＴＡ，尤其是美国主导的ＴＰＰ所引发的构建未来贸易框架的需要。２０１１年，美国利用再次作为东道主主办ＡＰＥＣ会议之机，大力推动“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这一议题及其重点领域的背后，隐含着美国捍卫并推进开放、自由、透明、公平原则，巩固、保持其长期竞争优势的利益诉求。
    以创新政策为例，２０１２年１月，美国商务部在其发表的《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中明确指出，美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为了激发创新能力，重获竞争力，美国将采取有效的、持续性措施。在国内层面上，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潜在创新能力的三大支柱；而在国际层面上，美国政府也需要为此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在ＴＰＰ框架下，美国特别强调要应对“新的贸易挑战”（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并认为这是体现ＴＰＰ作为下一代贸易协定的关键特征。在ＡＰＥＣ中，美国仍旧延续了同样的思路，强调对创新的鼓励与保护，尤其是要促进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与投资，包括与此有关的数字经济和绿色科技，以确保亚太地区具有竞争性的商业环境。
    再比如中小企业问题，２０１１年贸易与中小企业部长联席会议上，美国提交了《解决中小企业贸易障碍》的报告，分析了中小企业面临的９大障碍，认为ＡＰＥＣ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⑦ 美国强调中小企业的权利与利益，究其原因，是缘于中小企业在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小企业保护局（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的报告显示，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间，小企业提供的新工作岗位约为１１８０万个，占新增岗位总数的６４％；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１年，小企业提供了６７％的新增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研究，２０世纪对美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６５项发明和创新都是由小企业创造的。小企业已经成为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力量，为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１５大贸易伙伴中有７个是ＡＰＥＣ成员，对ＡＰＥＣ的出口占美国出口贸易的比重高达５８％。美国一直力图通过全方位的手段促进更加自由的贸易与投资活动，以实现其创造就业、繁荣经济的目标。为此，美国主张ＡＰＥＣ应进一步实现充分融合的区域经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更多的在于通过“边界内”规制的融合与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改善监管质量，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容易预见、掌控的商业环境。“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能够从制度层面更深层次地减少商业壁垒，符合美国一贯推崇的价值观。
    （三）合作的挑战与前景
    目前，ＡＰＥＣ “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它反映出亚太地区更深层次经济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将视角从边境措施转向“跨边界”和“边界内”领域，对多数ＡＰＥＣ成员而言加大了合作的难度和压力，发展中成员所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与传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相比，“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不仅要求ＡＰＥＣ各成员继续保持和促进开放的市场环境，同时还要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透明的、非歧视性政策；加大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促进标准、规则乃至经济制度的协调与趋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员的跨境流动。要推动这一议题不断取得进展，需要各成员更多的资金投入以及持续、坚定的改革措施。改革可以是对单独规制的修正，或是对制定规制和进行改革过程的改善，甚至是对整个管理政权及其机构的废除和重建。显然，“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是更高标准的合作，对于是否需要达到这种合作水平，ＡＰＥＣ各成员的认知存在差异。即使选择性的采取相应合作与改革措施，也需要克服复杂各异的困难与障碍，付出较大的代价和成本。
    其次，成员的多样性与发展差距的障碍。在ＡＰＥＣ中，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始终困扰着其合作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传统领域一贯如此，在触及国内经济制度、市场秩序等基础性问题时，这些差异所造成的障碍更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世界银行“经商环境便利度（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ｏＤＢ）”指标考察的２０１３年ＡＰＥＣ各成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ＡＰＥＣ　２１个成员中，既有在经商环境便利度方面处于最佳行列（前十位）的经济体，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新西兰、美国等；也有排位比较靠后的成员，比如第１００位以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⑧ 这说明亚太地区各成员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在“边界内”问题上将面临不同程度的障碍， “下一代贸易与投资”合作需要应对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
    第三，ＡＰＥＣ合作方式的制约。作为非约束性的合作机制，ＡＰＥＣ一贯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方式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这种方式有助于充分体现和协调各成员的不同立场，但是，克服“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所面对的国内规制与政策体系的问题，往往需要来自外部的更大压力。对此，ＡＰＥＣ无法发挥更有力的制约作用。与ＴＰＰ谈判中可能达成的约束性条款不同，ＡＰＥＣ框架下的供应链、中小企业、创新政策以及透明度方面的合作将更多体现为经济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调，难以触及核心或关键问题。
    总之，“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任何影响未来贸易与投资活动的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内容。ＡＰＥＣ已经做出了有益尝试，初步确定了重点领域。考虑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ＡＰＥＣ应当选择困难和敏感度较低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优先领域，细化合作计划，制定评估方案，以确保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使各成员共同受益。

注释：
① ＡＰＥＣ，２０１１ ＣＴＩ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ｎｉ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ａｗａｉｉ，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８－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②③　孟夏主编．２０１２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④　ＡＰＥＣ，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３６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ｉｌ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４－１５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⑤宋玉华、李锋．ＡＰＥＣ内ＦＴＡ示范条款分析，２００９年亚太经济发展报告［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⑥ＡＰＥＣ，ＣＴＩ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ｉｒｓｔ　Ｓｅｎｉ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Ｊａｋａｒｔ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６－７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⑦ 尹翔硕、范丽晖．ＡＰＥ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研究，２０１２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⑧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