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双循环”成为热议问题。研究认为，（1）中美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中国经贸发展遭遇到“四重困境”即对等反制、疫情冲击、信任缺失和政治摩擦等困境，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突破“四重困境”的新时代策略。（2）我国国内有效需求相对有限决定着更需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国内一些产品无效供给、另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决定着疫情下我国需要积极拓展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产品供给。（3）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营商环境，以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4）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如打造双循环海外枢纽、支持中心城市辐射、实施区域梯度互补战略等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进而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有效市场需求；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交集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十分严峻，疫情肆虐蔓延给世界与中国经贸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疫情蔓延下世界需求萎缩诱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变得愈发严峻，特别是美国不断加大对华经贸摩擦以致出现了基本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对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在此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上午，习近平在看望“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5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由此，鉴于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内外部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贸易影响，有关“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愈发凸显重要。
就现有相关文献来看，主要观点有：一是主张扩大内需和消费、深化改革开放。《政府工作报告2020》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陈宪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国内大循环源动力体现在：短期动力来自最终消费，但消费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中长期动力是改革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以激发创新活力。
二是主张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好产业链。朱民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强化对贸易的支持。从长远来看，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互动发展，最根本的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内部资源重新配置和调整，会增加国内产业链稳定，因而内循环非常重要。但内循环必须与国际接轨，维护国际循环同样重要。鄢一龙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立足于扩大内需，维护国内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通过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优化稳定产业链。
三是发挥国内大市场规模优势。刘志彪、凌永辉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大国经济重要的竞争优势，通过国内市场培育和开发，以此为基础实现向国际市场扩张，以国内大市场循环支撑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刘志彪认为，强大的市场主体代表着强大的经济和国家，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形成“两个循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推动对外与对内开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黄琪轩认为，庞大市场的核心在于居民的购买力，当前中国国内市场已逐步成长，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万亿美元，距美国的6.2万亿美元相差无几，中国有望成长为全球的“最后消费者”。借助国内超大市场容量的优势，中国积极寻找技术进出口的替代伙伴。
四是不能无视国际循环的重要性。黄群慧提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要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积极拓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流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形成的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姚树洁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让国内企业不断追求技术进步，才能使国内的技术、产业和资本优势得到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国际合作，才能使技术创新及应用更加富有效率和弹性。崔凡认为，外贸外资发展需要有适度规模，不能因为经济内循环重要而忽略国际市场外循环的重要性。协助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是放弃海外市场，恰恰是为了帮助出口型企业熬过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住已建立的外销渠道。外商投资企业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
五是需要扩大国内国际双循环交集。沈国兵认为，面对新挑战，积极拓展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成为当务之急。短中期内，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拓展国内大循环，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行业供给；中长期内，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交集。
据此，上述文献都认为，在短中期内拓展国内大循环，需要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已成为疫情下破除我国外需外贸断崖式下滑，积极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维护好中国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平稳的重要策略。进一步地，黄群慧、姚树洁、崔凡和沈国兵都认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在国家层面上，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与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阐明经贸摩擦叠加疫情蔓延下中国经贸发展遭遇的“四重困境”（即对等反制困境、疫情冲击困境、信任缺失困境和政治摩擦困境），认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是突破“四重困境”的新时代策略。第二，中国国内有效市场需求规模是相对有限的，需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国内市场供给呈现出一些产品无效供给，另一些高端产品却有效供给不足，疫情下我国需要积极提升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产品供给，才能扩大内需和增加消费。第三，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条主线，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国内国际市场，以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第四，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来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体举措包括推进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拓展外贸多元化；进行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试验区等制度创新，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营造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区分企业，实施“减税降费”“输血”政策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经贸发展的同时，仍需要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
二、经贸摩擦叠加疫情蔓延下中国经贸发展遭遇的“四重困境”及新时代策略
中美经贸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中国经贸发展遭遇“四重困境”，具体是对等反制困境、疫情冲击困境、信任缺失困境和政治摩擦困境。
（一）对等反制困境
自特朗普当局对华发起贸易摩擦以来，在经贸领域内，一直存在着所谓“对等反制”困境误区。具体是无视中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提出中方可采取决然的反制手段来阻止美方的贸易战升级。2018年6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征税清单，对约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加征关税。6月16日，中方采取对等反制。8月23日，美方又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等反制。9月17日，美方宣布自2018年9月24日起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中方发布对美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2019年5月10日，USTR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提高至25%。8月14日，USTR宣布对自华进口的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分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8月23日，中国宣布对约750亿美元美国输华商品加征10%、5%不等关税进行反制。8月28日，特朗普宣布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税率从10%调高至15%。据此，中方的反制举措不但没有起到制止贸易战，反而使得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特朗普还连发7条推文，甚至称美国不需要中国等。至此，中国反制策略收效甚微。实际上，中国对美经贸谈判既不是单方面妥协，也绝不是单方面寸步不让，需要在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基础上进行互相妥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整体基调。
实践中，经过三个阶段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以及两次中美元首会晤共识（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之后，所谓对等反制收效甚微。在中方达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非强制技术转让、保护和购买合规的粮食和农产品贸易、提供非歧视性金融服务市场准入、加强宏观经济与汇率稳定、扩大从美国进口等内容后，中美双方于2019年12月13日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中美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意味着在贸易摩擦领域内中国已走出“对等反制”困境误区。在疫情蔓延态势下，中美作为全球经贸最重要的两大国，本应捐弃前嫌、携手共克疫情。但是，2020年3月14日，USTR却宣布自3月25日起对中国34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税的第二批排除清单内未获得延长的产品恢复加征25%关税。4月7日，USTR又宣布自4月18日起对中国340亿美元被税的第三批排除清单内部分商品恢复加征25%关税。这给中美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了压力和变数。7月10日，特朗普声称美中关系已被新冠大流行“严重损害”，他没有考虑第二阶段美中经贸协议。尽管如此，中国商务部于8月13日表示，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来，中方认真落实该协议，而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却加严对华出口管制等限制。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需要跳出“对等反制”困境误区，才能走出特朗普当局预设的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我国需要积极拓展贸易多元化，稳定好我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审慎化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叠加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贸易不利冲击。
（二）疫情冲击困境
第一，疫情全球蔓延仍然严峻，各国管控成效存在明显差距，但新增病例已呈下降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8日上午10:39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7205275例，死亡病例达890392例，其中新增病例207251例，新增死亡9370例。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疫情新增病例已呈边际下降趋势。但是，全球四大经贸圈（美国、欧盟、东亚中日韩，以及东盟）疫情变化形势依然严峻。北美的美国累计确诊6222974例、死亡188003例；新增确诊33486例、新增死亡462例，也呈下降态势。欧洲的德国累计确诊250799例、死亡9325例；法国累计确诊307476例、死亡30547例；英国累计确诊347156例、死亡41551例；俄罗斯累计确诊1030690例，死亡17871例。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累计确诊90573例、72234例和21432例，分别死亡4739例、1377例和341例。东盟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累计确诊238727例、196989例、57044例、9459例和3446例，分别死亡3890例、8130例、27例、128例和58例。此外，越南、缅甸和文莱分别累计确诊1049例、1610例、145例，分别死亡35例、8例和3例。据此，此次疫情大流行肆虐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严峻的疫情传染危机之中。相比来看，东亚主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对疫情传染管控成效显著，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疫情传染依然严峻。为了转移对疫情管控不力，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对中国疫情管控做法进行无端指责的“甩锅”之举。
第二，疫情全球肆虐蔓延给世界与中国经贸发展带来了断崖式下滑冲击。2020年6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IMF）更新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从4月份的负3%下调至负4.9%，并且下调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为5.4%。IMF对2020年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作出了新的预测：美国下修至负8.0%、欧元区下修至负10.2%、日本下修至负5.8%、英国下修至负10.2%、加拿大下修至负8.4%、中国下修至+1.0%、印度下修至负4.5%等。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大幅下调至负11.9%左右，各国对货物和服务的有效需求显著地下滑。2020年5月13日，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率为负3.2%，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增长将下滑至负15%。2020年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至负5.2%。其中，美国为负6.1%、欧元区为负9.1%、日本为负6.1%、中国为1.0%、印度为负3.2%等。2020年4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跌13%至32%之间，萎缩幅度可能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负面影响极为严重，预计2020年全球FDI流量比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减少达40%。预计在2021年全球FDI进一步减少5%至10%之间。2020—2021年，需求下滑冲击是推动FDI下降的最大因素。据此，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和一些主要经济体经贸发展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此次疫情肆虐下全球经贸复苏要比之前预测的更加严峻和缓慢。
（三）信任缺失困境
当前，中美之间摩擦已超越了单纯的经贸领域，向更深层次摩擦演进，进一步加重了双边信任缺失危机。2019年4月11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裁定，将50家公司列入未经验证名单，有37家中国内地公司、6家香港特区公司。5月15日，美国BIS将华为及其68个附属公司加入实体清单限制名单。6月21日，美国BIS将中科曙光等5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8月15日，美国BIS将中广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共4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10月7日，美国BIS又将28家中国机构和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包括大华股份、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8家中国先进科技公司。2020年5月22日，美国BIS又以防止使用美国商品和技术损害美国利益为由，将奇虎360、烽火科技集团、云从科技等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覆盖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安全、云端机器人、安防监控、精密光学等诸多行业。2020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又将昌吉溢达纺织、合肥美菱等11家中国公司列入被制裁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正常购买美国原产的商品。8月17日，美国BIS进一步收紧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由此，已有140多家中国企业及个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一旦被列入美国BIS的实体清单，意味着美国将会对这些中国公司和机构及个人实施技术制裁。疫情严重蔓延下，美国仍颁布了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和封锁华为等中资企业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并且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这些行为业已危害到中美在科技、金融市场融资和生产产业链上最基本的信任。因此，经贸摩擦升级叠加疫情全球蔓延加重了美国对华信任缺失危机。疫情全球蔓延下美国不惜动用“实体清单”施以制裁，对华大搞封锁和断供，由此疫情全球蔓延叠加美国鼓噪的“实体清单”严重扰乱了业已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更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和中国经济安全。
（四）政治摩擦困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向广度和深度蔓延，疫情下美国经济已经跌入谷底。据IMF于6月24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滑至负8.0%。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不断攀升的人口失业，诱发美国特朗普当局不断将内部压力转移向外部摩擦。2020年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企业在审视其供应链时多了一份考量”“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到北美”。这缺乏最起码的人道关怀。5月20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更加明确否定了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进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包括经济挑战、价值观挑战和安全挑战），并且描绘了对华竞争的方针路线，包括保护美国人民、祖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繁荣；以力量维护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力。由此，美国对华政治摩擦凸显、加剧。
同时，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护选情，特朗普当局采取了“甩锅中国”策略。美国国会动作不断，2020年3月26日通过了《2019年台北法案》，7月3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还有一些涉华议案在等待审议。对此，2020年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面系统介绍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程和做法，向国际社会揭穿特朗普当局将美国抗击疫情不力、企图“甩锅中国”的做法。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但是，美国对华政治摩擦继续升级。2020年7月21日，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严峻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20年7月24日，中方采取反制、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8月9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抵达台北访问，声称“值此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美国政府支持自由台湾的决心坚定而不移”。8月13日解放军发布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8月14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声称，“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南海，并进行海上防空行动。由此，中美摩擦升级已由贸易领域扩展至科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领域内，使中美关系很可能进入一段寒冰期。
（五）突破当前“四重困境”的新时代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变化对一些企业生产和个人生活方式产生了颠覆性冲击，将会全面加快和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比如，经济全球化将向区域化进行调整，中美之间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将更加严峻等。现阶段，中美关系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考量。疫情全球蔓延下主要经济体开始考量经济全球化模式下生产产业链和需求供应链的风险问题。生产基地将尽可能地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将尽可能缩短并更加趋向多元化，以便灵活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鉴于经贸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经贸发展遭遇的“四重困境”，我们不能不思考中美两国关系最新演进态势，由此适时提出新时代下我国的应对策略已变得愈发紧迫。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在看望“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据此，核心要义有两点：一是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据《世界贸易统计评论2020》报告，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到世界出口的13.6%，位居世界第一位，当年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的9.0%；2019年中国货物进口占到世界进口的11.0%，排名世界第二位，当年美国货物进口占世界进口的13.7%。如此巨大规模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决定着在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要想再维持过去那样两位数的出口增长是非常艰难的。面临经贸摩擦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经贸发展遭遇的“四重困境”，国家层面适时提出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念是我国主动调整的策略。这种主动调整转变既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相关，也与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尽管如此，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一是疫情全球蔓延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同期国内的有效需求也在萎缩，且出口向国际市场供给的标准、文化元素与国内市场需求十分不一致，由此疫情全球蔓延下如何扩大国内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变成一个棘手的难题；二是疫情全球蔓延使得本已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增长变得雪上加霜，叠加美国鼓噪的“实体清单”制裁，更使得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变成一个堪忧的难题。而没有一个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无法扩大内需、发挥内需潜力增加消费的，也就无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疫情全球蔓延下需要积极拓展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产品供给
很多文献和媒体动辄就以我国拥有14亿人口来说明我国的内需市场规模庞大，并以此为由提出扩大内需和增加消费，甚至提出以国内市场发展来带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观点。但是，果真如此吗？
第一，中国国内有效市场需求规模相对有限，但也是大国经济规模。一是相对于世界，中国国内贸易市场规模是有限的，但也属于大国经济需求。据《世界贸易统计评论2020》统计，2019年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达37170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12.3%，而2019年中国内贸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1649亿元人民币，约合59008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的15.88%。而且，2020年1—7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9.9%。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国人口为140005万人，而当年世界总人口达771346.8万人，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8.15%。据此，相对于世界超级大的市场规模而言，中国国内的市场规模也是相对有限的，内贸市场规模尚不到世界市场的16%。不过，也跻身大国经济规模。二是具有有效市场需求的人口规模相当有限。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据此，这里需要区分有效市场需求（市场上具有经济购买能力的现实需求）和潜在市场需求（短期内无经济购买能力的欲念需求）。这样，即使中国拥有世界18.15%的人口规模，但就其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依据中国人口规模只能得出中国具有国内超大规模的潜在市场需求而非现实的有效市场需求。因为中国约有42.9%的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很低，决定着他们尚处于潜在的市场需求阶段而非凯恩斯理论上的有效需求。因此，相对于国内有限的有效市场需求者，更大的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大力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实现真正互促式发展。
第二，中国国内有效市场供给呈现出一些产品相对过剩的无效供给，直接负面影响到扩大内需和增加相匹配的消费。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严峻，外贸需求断崖式下滑和工业需求萎缩等，导致我国一些行业产品产能过剩、无效供给问题严重，越是接近于初级产品供给端的行业产品遭受到的压力越大，比如煤炭、矿产开采、生铁、粗钢、水泥、氧化铝等行业产品已出现需求负增长或低增长，使得这些行业产能闲置、无效供给严峻。2003—2006年，我国曾专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部门实施了严格的调控，采用供地、融资、核准、行政检查等手段限制这些行业投资。2009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对部分行业产业产能过剩施以调控。2013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列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2018年12月，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处置“僵尸企业”是调整产业结构、去除无效供给的有力举措。疫情全球蔓延造成了世界性有效需求萎缩，使得我国一些行业产品无效供给变得愈发严峻。
第三，中国国内一些高端产品有效需求可能面临被断供的风险，表现为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2018年以来，由于信任缺失和政治摩擦困境，美国频频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借口，动辄采用“实体清单”加大对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实施技术制裁。为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美国已对中兴、华为等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加大技术封锁，甚至实施断供芯片等，以遏制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成长。并且，美国通过威胁并裹挟其他跨国公司对华为也实施断供芯片封锁。根据美国政府禁令，所有用到美国技术的厂商供货华为，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由此，2020年7月16日台积电表示，受美国政府对中国华为公司禁令的影响（5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华为限制新规于9月15日生效），台积电自5月15日起就未再接受过任何来自华为的订单，若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不变，将在9月14日之后停止对华为供货。8月7日，中芯国际联合CEO梁孟松就能否给华为海思代工表明态度：遵守美国规定。据此，美国特朗普当局霸凌华为企业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表现为中国一些高端产品有效市场需求将得不到有效供给。
在此新态势下，我国实施外贸企业出口产品转内销措施，要想通过扩大内需和增加消费来解决这些行业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我国又面临着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被断供的风险。面对全球疫情不断攀升、恶化的新形势，为打破疫情冲击和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存续的不利影响，当前我国大力培育和提升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成为当务之急，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和增加消费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四、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营商环境以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交集
第一，扩大内需、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需要依赖于稳外贸稳外资。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叠加疫情全球蔓延，使得中国与世界经贸发展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全球有效市场需求出现了大幅萎缩。由此，国家层面上提出了扩大内需、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2020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据此，我国实施外贸企业出口产品转内销，不是要放弃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而是在疫情蔓延严峻下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尽力帮助出口企业存活下来。不过，据6月24日IMF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下滑至1.0%，在国内收入和就业没有显著好转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对于缓解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国际市场外需外贸大幅下滑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不能过度夸大其作用。因为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要有就业、有收入，越是国内收入和就业没有明显地改善，民众就越不敢消费，需要自身来构建预防性保障。因此，只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稳外贸稳外资才能稳就业、稳收入，进而提升国内有效市场需求。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就像发放消费券一样，虽然可以帮一下一些暂时性因疫情无法出清的企业救急一下，但是其作用也不能高估。因为一方面出口向国际市场供给的标准、文化元素与国内市场需求十分不一致，产品转为内销需要重新调整、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产品转销国内市场需要国内有稳健的就业和有效收入，产生有效市场需求，这又得依赖于稳外贸稳外资。现实中，国家层面上，2020年7月2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等。围绕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提出：支持外贸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完善吸引外资政策环境；发挥服务贸易对稳外贸稳外资的作用。
第二，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优化营商环境，畅通国内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为此，坚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国内国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成为内生选择。2020年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提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我国企业困难凸显，亟需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据此，我国要想平稳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国内外企业营商环境成为首要选择，进而通过稳外贸稳外资发挥出本地市场效应，防止跟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脱钩。同时，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市场化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国内外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市场交集。
五、多维政策举措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
第一，疫情全球蔓延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贸发展的首要举措是着力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着力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拓展亚洲、非洲、拉美等市场。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表明我国将推动全面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市场，以构建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第二，对外推动全面开放，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主张在WTO框架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特别是推进区域和双边自贸园区建设，打造双循环的海外枢纽。一是以对标世界银行一流的营商环境为标准，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开拓外贸区域（市场）多元化、外贸行业多元化、外贸产品创新多元化，促进服务贸易协同多元化等。二是主张在WTO框架下积极磋商、推进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大对东盟国家进行有效的贸易和投资布局；加快推动和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加大对韩国贸易和投资布局；积极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构建出一个区域国别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三是倡导在多边和区域范围内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园区建设，以及疫情下大力支持企业有序建立和布局海外仓，以期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海外枢纽。
第三，对内进行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中心城市成为汇聚联通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拓展国内外有效供需的市场交集。政府层面需要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创新细化落实好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功能定位，可借力负面清单、跨境电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匹配成本优势，更好地将技术端与需求端和供给端对接起来，大幅削减制度摩擦成本和所在省域企业面临的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2019年8月26日，随着第五批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布，我国自贸试验区已增加至18个，通过改善和提升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自贸试验区已吸引大批新型高质量的内外资企业入驻，很好地融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2020年4月7日，随着新增46个，我国已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大幅降低了企业信息沟通和信息交流成本，极大拓展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7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扩大到全国21个省份部分地区，发展跨境商业医疗保险、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在常态化防控下加强旅游和体育国际合作等，以开放促发展。8月17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指出，充分发挥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超大规模城市集聚辐射的优势，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据此，国家层面上需要加快形成若干个双循环集聚辐射的中心城市链接点和重要桥梁，以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有效供需的市场交集。
第四，积极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要素，采取多种政策举措协调推进，畅通国际国内市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来实现稳外贸稳外资和稳就业。一是积极推动对外全面开放，贯穿要素市场化配置理念，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园区的国际化建设，发挥园区在中国对外贸易、航运和跨境结算中的枢纽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二是扎实推进国内重点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以点带面加快形成统一开放、要素有序流动的国内大市场。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区域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成为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为此，一是需要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服务，更迅捷地服务于市场主体，激发其市场活力。二是加强区域政策协调（上海担当长三角龙头，吸引一流人才，为长三角提供人才、资金、平台等服务；江苏竞争优势是制造业；浙江竞争优势是互联网、数字经济；安徽竞争优势是科教、新型工业制造业），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金融服务等，推进长三角产业智能化转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三是落实落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创业板和科创板等更精准地定向支持一批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补足一些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时放大区域市场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极大拓展我国有效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的交集，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以解决我国的就业和脱贫等问题。
第五，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对外需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全面开放，营造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一流的营商环境；对内实施区域梯度互补战略，以实现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致使世界经济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我国经贸发展下滑也不例外。我国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对外扩大全面开放来吸引和留好留住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创造本地市场效应，扩大进口，发挥好进博会的放大溢出效应。对内需要将区域梯度互补优势发挥出来，东部沿海、改革开放比较早的省域，可偏向于以技术型一般贸易为主，而我国中西部省份仍需要做加工贸易，以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2020年7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据此，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消减贸易摩擦以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第六，在中观行业和微观企业层面上，协调采用“减税降费”和“输血”政策互补并行。对于中等和规模以上企业，需要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开拓国际国内有效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力，但是也要防止大企业易于形成垄断控制力，不利于市场竞争和创新。对于中小微企业，尽快成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实施“输血”政策及时救助以确保这些中小微企业存活下来。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存活下来才是硬道理，才能解决我国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进而提升国内有效需求，实现扩大内需的功效。
第七，我国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经贸发展的同时，仍需要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一是中美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合作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展开既竞争又合作态势。二是中美摒弃零和思维，选择“共生共赢”关系。美国需要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以负责任大国的健康心态看待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促进互利共赢，而非走大国对抗的歧途，这将更加有利于维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地位。三是中美亟待做大、夯实共同的利益交集。在涉及反恐、防核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重大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携手合作方能有效遏制和处置这些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四是如果生产函数中最核心的技术自主创新不足的话，如果消费函数中最核心的有效需求不足的话，就需要更多地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成为重要的着力点。美国需要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适时放松严格出口管制而非一味地采取技术封锁、甚至断供来胁迫，才能有效地缓解中美贸易失衡张力；中国需要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来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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