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美国疫情形势严峻，使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阴影笼罩”。根据雅虎新闻和舆观调查联合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62%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已不是“山巅之城”，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美国仍是“山巅之城”。
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加剧世界变革的重要事件，不仅给美国造成严重打击，还给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疫情下的中美关系已经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低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牵动着世界的走向。
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刊发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的文章，供关注中美关系的读者参考。
要 点
1、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2、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
3、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
正 文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对华战略关键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他们试图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报告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
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给中国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预计2020、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还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但是，中美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最重要选择是，未来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实现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国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双方竞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维度上：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两国之争的性质是“老二”与“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美国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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