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9 月和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改革开放30 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内外环境都在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深远的影响。关注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极为实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挑战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遭挫折。例如，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泰国政局动荡导致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流产；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可能导致中国交建承建的、总投资为15 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面临不确定的政治风险；无独有偶，刚刚上台的希腊新政府日前也叫停向中远集团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口多数股权的私有化计划。种种失败案例敲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警钟。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之所以因各种因素而频频受阻，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中国企业行为不规范和国内政策体系不完善的因素，又有东道国的地缘政治、政治变化的因素，也受投资行业、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中国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后来者，存在着明显的“后发劣势”，国际竞争力较小，在投资机会选择和市场机会开拓上选择性较小，投标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其他国家的企业认为项目风险大而退出。
第二，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不熟悉，且国内中介机构专业程度低、服务体系不完善，难以有效地对投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
第三，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形象意识淡薄，公关能力不足。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意识不足，行为不够规范，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因而加大了企业在东道国所面临的风险。
第四，投资企业的属性、投资项目行业敏感性影响投资是否受阻的关键因素。中国大型国企、投资敏感行业所面临政治风险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一般性行业。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备受政治猜忌和质疑的困扰；同时对于通讯、航空航天、能源、基础设施（港口、道路和水利项目等）这些敏感行业的外来资本，东道国政府的态度也较为谨慎。
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清晰，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竞争压力的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将会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企业的足迹将会拓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与此相联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也将明显上升。这就要求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估能力，做好投资项目的事前尽职调查和事中、事后的风险管控工作，争取将对外投资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二、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模型
（一）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选取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标衡量的是一国政府的有效性、稳定性以及外部冲突的风险，较低的政治风险是对外投资的前提条件。
政治风险指标包含5 个子指标（表2.1），其中政府执行所宣布政策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权的能力反映了一国政府的稳定性；政治体系防治腐败，政府公共服务与行政部门的质量两个子指标反映了一国政府的治理的有效性；法治水平是合同履行和产权保护的重要保证；外部冲突是指来自国外的行为对在位政府带来的风险，包括外交压力、中止援助、贸易限制、甚至全面战争。一国政府的治理有效性和稳定性越高，外部冲突越小，腐败程度越低，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风险越低。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指标衡量的是一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开放度以及偿债能力，较好的经济环境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水平和安全性的根本保障。
经济风险指标包含5 个子指标（表2.2），其中GDP 增速的波动系数考察了一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同时，还从投资、贸易两个方面衡量了一国开放度；外债占GDP 比重和短期外债占总外债比重是衡量一国外债规模和在短期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3）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指标反映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因素风险，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较低的文化维度差异能确保企业更有序的经营。
社会文化风险指标包含4 个子指标（表2.3），其中社会、种族、宗教冲突严重性反映了一国的内部冲突和社会安全，内部冲突越小，社会风险越低；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个人主义是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之中3 个评价方向，文化维度差异越小，文化风险越低。
（4）法律政策风险
法律政策风险指标放映了中国企业由于投资国家的政策法律约束，而在投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
法律政策风险指标包含4 个子指标（表2.4），法律制度和产权是衡量一国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完整性的指标；健全货币是衡量货币增长，通货膨胀的指标；国际贸易自由度反映了一国资本管制，关税，非关税壁垒等等限制的指标；而管理条例则关注的是各种商业法规，劳动力市场法规，雇用和解雇条例等。
（5）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样本选择
本评价体系共纳入29 个国家进入评价样本，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土耳其、阿塞拜疆、叙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捷克、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希腊、埃及、苏丹、肯尼亚、南非、赞比亚（表2.6）。这29 个国家贯穿了“一带一路”的重点路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重点地区，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重要性。样本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标准： 1）重点选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重点地区2）满足主要指标数据，尤其是定量指标的可得性。
（二）基于熵值赋权的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
1.风险指标层评价模型
层次分析方法的核心是权重的计算，而原有的层次分析法在计算权重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所有的样本采取一概而论的观点，得到的结果不够精确和客观。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采取基于熵值赋权的层次分析法的处理方法。
（1）构建判断矩阵
构建n国家m个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T：
（2）矩阵归一化
由于各指标量纲、数量级均有差异，所以为消除因量纲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判断矩阵B
（3）计算熵值
根据熵的定义，n 个国家m 个评价指标的熵为：
其中 ，定义当 时， 。
（4）计算信息熵效用值
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与1 之间的差值，它的值直接影响权重的大小。
（5）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信息效用值越大，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权重也就越大。
（6）计算指标层评价得分
2.风险准则层评价模型
（1）构建判断矩阵
采用专家打分法，根据量化标度（表2.7），得到准则层综合比较结果并建立判断矩阵（表2.8）。
（2）计算判断矩阵连乘积
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i
（3）计算Mi的n次方根
（4）计算评价准则权重
对向量 归一化，
w 即为准则层权重。
（5）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入max
（6）一致性的检验，通常情况下，CR ≤ 0.1时，一致性最好。
CR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I 为一般一致性指标；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表（3.9）给出了1-9 阶判断矩阵RI 的取值。
3.风险目标层评价模型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得分：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级
三、 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根据2012 年29 个国家的原始数据，运用基于熵值赋权的层次分析法，测算国家风险评价得分，并依据国家风险评价得分与分级对照表进行国家风险排名。
（一）总体结果分析
从评级结果来看（见表3.1），属于低风险级别的国家有新加坡和德国；属于中等风险的有阿联酋、马来西亚、捷克、波兰、沙特阿拉伯、匈牙利、意大利和菲律宾8 个国家；属于高风险级别的有希腊、南非、越南、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等19 个国家。高风险级别国家合计19 国，占样本总数的65.5%，这29 个国家风险总平均得分48.8，属于BB 级高风险等级。由此可以推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普遍较大。
如新加坡、德国、阿联酋、马来西亚这四个风险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般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法律政策比较健全，对中国投资者来说，目前是进行海外投资的较好时机，除了可以以获得较高收益外，同时还可以获得中国企业比较欠缺的高端技术。
排名靠后的国家集中在南亚、西亚和非洲，他们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政治风险突出，经济基础较差，法律政策不健全。但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小，与中国关系较好，同时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存量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较大，因此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时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注意防范。
（二）分项指标分析
1.政治风险
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中欧地区国家和西亚地区的德国和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普遍较低；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和东欧地区，这些国家风险较高的原因有多种情况，譬如民主转型的问题；如地方势力强大、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盛行；如政权交接的问题。
2.经济风险
中欧地区国家，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西亚地区的沙特和阿联酋这些国家的经济风险普遍较低；而经济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和北非地区，这些国家风险较高的原因有基础设施落后，外债负担大等原因。
3.社会文化风险
欧洲地区的捷克、罗马尼亚、德国和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土耳其、南非等国家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低；而社会文化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有叙利亚、阿塞拜疆、苏丹、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风险较高的原因有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部族和宗教冲突严重、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等等。
4.法律政策风险
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中亚地区的阿联酋和沙特以及中欧的德国和波兰这些国家的法律政策风险普遍较低；而法律政策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有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捷克、苏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体系上分属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法律政策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四、基于“一带一路”的OFDI 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一）针对高政治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1.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开展政治协商，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政治沟通磋商，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加强相关国家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一个相互了解和合作的平台将成为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的突破口。
2.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发展民营企业走出去，降低政治顾虑
近年来，大型国企海外投资的屡屡失败，提醒着我们不能忽视企业属性对于海外投资的影响，中国大型国企投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东道国担心中国企业的投资有其战略目的，戒备心很重。因此我们需要，一是加快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向外界解释和澄清国有企业市场运营模式和机制，减少各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特殊身份的猜忌。二是重点扶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华为、海尔、腾讯、联想、吉利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政府应顺应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增速的势头，从外交、金融及政策上向民营企业倾斜，支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进军海外市场，进一步促进海外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针对高经济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保驾护航作用
政府和国内金融机构都应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便利环境。目前我国已宣布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已与18 个沿线国家签署“国家规划合作协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提供中长期资金扶持。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现有国际开发机构的风控与治理机制，完善项目契约；二是与国际主要开发机构与发达国家重要私人部门合作开发，形成利益共同体；三是建立有力的跨国协商机制，保证丝路基金的项目契约能够得到执行。
今后，应加大企业层面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与投资企业一同“走出去”，以缓解海外投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助力制造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2.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方面的法律，法律体系不能满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时代需求，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进程。同时，明确承保对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承保国内企业海外投资业务的主要保险机构，但该公司并非官方专设的承保对外投资业务的机构，其设立的初始目标是承保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其逐步发展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保险。
为适应国内企业强劲增长的海外投资保险服务需求，中国政府应大幅提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注册资金规模，显著强化其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或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可以考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逼沿线各国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针对高社会文化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1.规范行为，重视企业海外形象建设
在东道国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积极融入当地，淡化外资色彩，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合理处理劳资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加强安全生产意识，对从事危险行业员工的安全应加强保护。处理国外的劳资关系时需要经历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中国企业应致力于依法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应套用国内经验，用金钱刺激鼓励加班、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时。我国企业应注意与当地工人和工会建立和谐的互利关系,保障当地员工的合法权益和当地投资伙伴的合法利益。
加强对当地环境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进行足够的环境影响评估，或者采纳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海外投资环境影响准则，滥采滥伐或者非法走私当地资源到海外，致使当地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经常遭至当地民众和反对党的抨击。提高社会公关能力。中国企业在注重通过对当地政府官员进行公关，获取投资开发项目的同时，也应注意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交流，提高企业的社会美誉度，重视与反对党、社团组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加强对项目可行性研究以及相关国家的文化、传统习俗的研究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尊重沿线各国的文化习俗，促进民心、民意的互通，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相互间的民间友好往来，增进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是通过一个个建设项目去实现的，进行这些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进行十分严谨、周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有时甚至需要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交易习惯等方面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并且学会相互适应，以促进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四）针对高法律政策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1.发挥国际中介机构作用，缓解对外投资法律政策风险
国际中介服务体系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等多种服务机构熟悉海外市场的法律和政策文化，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国际高水准的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克服法律政策差异所带来的投资障碍，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国际中介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网络，能通过其网络为中国企业提供国别形势和投资项目的详细信息，能为内地企业提供全面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服务。
2.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家法律法治体系
“一带一路”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战略实施的进度和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中方，更取决于沿线相关国家的认知和共同努力，因而国家层面的对接十分重要。从国家层面上，政策沟通是关键。我国要与相关国家就“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上为战略实施的同时，法律上要为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相关法律予以法律保障，包括企业、投资、融资、项目建设、外汇管理、人员管控、合规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建立健全，而且相应的执法、司法也要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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