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这为我国贸易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多年来稳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也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贸易强国如何建？何时建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外贸强国要在内需立国条件下建立

《中国经济周刊》：“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张燕生：建设贸易强国的背景，实际上就是我国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贸易强国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外贸小国发展成为外贸大国，主要实施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从离岸制造、在岸制造，然后走向了全球制造。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两种结果：第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第二，中国创造了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创造了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创造了东部发达六省市研发强度整体超过OECD平均水平的新优势。中国经济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说外向型模式的起步是全球供应链低端、代工贴牌、血汗工厂，缺憾是没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没有自主营销渠道等，但是我们通过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取得的经济增长实绩和“干中学”的效果特别好。

就拿苹果的供应链来说，苹果公司为了培养合格的全球供货商，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规则、规制和管理规范，中国厂商只要符合他们的条件就能够进入到苹果的供货商中，苹果就会在技术、设计、资讯、人才和设备等方面给供应商提供世界一流的支持。如此，中国企业和苹果慢慢地就由浅入深达到了深层次合作。这种定制模式对中国企业成长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2021年中国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的超过42万家，约占全球42%，而印度只有3.65万家，美国只有2.55万家。这是过去40多年中国外贸发展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就是用看起来不起眼的代工贴牌这种加工贸易合作模式起步，却撬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这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我国提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正在加快建设的“贸易强国战略”有哪些不同？

张燕生：此前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都是小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而转向“贸易强国战略”是开放大国战略。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我国面临着全球化停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塑——从离岸制造转向友岸制造。所谓离岸制造，就是一种产品的不同工序和环节在全球不同地方制造的全球化合作模式。所谓友岸制造，就是商品、服务和技术有了价值观，只与符合美西方价值观的企业合作。为此，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比如半导体芯片）、一些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对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企业进行制裁打压的分裂模式。我国企业被迫从相互依存的合作模式转向进口替代的自助模式，有些关键设备、原料和零部件需要很长时间攻关和自主生产，受到的伤害极大。

所以，我国建设贸易强国之路就比过去40多年更为艰难。贸易强国战略重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我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直线下降，已经从2006年的64%下降至2021年的34.1%。那么，未来10年以后还会进一步下降，我预计会下降到略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这意味着，进出口贸易量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从这个层面来看，一个大国的外贸强国战略，是建立在内需立国基础上的外贸强国，是基于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外贸强国，是实现贸易基本平衡的外贸强国，而不是外贸规模在世界上占据首位的贸易强国。因此，中国要加快建设外贸强国，还是自身要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硬实力，要有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软实力。

建设贸易强国就像是一场拔河赛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如何才能走得通？

张燕生：当前我国建设贸易强国就好像是一场拔河赛，一端是希望与中国脱钩的少数极端分子，另一端是希望与中国合作的大多数。希望合作的大多数如果是一盘散沙或者是相互斗争，那么，少数的极端分子就会成功地把中国和世界带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少数极端分子就会赢，中国就会输。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就是要凭借大智慧、大战略和大定力，才能够走下一步的贸易强国之路。

建设贸易强国之路应该就像上甘岭战役一样，无论美国如何狂轰滥炸，上甘岭阵地始终不丢，最后美国不得不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美国的科技脱钩、产业脱钩、金融脱钩和贸易战的打压制裁，能够真正始终做到斗而不破，最后美国也会不得不承认中华的复兴之路，不得不和中国合作共存、和平共处。

我记得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曾说2020年是中国经济的峰值。从这个角度讲，未来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和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之路前行，充满了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是市场普遍预测今年全球需求萎缩，如果中国要在萎缩的全球贸易蛋糕中拿走更多，很可能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我们该怎么避免贸易摩擦？

张燕生：要避免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我国在凭借硬实力扩大出口的时候，要相应地扩大进口。这就相当于拿别人的市场奶酪的同时，给别人自己的市场奶酪，以此来增加相互依存的深度联系，就不会脱钩断链，就不会发生贸易冲突，就不会加剧全球失衡。中国企业很努力，但是要赢者通吃，那么在更艰难岁月别人就没饭吃。中国要探索不单打独斗、赢者通吃，而是让大家开放合作、都有饭吃。这是对中国贸易强国之路的考验。中国贸易强国之路，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和平发展），跨越萨缪尔森陷阱（强强合作），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对大家负责），走中国式现代化和负责任大国的开放之路。

当中国成为一流的制造业强国就是贸易强国

《中国经济周刊》：从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至今还在建设贸易强国的征途中，衡量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准是什么？

张燕生：衡量是否是贸易强国可以有以下几个标准。首先，贸易强国是一个能够带动全球贸易发展的国家。目前中国是13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什么时候我们成为这些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国，相当于我们购买别人的东西比卖给别人的多，相当于给别人更多市场奶酪，形成别人对我们市场的相互依赖，我们还能够为贸易逆差融资或实现贸易平衡，这个时候我国就成为了贸易强国。

其次，贸易强国的背后是制造强国。贸易和产业是直接相关的，当中国成为一流的制造业强国，无疑就是贸易强国了。如果用制造强国的发展指数来衡量，我国现在处于世界第三方阵，第二方阵是日本和德国，第一方阵是美国。但是中国的制造业要进入第二方阵跟日本和德国并驾齐驱是时间的函数，只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中国贸易产品的质量和增值能力达到跟德日一样好是可以达到的。但问题是，给德日100年时间，也达不到美国高技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制造强国建设方面，德日和美国的差距，恐怕不是时间的函数。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德日都不可能成为第一方阵的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中国怎么能进入第一方阵呢？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需要大智慧大战略支撑。

这不仅仅是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事情。这就需要一流大学培养出一流人才，一流企业培育出一流创新能力，一流制度培育出一流金融市场和交易所，一流营商环境培育出一流市场。说白了，中国要成为一流的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在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要能够赢，如果输了，中国就是二流的贸易强国。我相信，中国绝对不愿意当二流的贸易强国和二流的制造业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制造业和贸易的问题，可能涉及科学、文化、法治和国际影响力等一些软实力指标。

中国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阻碍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掣肘都有哪些？

张燕生：要成为贸易强国，应该有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这并不意味着要推倒现有规则，而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与时俱进、优化完善。如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是新贸易方式。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确实发展得很快，定价模式已经从离岸价格FOB转向到岸价格CIF，有很大进步。但是从2021年5至9月发生的亚马逊电商封号事件，能够看到我们的差距和烦恼。当时发生的亚马逊电商封号事件涉及1000多家企业、5万多个账号，预估损失超过千亿元。很多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中国品牌被一夜间废掉了。通过亚马逊封号这件事，体现出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首先要合规，要改掉此前野蛮生长时代养成的不合规行为。

其次要维权。在亚马逊封号的时候，暴露出我国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缺少足够的维权能力，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商会也都缺少在国际商业舞台上拿起法律、规则、证据的武器维权的能力。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非常精通国际法、真正懂得国际商业游戏规则的人才和机构，所以在跟对手博弈的时候，你讲的全是道理，你要公平，但是公平是用铁打的实力、经验和智慧换来的。

再次是协调。亚马逊封号的时候，我国的各个主体缺少统一综合应对的协调机制。中国是贸易大国，很多方面的表现却像是一盘散沙。为何中国购买了全球超50%的铁矿石,但在定价上却没有话语权？最后却成为国际现有规则的受害者呢？其要害是缺少内部协调力，无法握成一个拳头出击。最后让对手各个击破，付出了很高的学费。因此，要成为贸易强国，我国在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还是小学生，还需要很长的学习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经济周刊》：您估计中国要发展成为贸易强国，还需多长时间？

张燕生：美国成为贸易强国的历程可以参照。美国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此后的50年，美国都跟随英国学习如何真正成为大国，其中，美国也付出过高昂学费，扮演了一个顺周期的小国行为，直到二战结束。二战后，美国才完成了世界科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国际货币从英镑转移到美元的过程，大概走了130年。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特点依然突出，无论从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还是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数字贸易，我国距离世界一流贸易强国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国贸易强国的征程可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我个人认为到205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但是没有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仍是贸易强国中间的新进入者。要赢得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可能要等到2078年，也就是2050年以后的30年，即改革开放100周年，那时中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但要成为一流贸易强国，包括价值观、创新力、全球治理影响力，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百年的博弈，百年的征程。

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合作努力才能够做到。在这个过程中，得民心者得天下，要赢得世界贸易伙伴的认同和共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