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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及其悖论         ★★★
约瑟夫·奈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及其悖论
作者:施嘉恒  张建…    文章来源:《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点击数:811    更新时间:2020/7/3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逻辑

    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计划的构想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对20世纪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于1971年出版了其研究成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金德尔伯格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解释独到之处在于,突破了此前主流经济学界从供给和消费关系的纯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研究,而是直接上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冲击与当时国际体系的崩溃相联系,试图从中归纳出国际体系赖于实现和平与稳定的一般条件。根据他的解释,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又取决于霸权国和挑战国的能力与意愿。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英帝国江河日下,虽有意愿但无实力维持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美国从经济上已经取代英国的霸权,虽已具备实力但对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似乎还缺乏未雨绸缪的意识。由于霸主缺乏实力,崛起大国缺乏意愿,国际体系陷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这就是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原意。

    金德尔伯格对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研究成功地为霸权稳定论作了铺垫。他认为,"霸权"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以市场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成本,而市场本身无法运用自发的力量来提供稳定市场运行的成本,于是与市场相对应的国家便成为稳定市场运行的行为主体。但是,在国际层面,各国并不会自觉自愿地为确保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花费所必需的成本,因为一般而言,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成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霸主国愿意不计较收益,付出维护世界市场稳定的成本。当然,霸主国之所以愿意付出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维护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由此获得更为重要的利益。在金德尔伯格看来,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所以波及范围如此之广、影响程度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盖因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因国力的衰退已经无法继续为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而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时,需要有一个新的霸主站出来替代英国承担起领导责任。从经济实力上来看,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并不想为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花费成本,所以不愿意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主。正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在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替代英国承担维护世界市场稳定所需要的成本——提供公共产品,从而使得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大萧条之中,并进一步导致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致最终形成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金德尔伯格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世界经济要想稳定,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其功能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等,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

    因此,如果国际体系能够获得稳定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就可以有效克服"金德尔伯格陷阱",历史大致验证了这一点。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扮演霸权的角色,向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世界政治体制(联合国)和世界经济体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美国通过这些公共产品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国际战略专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ic from 1500——2000)一书中,通过考察过去500 多年国际关系发展中主要大国的崛起与衰落的史实,将大国兴衰归结为经济和军事两大变量,认为经济崛起永远是成就霸权的基础条件,而军事力量又起到保护国家经济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崛起必须有经济基础作为后盾,适度的军事力量是保障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但过度的扩张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是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

    假设我们按照肯尼迪的标准,把美国的霸权划分为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来分析,从经济方面看,美国是二战后名副其实的霸主,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高居首位,美国主导签订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确立了其作为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此后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进一步巩固。美国经济实力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从军事方面看,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处于绝对的优势,美国曾是全球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最强最先进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在海外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战后初期,随着国家实力的上升,美国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在欧洲、亚太和美洲建立了广泛的政治军事同盟,其军事实力达到鼎盛时期。这一阶段,所谓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也较为充足。

    但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并不在此。西方学者已经陷入历史类比的圈套之中。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所说,"类比有助于逻辑思维,它们是归纳和推理的核心。这种推理假定被过去验证的规律性和相关性在将来也成立。归纳推理往往从具体的个体(如1914年战争的具体原因)指向一般性的结论(如一切战争的原因),或者从一般性的结论(如大国必相争的观点)指向具体的个例(中美之间的竞争)。"现在流行一种简单的历史类比,今天的中国视为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德国的翻版,把中国自动定义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同样,把昔日大英帝国的衰落视为美国命运的缩影,导致"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这种思维定式已经主宰西方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想象,从而导致对世界重现"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莫名担忧。

    事实上,尽管当下大国关系出现了重大风险,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仍有天渊之别,重蹈"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条件并不具备。

    首先,美国只是经济上相对衰落,它在军事、科技等领域甚至还拥有绝对优势。目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还无可替代,这与一战后英国全面衰落、坐视霸权流失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每当讨论美国衰落问题时,学者就会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受对外援助、对古巴等拉美国家武装干涉失败、越战军费开支以及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开始恶化,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路下滑,从1960年的40%下降到2018年的24%。但是,忽略了反向思考,即美国经济虽然受到影响,但美国经济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四分之一,科技创新力全球领先,军事实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每一波美国衰落论之后,都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增强。这个现象却极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其次,当今国际体系中,主观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挑战者"。挑战者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基于所谓的历史逻辑而有意虚构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起到自我警示的作用,以防止其霸权衰落。19世纪末,面对崛起的德国和欧洲大国结盟争霸的格局,英国在战略上并没有刻意寻找或树立一个敌人,而是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一方面保持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极力避免树敌。战后,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它一直把寻找和定义一个挑战者作为其维持西方同盟体系的前提之一。尽管中国在实力上距美国尚远,但仍被霸权国强行贴上"挑战者"的标签。"一带一路"不过是中国展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个倡议,尽管美国不少著名学者和知名智库的研究报告,明确地指出,"一带一路"不但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相反,如果美国参加"一带一路"倡议,还可以从中增进其国家利益,但特朗普政府仍固执地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修正国际秩序的一个战略工具,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完全无视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单方面把中国定义为所谓霸权的挑战者。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依靠霸主单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时代早已结束,国际体系已进入集体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代。"金德尔伯格陷阱"指向的20世纪30年代,国际体系陷人无政府状态,世界经济陷人大危机。因此,他认为国际体系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其功能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地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公共产品只能由一个主导性大国,也就是一个所谓的"霸主"来提供。"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产品支付成本,因此,"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而霸主之所以愿意提供本不应由它承担的这些公共产品,是因为霸主可以从中得到额外的回报,或者某种综合性利益。并且只有霸主存在并有意愿的情况下,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够产生和维持,一旦霸权衰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减少甚至消失,就会出现战争和混乱,国际体系趋于崩溃。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西方列强的实力,使它们在战后别无选择,只能搭美国霸主的便车,那么现在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和全球化的狂飙突进,西方国家的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其经济实力早已迈过搭便车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逐步丧失了绝对优势,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已经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供应出现相对不足。但是,国际体系却并未因霸权衰落而彻底动摇或崩溃,其原因在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已不同于往昔由霸主一人独占,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国际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虽有所减少,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了,国际体系稳定不再主要依赖于霸权而是主要依赖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指出,在霸权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国际公共产品。国际机制建立起来后,具有自我运行和自我维持的特点,"由于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机制一经建立就能稳定地维持下去。"只要机制存在就有合作的可能,而合作则会带来更多国际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有助于各国协调自己的行动,进行积极的合作。例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合作机制在维护国际经济关系稳定以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虽然这些机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但各国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也会主动维护这些机制的长久稳定运行。

    此外,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大集团可能存在着什么公共产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大集团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搭便车"的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所以,奥尔森认为,小集团更容易促进成员间的合作。足够小的集团有时能为它们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在小集团中,为了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

    肯尼思·沃尔兹也抱持同样的观点,他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了行为体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后提出:(1)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大,交易的成本会加速增加;(2)当一个集团的成员增加时,每一成员承担交易的动力便减弱了;(3)当一个集团缩小时,剩下的每个成员都与该系统有更大的利益关系,并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帮助维持这一系统;(4)参与者各方的多样性加剧了达成协定的困难,而且当数目增大时,预期的多样性也会增大。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区域性公共产品蓬勃发展,并且发展前景似乎比全球公共产品更为乐观。例如,在欧洲,有被视为区域合作标杆的欧洲联盟(EU),在北美地区,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升级后的新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东南亚小国之间有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非洲,有非洲国家之间自发形成的非洲联盟(AU)。这些区域性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区域一体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现实情境

    金德尔伯格本人并没有提出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之说,他只是论证了一种国际政治逻辑,即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供给者只能是国际体系拥有大量经济剩余的霸主,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搭便车。霸主因承担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全部成本而成为国际体系的稳定者。因此,金德尔伯格以霸权稳定论为其理论研究画上了句号。

    基于当下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有些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历史的逻辑将会重复发生,现在国际体系又进入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动荡期。那种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思维再次活跃起来,甚至主导了一些国际政治学者的头脑。正是基于这种历史逻辑,2017年初,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的上台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新的风险,未来国际政治可能会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缺失意愿为稳定世界市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中国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么,不仅世界经济体系会因此动荡不安,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国际政治体系冲突不断乃至爆发世界大战。这样,约瑟夫·奈就正式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一说。"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被提出来,其实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学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当前国际体系又再次面临20世纪30年代那样霸权更替的情况?

    事实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情境并非完全一致。这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金德尔伯格的原创和约瑟夫·奈的引申,两者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区别。金德尔伯格指出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体系陷人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即当时的霸主大英帝国缺乏实力,美国作为实力大国则缺乏意愿,从而造成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约瑟夫·奈认为,当下国际体系可能再次陷入类似的困境,因为世界霸主美国缺乏意愿,而中国尚欠缺实力,同样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如果说金德尔伯格已经验证了一种历史逻辑,那么当前国际体系却没有出现完全相同的情况,于是约瑟夫·奈不得不从理论上进行一定的修正,从而导致金德尔伯格的历史逻辑被改变,这就意味着约瑟夫·奈的观点需要重新验证。

    基于历史类比,约瑟夫·奈设置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特朗普政府缺乏为稳定世界市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奈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能力可能仍然不足以为稳定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产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领导力的真空,最终使得整个世界跟着陷人"金德尔伯格陷阱",重蹈 20世纪30年代"灾难十年"的覆辙。

    关于第一个条件,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来看,应该说是基本成立的。一般认为,美国霸权的巅峰是在1945年至1967年,这期间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在经济领域,美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进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产品;在军事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集团,向西欧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核保护伞",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奇迹"和德国的迅速崛起,美国的绝对优势开始丧失,霸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出现不对称,美国对搭便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此外,它的经济伙伴从自由贸易中比它获益更多,也使它灰心丧气。更有效、更富生机、也更有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削弱了霸主国的国际地位,减少了它赖以支付全球霸权费用的经济盈余。美国政治家和学界精英普遍对美国霸权的衰落深感忧虑,在贸易政策上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对"搭便车"现象越来越不容忍。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论证了霸权衰落时,霸主可能作出的政策反应。他认为,面对国际体系的失衡和新兴国家的挑战,霸权国家有两条可行路线:一是增加资源,即霸权国家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所需要的资源;二是减少成本,即霸权国家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以及分摊相应的成本,使得它的国际地位最终不至于受到危害。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美国逐渐进行了政策调整,减少了对自由贸易的承诺。来自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自2009年至2018年,美国肆意挥舞歧视性贸易大棒,出台了1711项贸易保护政策,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是第二名德国1259项的1.4倍,是第十名中国的469项的3.6倍。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克拉斯纳在《国家权力与国际贸易结构》(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一文中,通过定量分析霸权国的出现和衰退与1820年到1970年国际贸易体系的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霸权国家实力越强,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就越强;当霸权国家实力下降,国际经济体系的封闭性就随之增强。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显然是选择了第二条路径。特朗普上台前后始终如一地表示并且身体力行地减少乃至拒绝为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特朗普漠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再为世界无偿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不愿承担本应负起的国际责任,退而自保,同时恣意修改游戏规则,以维护既得利益。美国倚仗其美元实力、技术霸权,在国际规则运作中,随心所欲地修改有关制度,全凭自己的好恶,一切以求美国利益最大化。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退出"朋友圈"已成瘾,一言不合就"退群"甩手走人。为了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特朗普政府不惜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甚至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这一系列的退出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对国际政治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降。

    关于第二个条件,在事实层面是难以成立的。对照今天的国际现实,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崛起的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态度上,与当时美国的政策完全不同。虽然中国实力不足,但愿意量力而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甚至超越了它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约瑟夫·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东西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它们在国际机制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提高,开始参与国际制度的顶层设计。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又以中国的崛起最具影响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过去40多年间,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也从1978年的2%提高到2018年的16%。

    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加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议题领域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空间也有了极大的拓展,在维和、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国承担着建设性作用。无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中,还是在与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的互动中,中国都发挥着积极参与、促进合作的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历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上,中国代表团始终力促会议达成协定,积极配合东道国,协调各方立场。中国自己也转向环保优先的绿色发展道路,压产能、促转型、减排放。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15年后发展议程,并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同时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捐款的第二大贡献国,是联合国会费的第三大承担国。自199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5万余人次。在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已经成为反海盗,保护海上通行安全的主要力量。在朝鲜半岛、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斡旋,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世界面临逆全球化威胁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达了中国对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的信心,中国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近年来,中国推出的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属 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一经提出就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与参与,同时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丝路基金、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五年来,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落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 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二十多个国家累计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成本一收益"对一国能否持续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相比,综合国力仍远远落后,在发展道路上也有着比美国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中国要客观认识自身的地位和发展成就,妥善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国际互动之间的关系,有效破解发展和崛起两大难题。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既要积极作为,也要有所不为,坚持"适度提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防止过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造成国内经济不堪重负,进而反过来又影响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可持续性。

    三、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总体思考

    从历史背景来看,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有着限定条件的。

    首先,在拥有历史依据的情况下,金德尔伯格可以对当时国际体系中的英国霸权衰落作出明确的判断,也就是说,他是在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一项解释工作,至于他的推理是否适用于未来的情况,则是无法证明的。而约瑟夫·奈在引申时却回避了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以及衰落到何种程度这一涉及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性问题。简化主义固然是概念构建的惯例,但在核心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将根本性地削弱概念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事实上,虽然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国际力量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还是难以发生颠覆性转变。自美国确立霸主地位以来,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归纳起来,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霸权可持续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四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第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汇率持续走弱,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当时很多美国百姓都认为西欧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将取代美国成为未来的强国;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日本将在技术和经济上成为主宰未来的超级大国;第三,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武装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击美国世贸大厦,挫伤了美国人多年以来作为世界领袖的骄傲心理,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已经结束",美国将面临"他国崛起"的威胁;第四,2007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对一些新兴大国提出的建立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不少学者担心美元的信用会面临直接挑战,从而导致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国内经济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经济总量一度下降3.8%,美国国家的财富总量也从64万亿美元减至51万亿美元,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最低时只剩下约21%。

    但是,历史上,虽然每一次的"美国衰落"都有理有据,但时至今日却从未真正发生,甚至在一次次美国衰落的论战过后,人们看到的却是美国不断巩固着的霸权地位。现阶段,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文化五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域仍居于全球首位,这使得目前美国依然具有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影响力。在经济领域,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自霸权地位确立以来就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位;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10年,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仍然高达62.72%;世界前100强或 500强企业中,美国公司占据绝大多数席次,并在生产领域拥有最强大的决策权。最新发布的2018年财富世界 500强公司排行榜中,光美国公司就占据126位。在军事科技领域,美国的核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占有绝对优势;美国的军费支出不仅是中国的2.7倍,排名第2至第8位的其他七大行为体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法国、英国日本相加总额都不及美国;美国拥有众多先进的攻击潜艇和航母舰队,掌控世界上多数关键的海峡和咽喉通道。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地改变,其主导制定的规则和制度也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此外,美国还拥有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优势,在高新技术、生物工程等众多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在文化领域,美国的文化在全球依然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美国的软实力仍然没有变质,其卓越的教育、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深受世界多数国家的追捧。根据QS世界顶尖大学排行榜,世界顶尖的10所大学中有5所属于美国,前20所大学里也有9所在美国。由于不存在美国霸权根本性衰落这一事实,约瑟夫·奈只能把重点放在霸主缺失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上,但以此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崩溃显得极为勉强。

    其次,约瑟夫·奈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全面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但他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却只字不提,误以为既然中国缺乏实力,理所当然也就没有意愿,这与事实显然是有出入的。在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尽管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相当重要的部分,但经济总量排名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一国经济实力的位次,还需要考虑人均财富、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因素。在强调中国实力提升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人口、资源、环境等。虽然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上确实有所上升,但与美国相比还差了一大截,难以比肩而立,至少从短期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强国。

    但是,尽管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尚处于相对崛起的地位,但中国有着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意愿。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时提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此后不久,在2014年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搭车论",等于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已经准备好向国际社会更加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向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结 论

    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供给者只能是国际体系拥有大量经济剩余的霸主,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搭便车。霸主因承担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全部成本而成为国际体系的稳定者。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国际体系陷人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霸主大英帝国缺乏实力,而美国作为实力大国则缺乏意愿,从而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基于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有些国际政治学者认为,现在国际体系又进入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动荡期,历史的逻辑将会重复发生,"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然而,若仔细研究会发现,大国关系与20世纪30年代进行历史类比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实质上有着天渊之别。首先,现今的霸主美国只是经济上相对衰落,它在军事、科技等领域还拥有绝对优势,国际力量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还是难以发生颠覆性转变。其次,当今国际体系中,"挑战者"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基于所谓的历史逻辑而有意虚构的,主观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挑战者"。第三,在全球化时代,依靠霸主单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年代早已结束,国际体系已经进入到集体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时代。

    由于历史逻辑和现实情境并非完全一致,因此约瑟夫·奈从理论上对金德尔伯格的逻辑进行了修正,这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金德尔伯格的原创和约瑟夫·奈的引申,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约瑟夫·奈认为,当下国际体系可能再次陷入类似的困境,因为世界霸主美国缺乏意愿,而中国尚欠缺实力,同样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对于掉人陷阱,约瑟夫·奈设置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特朗普政府缺乏为稳定世界市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关于第一个条件,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来看,应该说是基本成立的。关于第二个条件,在事实层面是难以成立的。对照今天的国际现实,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崛起的中国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态度上,与当时美国的政策完全不同。虽然中国实力不足,但量力而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总的来说,"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对于今天的国际关系来说,其适用性是不足的。

    作者:施嘉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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