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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视域下，“一带一路”倡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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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视域下，“一带一路”倡议特点

作者：钮维敢文章来源：走出去服务港点击数：518 更新时间：2020/7/1

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据本国国情逐步重视全球价值及全球主义，并将其与维护中国利益相兼顾、相融合来看待全球事务，应对全球问题的实践原则、战略机制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兼顾了现实主义的国别关注与理想主义的全球关怀，包含国内国际两个层次且彼此一体化的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所强调的国家利益不是以损害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代价，而是与人类福祉递增同向而行的，即中国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依据全球价值，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其次，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是包容的、和谐共生的，各行为体应量力而行地共担治理责任和共享治理成果的，是相对的、平等的和公正公平的，而不是绝对的、排他性的，更不是歧视性的，因而就自然地涵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的各方利益。再次，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是着眼长远、规范当下、设计未来而处理国别利益与全球价值（或利益）间的矛盾和问题。国别利益与全球利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内有时会发生冲突，但是从较长历史时期看，全球利益常常是有利于国别利益的。反之，牺牲全球利益，最终将损及国别利益。

　　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凸显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一）“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由较为偶发的零散性朝着成建制的体系性方向演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性实践，基本上呈现从零散性到区块化再到体系性的衍化过程，这与中国综合国力增长而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息息相关。

在冷战的坚冰期，中国参与过全球治理，但不是全球性质的，而是反美帝，后来又是反苏修的参与全球治理；不是求同存异的全球性协作，而是以意识形态划界限的、具有一定的对抗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摒弃意识形态外交，参与全球事务的实践在全球的协同性逐渐加强，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与发达国家合作。但是，毕竟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头10—20年，是由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温饱而逐步迈向小康生活门槛的阶段。这个过程中的前10年，中国自己都难以保证全民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甚至很多地方还长期存在饥寒交迫的现象，这种状况制约着中国大规模地对全球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只能是零星的应急性的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对全球某些地区或国家提供救灾实物与有限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才逐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表面上是中国的外交实践，实际上与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密切相关。到了2010年之后，我们不仅参与亚丁湾护航，而且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中国在吉布提修建军事保障基地，在巴基斯坦兴建瓜德尔港、在斯里兰卡扩建港口、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口租借泊位及修建基础设施，且与希腊合作对其比雷埃夫斯港进行修缮并租借。这些只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冰山一角，帮助相关国家兴建铁路，招标合作开凿运河，招标建设东南亚及南亚一些国家铁路及港口并合作开发与利用，合作进行矿产资源的开采及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铺设，还有大量的贷款援助项目、投融资项目、文化交流项目、旅游合作项目、医疗援助计划，等等。“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地、规模更大地对全球治理提供数量更多且质量更高的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的创造性实践

　　全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在理论上的全球价值与中国利益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价值与国别利益汇合点的典范之作。

近现代全球化总体进程及趋势是从愚昧、野蛮逐步趋于日益开化和文明，但这一过程因国际社会中双边、多边国际关系的多变而越来越复杂化，很多国别性、地区性问题也越来越衍生为全球性问题，而且日增日重。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明与实用化扩散、全球气候与环境恶化、跨国新型病毒升级变异和疫情大规模蔓延、国际恐怖主义暴行日益泛滥等，人类文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严重地威胁着地球的存续。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置身于其中的重大全球治理行为体，在全球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实中，已经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中国不得不从全球性认知路径的价值选择方法来考虑与应对全球问题、来推进全球文明进程，以便能够获得较长期的良好国际环境保障，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设计与实践，针对全球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应对之策，来谋划全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它既符合多极化全球治理的共识性国际诉求，也发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将构建和谐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到具体实践的层面。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综合考虑中国利益和全球价值的宏大视域——将人类文明进步所涉领域作为整体来聚焦全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结合中国推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前瞻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彰显中国的全球和谐共处共荣理想，从而创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其中的关键点是：将人类文明的整体良性演进及全球福祉提升，与中国谋求自我长远发展互为条件、有机融合。

（三）“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的角色折射出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态势

　　所谓全球治理格局，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结构。它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力量经过一系列不断消长变化与分化组合，使得原有的行为体力量结构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从而形成一种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的较新的行为体力量结构，即构建出相对稳定的行为体间关系结构及态势。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的解体，必然是由于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致使其稳定的结构或均势被打破而无法维持现状所造成的。全球治理格局是处于绝对变化和相对稳定中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具体的全球治理实践来展现。

在经济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领衔的七国集团因为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中俄领衔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开始提升。二十国集团（简称G20）从1997年设置以后的将近10年，几乎难以按照设置时西方大国所宣称的G20将代替八国集团的主要功能来发挥作用，直到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才正式启用G20机制召开峰会，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即便如此，美国仍然不甘心放手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美国不仅领导和维持了八国集团（2014年3月之后又变为七国集团），而且作为全球治理的最强大行为体和主导者，美国开始主动采取措施，力图保住领导角色，从而推出了TPP、TTIP，企图改造或以此空心化世界贸易组织等原有全球治理的经济秩序，并在亚太地区推出了“再平衡”战略来遏制新兴大国，管控并利用盟国，力图长久维持与扩大美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单极霸权。尽管特朗普执政后强调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退出TPP和退出《巴黎协定》，但仍未正式终止TTIP谈判，并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经济外交策略，展现出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苗头。这些都反映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格局的动荡与变化。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全球治理行为体，自身实力在发生着阶段性质变。以中国为代表的G20新兴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力量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实力相对下降，但仍竭力要保持其独大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安全方面，在欧洲方向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东南欧安全事务上一家独大，到21世纪以来逐渐转变为在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呈现难分伯仲的拉锯战，而且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纳入国家版图以来的态势，表明了俄罗斯已逐步扭转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内的被动局面。在中东方向上，从苏联解体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基本上是中东重大事务中的绝对“大当家的”，这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中东事件中能够得到较为有力的体现——美国在对中东地区的单边治理实践上，具有排他性且达到了很高的意志实现度。1990年代中俄等其他全球治理多极化力量在同期的同一重大事件中，基本上是难以实现自己的原初意志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方面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一方面对俄罗斯进军中东的对美竞争出现了疲于应付势态，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被动局面。在亚太方向上，美国将从战略围堵中国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的亚太“稳定计划”及印太战略，从操控“南海仲裁”失败又转为营造美日印准同盟来威慑中国，暗自怂恿印度在领土纠纷上越界冒险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红线，同时利用台独势力、中日领土争端、朝核问题等牵制中国。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霸权角色发生了力不从心的变化趋势——当代全球安全治理结构中的美国力量相对衰落，而中国力量崛起，处于相对上升状态。

在上述全球治理的现实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及其部分盟国的警惕性阻滞。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对冲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亚太“稳定计划”和印太战略；美国起初不但自己不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还游说阻止其盟国加入。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申请加入，还随着英国加入亚投行，众多美国盟国也纷纷加入和准备申请加入，2019年4月意大利不顾美国阻挠，正式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说明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其实践力、影响力已经难以被美国刻意阻挡得住了。更明显的是，2017年，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美日韩在最后时刻，羞答答却很不情愿的赶上了末班车——最后时刻该三国宣布派代表参加峰会；2019年第二届论坛的参会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议题和签署的合作协议更多更广泛更深入。“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代表了全球治理结构变动中要求建立多极化全球治理格局的力量，为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治理状态，努力打造一个协调治理全球的平台，也相应地反映了原有治理主体间的实力消长所衍生的角色转变势态。“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当今全球治理格局演化中的中国角色：要求建立多极化的全球治理秩序，引领全球治理格局朝着民主、公正、合理、公平的方向发展。这与要求建立单极化全球治理格局的力量及其实践构成竞争与矛盾，从而凸显当代全球治理格局（见下图）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势态：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即要求建立一家独霸的全球治理格局；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即希望建立民主、公平、公正、合理的共赢的全球治理格局；中间游移力量，即不定期从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或从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中分化出来的力量，常常“唯利是图、相机而动”地游移到前两种趋势力量的某一方，并加入其中，从而削弱另一方。将要求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与要求单极化趋势的力量相比较，前者松散性较强、规则与机制性较弱，容易被分化瓦解。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表明，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角色是积极主动的，已经基本改变了被动局面，显示了阶段性两种趋势——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并存，三支力量角逐的拉锯战势态。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判定冷战两极格局瓦解以来全球治理格局是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简单地、模糊地认定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就是多极格局或就是单极格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性角色变迁，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全球治理格局演化的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倡议见证着中国对全球治理格局合理化演进正在积极地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由于关税问题，种族、民族及宗教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资源禀赋，历史包袱、债务状况，等等，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元而复杂的风险。此外，它还面临着当代霸权国家及其同盟所构建的种种羁绊和挑战，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得到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在国内，“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间诸多问题的伟大创举。其中，要促进国内社会发展，就必须解决已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容易产生新的问题。“一带一路”是推进实现“中国梦”伟大复兴进程的长期宏大工程，它要面对并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官员腐败、法治改革、经济增长、分裂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势力滋扰等一系列老问题和新矛盾。

在国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行为体，几乎都是为了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和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由利而合作是主要的聚拢因素。其中不乏有参与者与中国存在种种矛盾，它们需要搭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顺风车获取一己之利，却害怕中国的强大及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隐形入侵”损及本国利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米娅·班尼特（Mia M.Bennett）认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俄罗斯愈发有吸引力，这就使得俄罗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带一路”工程的实施地。这些“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立在中俄能源合作和两国长久以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之上，中国在这些合作中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但两国彼此之间存有的戒心由来已久并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这可能会使项目的实施充满挑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投资，不仅利润小，还因大多数对象国或地区社会不稳定，使得中国注入的资金和人员安全时刻面临着风险，如东南亚某些国家、中亚及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定，都经常危害着中国投资项目及中方人员和设施的安全。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个别霸权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强大力量，其亚太战略对中国实行围追堵截和遏制，一边间接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一边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对中国国内的分裂分离主义势力给予策应与暗中支持。加上其他竞争性行为体对华采取孤立和牵制措施，特别是东方个别非发达的大国，始终主观歪曲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巴经济走廊等举措对其构成威胁，从而协助霸权国及其亚太重要同盟遏制中国，并在亚洲、非洲等地分别实施“香料之路”战略、开设非洲开发银行、采取“东向战略”，这些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迎面相撞，不仅对冲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践，还威胁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放的人员与财产安全。

不仅负面因素出现在一些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而且在学术圈内也产生了担忧、否定，至少是对“一带一路”怀疑的思潮。有英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改变着地缘政治，突出中国的主导作用，瞄准了在中亚、东南亚以及向欧洲扩展的利益，从而压制和排挤其他大国的主导权。另一些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否定或批评的观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洪宇（Hong Yu）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不再韬光养晦，而是一反被塑造的态势，却要改变世界，表现为要在塑造世界格局中主动出击势头。布鲁塞尔大学的乔纳森·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赢为名头，却野心勃勃地期望打开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大门，已经使得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市场和投资份额稳步增加，对欧洲造成挑战。这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在国际上引发了担忧、反对甚至抵制的种种杂音和思想。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引发的负面声音与问题不是孤立的，这是由当代全球治理的行为体间联系日益紧密而导致的全球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全球化、信息边疆逐步消失所造成的。经济层面上，西方大国及其盟国在对华贸易及金融方面施压，危害中国经济稳定与产业发展；在安全层面，中国内部的分裂分离主义势力及恐怖主义势力与国外仇华力量相互勾结，西方大国及其所谓东方友国利用达赖集团、疆独、台独及港独等滋扰和阻止中国推进统一大业的进程；在文化及价值观的中外交流层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输出和引进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产品，中国的实践会与沿线相关国家及地区的文化理念及价值选择导向发生碰撞。如果对这些文化间“非同质”关系处理不当，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反过来可能会阻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影响中国形象，甚至会损及中国利益和文化安全。

（五）“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要求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维一体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家总体安全要求与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三者融为一体。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上落实着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演讲时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针对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经济全球化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因为少数国家和群体的反对而走回头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人类共生于同一个星球上，各国同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在谋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到他国的关切，追求本国繁荣应促进他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从全球价值出发，强调全球治理不同行为体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应该构建和谐世界，即经济与环境稳定且可持续均衡发展，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进步、互信的全球安全——营造全球治理多极化格局。

逐渐崛起的中国，必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那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就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更加需要全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优化等全人类生活与存续的安全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的首要重点是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的可持续性，这当然也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要求的最重大关切。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正是将中国的发展安全和生存安全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存安全进行对接与融合，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变为全球发展的机遇，将中国安全与全球安全治理紧密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将中华传承至今的经典文化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计利当计天下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天下”人文情怀，应用到谋求中国福祉同时也造福其他国家人民的战略思维中，这理所当然地也要求中国安全与全球安全互为条件。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沿着更加公平合理的“包容发展、权责共担”路径行进，同时也借重全球治理的公正性要求，来倒逼中国去改革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滞后”部分。

从逻辑上说，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人类的命运同舟与共，那么它的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就必然息息相关了，其思考较长历史阶段的国家利益积增，就必然要关注全球价值和人类共同福祉的可持续增长。从实践上讲，中国从零散的偶发的或局部的应对非典与埃博拉疫情、援助东南亚大海啸……到参与全球气候巴黎协定等，直至构建和推进实施宏大的长远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具体实践逐步进入到更加高级的成建制的、体系化的新阶段。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对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进新阶段的现实反映。中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不是采取以邻为壑的方法，而是以全球治理中各行为体的合作共赢作为前提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力争各参与方共建、共进、共享与共荣，共谋一个包容、平等、民主、和谐与合作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文章作者】钮维敢，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资料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节选编辑）；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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