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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结构现状及趋势探析——基于中国OFDI 视角
作者:吴云云 李保民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点击数:2331    更新时间:2016/1/18

一、引言
    自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行动,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与务实合作,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加快中国“走出去”战略步伐。其中,中国出资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有限公司,出资500-1000 亿美元成立亚投行,二者都是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丝路基金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这些必然会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区域合作方式,必然会引起我国对外贸易空间结构的变化。关于外贸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对此也做了诸多研究阐述:
    樊华、王肇钧等(2013)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标以及地理集中度指标分析了我国对周边国家商品空间格局特征,发现中国对周边国家商品出口空间格局呈现呈现出规模差距大、集中程度高、区域性强以及沿地缘通道发展的特征。[1]魏浩(2014)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国别结构进行了具体的测度,并对比分析了中国 与16 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现我国进口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份额不断增大,各国各类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都日益上升。[2]徐春祥、吴志力(2012)建立了贸易引力模型并通过对比筛选出了两国 GDP 等9 个影响中国出口流量国别分布的主要因素发现,对出口流量的影响最大是转口,其它依次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曼谷协定》、APEC、两国GDP 规模、从伙伴国进口、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人均GNP、对华FDI。[3]
    关于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OFDI 的研究,最开始研究的学者是 Mundell.R,(195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是由于贸易受到了阻碍,即贸易壁垒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起因。[4]小岛清在其书《对外直接投资》(1973)中提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认为生产要素总体转移的FDI 导致了要素成本差异,说明了投资可改变商品空间结构。[5]Wells(1983)提出发展中国家因为具有小规模的制造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且使用灵活性等优势,即使没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也能够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狭小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6]Lipsey,R.E.,Ramstetter,E.D.和 Blomstrom,M.1999)实证研究得出了瑞典几乎所有部门的出口与 OFDI 之间的关系都为正相关除了金属制造业的出口的结论。[7]国内学者也做过相关研究。项本武(2005)运用协整分析方法,表明中国的OFDI 促进了东道国产品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8],随后实证分析(2009)推翻了OFDI 对贸易的替代效应的结论,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9],且中国企业出口对境外投资的拉动作用相当大,对外投资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缺乏较强的竞争力。[10]李磊,郑昭阳(2012)实证研究发现中国OFDI 并非简单的资源寻求型,而是具有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共同特征。[11]蒋冠宏、蒋殿春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出口,而对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的“出口效应”不明显。[12]
    综上可知,学者们对我国外贸空格结构的研究比较少,由于“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近年提出,故而对“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外贸空间结构研究的文献缺乏。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近期合作的首要目标是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势必会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相关学者对OFDI 与外贸的关系做了很多实证分析,其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空间结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3 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 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影响,进而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探讨我国未来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结构现状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节选取2002-2013 年共13 年为统计期间的中国对世界各国的进出口流量额,时间截点选取的原因是,中国从2001 年年底才正式加入WTO,随后对外开放步伐才逐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才发展起来,故而选取从2002 年开始到2013年结束。重点选取了除中国外参与“一带一路”的64 个国家,从东到西分别为:俄罗斯、蒙古、越南、菲律宾、柬埔寨、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老挝、泰国、缅甸、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马尔代夫、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曼、伊朗、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门共和国、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其顿、斯洛伐克、匈牙利、爱莎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波兰、德国。“一带一路”参 与国名单来自国家智库,其中亚洲国家39 个,非洲国家1 个,欧洲国家24。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来源于2002-2013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既有多边贸易组织成员也有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在研究中,我们选取区内WTO 成员国、欧盟成员国、东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四个为对比研究对象,其中, WTO 成员国有50 个,欧盟成员国有12个,而东盟10 国全为 “一带一路”参与国,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OPEC)12个成员国中的6 个亚洲国家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 
    (二)测算方法及测算结果
    1、方法说明: 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首先来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4 国和世界其余各国进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然后,基于64 国国别差异性,以区域内存在的WTO 成员和相关一体化组织为依据,测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内不同组织的贸易空间集聚度。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Sj表示我国对第j 国的进口额在我国进口总额的占有率或出口额在我国出口总额的占有率,Xj代表我国对第j 国的进口额或出口额,用X代表我国对外经贸的进口总额或出口总额。用H来表示空间集聚程度,计算得出的H值越大表示我国外贸商品空间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则低。
    2、测算结果:图1到图6为根据公式测算的具体结果。


 

    (三)结果分析
    1、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集聚程度低
    从出口来看(图1),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空间集聚程度维持在0.05左右,而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空间集聚程度维持在0.3 左右,相差大约6倍。从进口来看(图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空间集聚程度长期保持在0.08 左右,高于其出口集聚程度,并有逐年小幅提高的趋势,而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空间集聚程度保持在0.25 左右,低于其出口集聚程度,并有逐年小幅降低的趋势。海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对6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2 年的21%增长到了2013 年的29%,上升了8 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总体外贸空间集聚程度比较低,但有小幅提高趋势。
    从2014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对象看,我国前10 大贸易伙伴国中仅德国和俄罗斯位列“一带一路”参与国,而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贸易往来程度低。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比较优势主要是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近,很多产品处于贸易竞争关系,同时,我国是世界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大国,必然造成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要贸易对象;第二,由于存在各种贸易阻碍,如地缘政治关系破碎、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宗教文化复杂等;第三,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发展比较滞后,处于向西方向的“丝绸之路”上的国家的贸易历来不属于我国的外贸重心。
    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结构长期保持稳定
    由图3、图4可以看出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总贸易额长期看是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进出口空间集聚程度却一直处于低位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大,各种贸易壁垒逐渐减小,在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这64 个国家的外贸发展基本维持在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平均增长水平上,导致中国对其出口和进口贸易空间集聚程度基本平稳。
    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比出口贸易依赖度要高
    图1和图2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比出口贸易依赖度要高,这种依赖程度是相比“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进口依赖的程度而言。原因主要在于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大多数为能源等资源型产品,资源优势属于自然地理优势,是难以替代的。如我国对6 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进口集聚程度明显大于对其出口的集聚程度(如图5、6),尤其是近几年来对6 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进口集聚度已经逐渐接近东盟10 国。而我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大多属于制造业产品,技术水平比较低,替代性比较高,故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相比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进口贸易总体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4、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内部结构呈现由合作性组织支撑特点
    如图5 和图6 所示,6 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12 年的集聚度维持在0.015上下,是64 个“一带一路”国家集聚度的近四分之一,欧盟中包含的12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集聚度和东盟10 国的集聚度是64 个“一带一路”国家集聚度的一半左右,WTO 中包含的50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集聚度和64 个国家的集聚度十分接近。以上均说明我国与沿线国家内的多边或区域性经济组织成员贸易更加紧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空间结构呈现由经济合作性组织支撑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中国与区域合作组织的贸易壁垒较小,合作程度深。
    5、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外贸空间集聚重心有所偏移
    由图6和图7可知,我国对一带一路内的欧盟成员国的外贸集聚呈现倒U型趋势,而我国对东盟的外贸集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从2002 年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2007 年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以来正在不断加深,由于中国-东盟逐步实现零关税的的自由贸易,加之区位地理临近的优势,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更加便捷。不过,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发达经济体,其地位独特,在我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我国与二者的贸易都会进一步加深。


三、基于“一带一路”的OFDI 对我国外贸产品空间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由于有些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只考虑影响外贸空间格局的一个因素——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为自变量,而因变量则是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模型中用EX、IM表示)。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2003-2014年间的OFDI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由于我国最初统计OFDI是在2003年,故而选取的数据的初始年度是2003年。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数据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取得到。所有数据和模型运算均采用计量软件EVIEWS7.2来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自变量是中国对64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OFDI),因变量是中国对64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的出口总额(EX)和进口总额(IM):

   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t=1,2,3......N
    为了,对使系数含义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异方差,对各个数据取自然对数,使其变量系数更具有弹性,让模型的形式变为线性。所以将模型改进为:

其中C1,C2是常数。
   (三)回归分析
    1、单位根检验
    由于64 个国家的OFDI 的数据单位用的是万美元,所以想要剔除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因素,用美国的CPI指数(1982=100)。CPI指数数据来自于InflationData网站。
    ROFDI=OFDI*100/CPI只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平稳,且都是平介平稳,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文利用ADF 方法来看Ln EX、Ln IM 和Ln ROFDI 的单位根检验是否平介平稳,如果是再进行协整检验。
    对Ln EX、Ln IM 和Ln ROFDI 进行ADF 检验,如果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在单位根的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时它的水平序列是平稳的。EViews7.2 软件显示的结果如表1。

注: 1%的显著性水平用***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用**代表;10%的显著性水平用*代表, 在EViews7.2 中计算得出的结果列为表1。
    由表1 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介差分后,所有数据也非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所有数列变为平稳的。
    2、协整检验
    前面已经检验Ln EX、Ln IM 和Ln ROFDI 原数据和一介差分数据都是是非平稳的,经过二次差分都变成平稳的即同阶单整,用协整检验进一步来看这些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 −G两步法。计算OFDI 对出口总额的影响得出残差项resid 的ADF=-3.4326 小于5%显著水平的T=-3.2127,故而,EX与ROFDI 存在协整关系。计算OFDI 对进口的影响得出残差项resid 的ADF=-1.7808 大于所有水平的值,故而,EX 与ROFDI 不存在协整关系。
    3、一元线性回归
    通过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后,在EViews7.2 中用OLS 方法得到的LnEX 和InROFDI 的最终拟合结果为:

    通过可决系数和调整的可决系数值,说明逐步回归线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通过,方程 F 值较高,说明方程所表示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系数t检验值为括号内的数值,由测算结果可知,在 1% 的显著水平之下,回归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
   (四)结果分析
    通过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外贸商品出口关系显著,对产品出口促进作用显著。再次证明了,OFDI 与商品进口只是补充关系。从拟合结果得出的回归方程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 增长1 个单位,产品出口就会增长0.4762 个单位。中国OFDI 按投资目的分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资源型投资、技术型投资、市场型投资和效率型投资。一般来说,这四种类型的OFDI 都可能会拉动出口,促进我国产品出口额的增长。我国实行“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把国内一些过剩的产能转移到国外去,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优化我国产业结构。这种投资大多数就是市场型,可以同时促进我国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配套出口。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 对商品进口没有显著影响。造成的原因可能有三种: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口既有正影响也有负影响,即存在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且二者造成的影响大小相近,导致实证分析的时候协整检验失败;第二,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OFDI、政策、汇率、FDI 等等,本文只考虑OFDI 一个影响因素,可能会和其他因素产生互补效应,难免出现偏差;第三,我国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生产产品主要出口到其他国家。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算了2002-2013 年的中国外贸空间结构,对比了“一带一路”国家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及区域内不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间的外贸空间集聚程度。之后利用2003-201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 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影响情况。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集聚指数较低,一方面表明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外贸发展水平不高,结构层次较低,主要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各国国际贸易大多面临通关、物流不畅、非贸易壁垒较多、政治及文化差异风险较大等现实不利因素。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地区涉及约44 亿的总人口数和约21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人口的约63%和经济总量的约29%,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未来贸易发展的上升空间极大。由于中国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发展对各种资源的贸易依存度持续攀升,加之国内部分行业严重过剩的产能,我国产业升级转移势在必行,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会加深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开放程度,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而且必然会改变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贸易空间结构,进而优化我国整体外贸空间格局。
    第二,我国OFDI 对外贸出口有显著影响,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全方位经贸合作,一方面,通过对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必然直接拉动我国机械设备、中间产品等商品的出口,另一方面OFDI 也会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等会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间接带动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增加,改变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空间格局,提高对中国对其外贸空间集聚程度,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因此,首先要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和经贸合作机制建设,其次要以建设好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融资平台为重点,加快双方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贸易创造便利化条件。再次,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构建走出去国家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库,加强国别OFDI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及时向企业公布投资相关信息。最后,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特别鼓励国内产能过剩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投资。要促进对外投资、贸易和合作良性互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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