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年以来欧美“再工业化”的主要举措
（一）制定顶层战略规划，重塑长期核心领导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美、德、英等欧美发达国家持续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纷纷制定本国工业发展规划，抢夺制造业高地。各国战略方向大致相同，均致力于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维持本国制造业在全球或区域制造业版图中的领导或领先地位，提高制造业岗位的就业规模和收入，使制造业成为解决就业、促进地区繁荣的基础。同时，根据自身情况，各国规划设计也存在不同侧重点。美国重视强化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对国防的支撑力。美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以及为美国军事工业和全球军事行动能力提供技术、物资和供应保障。2017年1月，特朗普明确将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就业规模，“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施政纲领。2018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实现美国在各工业行业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总目标，并从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来确定三大分目标。同时，美国关注制造业与美国国防工业之间，以及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德国重视强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力，偏重先进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提升。德国工业战略总体目标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确保德国维持或重新获得在欧洲和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在关键的技术技能方面、重点工业领域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2018年9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德国高技术战略2025》。该战略聚焦三大行动领域，即“解决社会挑战”“构建德国未来能力”“树立开放创新和冒险文化”。2019年2月，德囯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并于11月发布最终版。战略总体目标为稳固并重振德国经济和科技水平，保持德国工业在欧洲和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并提出到203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至25%，占欧盟国家比重提高至20%的具体目标。英国倾向于制造业领域的科技和商业创新能力，重视通过创新提升盈利能力。英国工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不断提升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到2030年发展成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其思路是通过重视创新的各项条件，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继而推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职工的收入水平。20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工业战略——建设适应于未来的英国》（工业战略白皮书）。为实现到2030年发展成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白皮书从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角度出发，从重视研发投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视营商环境三个维度具体实施。
（二）实施大力度减税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
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应用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吸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国际资本，促进制造业回流。财政政策是美国推进“再工业化”的核心政策，特朗普政府通过大力度的税收改革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2017年12月，美国税收制度迎来三十年来最大幅度的修改，《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出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税负，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低到21%。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法案中针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十分明显，对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后，允许其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鼓励美国跨国企业将资金回流美国，提高美国本土投资，进而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英国2017年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之前的28%降至19%，并从2020年4月1日起降至17％。其他各国也纷纷通过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制造业投资。2018年，OECD成员国平均的法定税率已降至23.7%。
（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改变国际经贸竞合格局
欧美各主要国家在促进“再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加强了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力度，先后出台了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控和贸易防御机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17年12月，2018年3月、5月、9月以及2019年1月和5月，美日欧三方连续发布了六次联合宣言，要求按照“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原则改革多边贸易体制。2019年3月，欧盟在新的对华战略文件中也将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和治理模式的体制竞争对手。
美国在贸易政策倡导“美国优先”原则，以双边贸易谈判取代多边贸易框架以重塑美国对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权，甚至以“贸易战”的方式压迫贸易对手。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任不久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在2017年度开展了五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方谈判。截至2019年10月，中美已举行十三轮贸易谈判，进入阶段性缓和。2020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202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9年年报》。报告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了其竞选承诺，通过实施“美国优先”战略，使全体美国人民受益，成果显著。
（四）营造宽松的货币与金融监管政策环境，为制造业重振提供助力
美联储从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步入货币政策正常化采取了“先加息，后缩表”的方式。2019年，在通胀预期下降、国内需求减速和工资压力减弱情况下，美联储开始降息。在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疲软的背景下，为防止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欧洲央行（ECB）开启了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从2008年之后的QE以及降息政策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逐渐减弱，对于通胀的影响有限，对于债券价格和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美国金融监管政策走向“去监管”之路。特朗普政府认为奥巴马时期严格的监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灵活性，阻碍了重振制造业。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金融选择法案》，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条例做了大幅修改。2017年10月，美国财政部发布《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提出消除重叠监管，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同时放松对证券化的限制等建议。2018年5月，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及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特朗普时代放松金融监管取得实质性成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放松间接促进了“再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五）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为制造业发展提速升级。2018年10月5日，美国发布《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强调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居于领导地位，提出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集聚制造业劳动力，扩展国内制造供应链的能力三大战略目标，并指出智能与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半导体设计供给和制造等十三个优先支持领域。2018年9月5日，德国联邦政府颁布《高科技战略2025》，确定了十二个重点工作领域，明确跨部门的综合性科研与创新政策目标、重点以及阶段性标志成果，确定了联邦政府未来几年科研与创新政策的战略框架。2019年5月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到2025年使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至3.5%。2017年1月，英国公布国家《现代工业战略绿皮书》，并已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举措来实现战略目标，其政策核心是加大对科研和创新的投资。应对策略包括：加大研发投入，确保英国科研继续世界领先。到2020-2021年，追加47亿英镑投入，相当于政府研发支出增长20%，通过政府投资和改进税收政策拉动私人投资科研和创新。
（六）应对新冠疫情冲击，逆周期刺激的同时引导产业链回迁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疫情的巨大影响，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以及金融体系的冲击。
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3月初以来全球进入宽松周期。约有30个国家央行实施降息，为直接释放流动性，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等问题，部分国家央行采取了超低政策利率、大规模再融资操作、资产购买计划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通过3月3日、16日两次分别50基点、100基点的紧急降息，直接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以支持金融市场。此外还陆续重启了CPFF、PDCF、MMLF等非常规流动性工具。3月12日欧洲中央银行决定维持欧元区主导利率不变，但表示在6月份进行新一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前，将实施更多临时性长期再融资操作，向欧元区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此外，欧洲央行决定扩大量化宽松，今年底前额外增加1200亿欧元资产购买计划，重点确保私人部门债券购买。
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政府大幅扩大财政刺激。2020年3月26日，G20新冠疫情特别峰会公报宣布，二十国集团将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3月27日，特朗普政府推出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4月9日，欧洲联盟成员国财长达成5400亿欧元抗疫救助计划。3月23日，欧盟同意暂停实施管理欧盟公共赤字3%的上限规定，各成员国此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4月9日，英国央行将财政部的透支账户规模由3.7亿英镑扩大至不受限规模，英国财政部可在短期内增加支出，而不必动用英国国债市场。
金融监管方面，2020年3月1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通过放松银行业监管条件释放约1200亿欧元额外资本，支撑欧元区银行大规模借贷。3月底，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将推迟对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中严格的新资本规定，将有助于确保“银行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
产业政策方面，新冠疫情以来，各国经济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发展压力，同时避免过于依赖中国的产品供应，美国、日本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2020年4月10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采访中说，美国应该为从中国返美的公司支付100%的搬家费。日本也在今年的4月7日公布即将实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有22亿美元集中于鼓励提高日本本土的生产制造能力，并且试图将具有制造生产能力的产业从中国迁出，回到本土发展。
二、欧美“再工业化”的实施效果
（一）经济增速企稳回升后逐渐放缓，受疫情冲击严重展周期
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欧美经济整体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其中，工业增长趋势与GDP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再工业化”对欧美经济从危机中复苏起到一定积极作用。2018年，美国经济继续保持扩张趋势，全年经济增长2.9%，为2015年以来最佳，比2017年高0.7个百分点，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
2018年四季度以来，贸易摩擦、减税刺激措施效果减弱及全球经济普遍疲软等因素共同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2019年，美国经济实际增速为2.3%，较2018年降低了0.6个百分点。分季度同比实际增速来看，第一季度同比实际增长2.67%，二季度同比实际增长2.34%，三季度实际增长1.88%，四季度实际增长2.13%。同期，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保持了相同趋势。
欧洲国家工业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波动及分化。欧元区经济增长在2017年达到十年来顶峰，当年GDP增速为2.5%，之后受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增长速度下滑、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持续影响，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出现下滑，2018年为1.9%，2019年则降为1.2%。进入2020年，特别是3月份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且仍在继续，其中欧美成为疫情重灾区，导致欧美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经济将萎缩7.5%。
（二）就业环境阶段性改善，回暖趋势受疫情影响中断
在“再工业化”政策下，加速回暖的工业产业态势有效拉动了就业市场。通过对比欧美主要国家的失业率情况，可以看出，“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欧美主要国家就业人数虽出现不同变化，但总体来看，就业环境均有所改善，工业就业回暖步伐加快。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元区失业率整体维持在高位水平，但从2013年以来逐渐回落，2020年2月为6.5%。从欧美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可以看出，美国与英国就业环境改善较为同步，在2009-2010年出现失业率最高值之后，稳步下调，新冠疫情爆发前已降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制造业和采矿业作为工业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其相关数据的表现可整体性反映国家工业的发展状况，通过计算两大行业的失业人数及其在总失业人数中的占比可以衡量该国工业的就业环境状况。从美国工业失业人数及在总失业人数中占比来看，美国工业失业人数在经历2009年的波峰后，呈现抛物线式下滑；与此同时，工业失业人数在总失业人数中占比也在2009年4月达到15.8%后逐步下降，2014年之后逐步保持稳定，2017年底下降至最低6%左右，但在2019年末占比逐步回升。
受新冠疫情影响，就业环境整体改善趋势戛然而止。2020年一、二季度失业人数以及工业人数占总失业人数比重将快速上升，由于此次失业人数中大部分是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临时性失业，随着疫情得到不断控制，预计2020年三、四季度失业人数及失业率将持续下降，且回到正常水平。
（三）资本流出总体呈放缓趋势，国家间表现分化
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通过加大财政税收优惠力度，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或施加政治压力等多种手段，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并引导本国企业回归，资本流入本国的趋势有所显现，但正在逐渐减弱。美国FDI规模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迅速增长，ODI规模2016年后稳步回落，二者差值在2016年以及2017年两次探底后，开始进入稳步提升阶段，并在2018年实现迅速上升。2019年美国税改对美国跨国企业汇回收益的影响逐渐减弱，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也有明显增长。
欧元区整体的资本流出局面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FDI与ODI规模均大幅回落，国际资本与本国资本均在加速逃离欧元区。2017年情况有所好转，但2018年在ODI快速增长、FDI再次回落的双重影响下，资本流动趋势重新由正转负，表明德、法之外的欧元区国家仍处在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2018年欧洲的FDI流入量降幅最大，为27%。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2017年实施的税改促使美国跨国企业在2018年前两个季度将大量海外收益汇回。英国FDI规模总体平稳，2016年出现较强回升，之后逐渐下降，ODI规模自2017年以来明显减少，二者差值呈现波动回升态势，2018年重新由负转正。德国、法国受本国资本流出减少影响，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流入呈现小幅平稳回升。2018年，FDI与ODI差值虽仍为负值，分别为-513.63亿美元以及-651.21亿美元，但相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仍有所提高。
（四）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稳定在正增长区间，但后继乏力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从当年增长率看，金融危机初期的2008年和2009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出现了-1.0%和-2.4%的大幅度下降，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2012年之后又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连续出现-0.7%和-0.5%的负增长。2008年至2016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4%。
其中，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渐趋同，并接近零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初几年，美国和欧洲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但2014年后美国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差异缩小且变化趋同。2009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下降0.3个百分点，英国、法国、德国全要素生产率降幅都超过3.5个百分点，德国甚至达到了-4%水平。2010年至2014年，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从2015年开始，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趋于一致，最高值与最低值差距不超过1个百分点，总体维持0-1%区间。
（五）部分国家国际贸易逆差有所改善，工业出口结构总体未得到明显优化
美国的贸易逆差在2018年上升至历史高位，达到6210亿美元。2019年之后，美国贸易逆差逐渐改善，2019年下降1.7%，为201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欧洲方面，2019年，德国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商品出口优势，贸易差额连续数年保持顺差，贸易差额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一。法国贸易差额持续稳定，英国与美国国际贸易趋势保持一致，2019年英国贸易逆差状况得到部分改善。截至2020年2月，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收窄，单月逆差降到400亿美元以下。欧洲方面，德国贸易顺差继1月小幅下降后，2月份迅速回升；英国和法国贸易逆差连续两月小幅下降。随着2月底3月初新冠疫情在欧美不断肆虐，将对疫区内所在国国际贸易造成巨大冲击，预计一季度至二季度国际贸易额将巨幅下降，如果疫情在三季度可以得到控制，欧美地区国际贸易额将缓慢回升。
从工业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看，欧美主要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及占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在2016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其中，德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自2017年以来加速上升；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保持了较高水平，但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比重呈现小幅下滑趋势。
三、欧美“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一）后疫情时代欧美“再工业化”或将加快本土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期
1. 全球价值链将保持总体稳定
欧美“再工业化”以制造升级为基础有序推进，但因疫情影响而进行产业链大规模回迁的可能性不大。对于发达国家企业而言，综合成本与上下游配套条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欧美成熟经济体消费通常会表现出充足的价格弹性。当物价上涨后，私人消费会减缓，从而影响增长。而能够把发达国家的通胀维持在低位的，往往是新兴经济体的产业链代工环节。因此，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不会构成剧烈影响，而是对目前模式产生一些微调。
2. 欧美谋求供应链多元化、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
疫情发生后，各国相继出台不同程度的人员和商品限制措施，劳动力和商品自由流动也会受到相当影响，供应链断裂风险切实存在，促使各国审视其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产业链的生产、库存、物流、员工安全、信息技术等各环节都有多元化保障的现实需求。除启动与吸引必要的工业化项目以外，欧美国家可能会谋求在世界范围内供应链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同时，由于制造业外流，欧美工厂已经处于满负荷运转，充分意识到医疗物资和防疫措施的重要性，未来将加快医疗等重要物资的本土化生产。
3. 疫情或推动全球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疫情危机提高了数字解决方案、工具和服务的使用，也加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数字经济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也将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装备更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支撑。因此，数字经济对欧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会带来革命性的动力。
（二）各国将继续强化政策支持引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 推进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一是重新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目前，数字经济方兴未艾，蕴含广阔空间，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动能转换、推动转型升级等方面前景可期。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并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未来，相关经济体或将进一步制定促进数字经济时代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
二是驱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攀升。当前世界正迎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未来欧美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如下图，两条虚线分别表示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阶段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可见，“再工业化”阶段相对“去工业化”阶段实现了更高的产业链价值。
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将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使各个领域向着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的产业制高点迈进。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软环境建设。欧美各国将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继续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带宽，发展数字经济、数字金融；促进数据资源整合，开发大数据分析价值，并重视数据安全防护工作；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的活力，确保创新成果更快地推广和分享。
2. 重视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一是重视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权。政府、高校、研究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和加强信息互通机制，完善协同创新制度和机制，从而逐渐掌握颠覆性技术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目前德国政府与其行业协会等成立了指导委员会与工作组，共同推进工业4.0战略，并在标准、商业模式、研究开发与人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二投资创新基础要素。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世界领先的投资；推进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教育；开辟移民路径以帮助推动创新型经济；建设一流的21世纪基础设施；建设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
三是激发私营部门创新。包括：加强研究与实验税收抵免；支持创新的企业家；确保适当的创新框架条件；将公开的政府数据授权于创新人员；从实验室到市场，资助研究商业化；支持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帮助创新的企业在国外竞争。
四是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在全球一体化及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大环境下，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已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高度。预计未来，将会出台系列人才培育计划，通过激励奖励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并依靠多种方式挖掘创新人才，造就新一代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国民。
3. 加强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外部竞争冲击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或将抬头。新冠疫情引起的危机比预想更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欧美国家或将重新反思市场经济，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二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欧美知识产权保护较为完善，造就了技术垄断型企业，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社会创新能力；普遍民众尊重智力劳动的成果，但对于知识产权在产品上的高附加值感到不满。预计未来十年，各国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行为进行规制，为各类创新活动保驾护航。
三是加入全球监管合作生态圈。欧美各国将进一步与世界经济论坛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探索新兴数字经济的监管挑战，为新技术制定监管方法。主要措施将包括：提高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监管影响的认识，以便系统地考虑监管差异的影响；寻求在未来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关于良好监管做法和监管合作相关内容；继续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和地区标准组织中保持合作，确保标准被广泛接受，以帮助创新者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有效合作。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
1. 工业互联网：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焦点
全球制造业正从数字化阶段向网络化阶段加速迈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全球制造业龙头企业、ICT（信息、通信和技术）领先企业、互联网主导企业都正基于各自优势，从不同层面与角度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美、德、日均在基于国际和国内产业形势判断下作出互联网+先进制造的决策，同时都注重CPS（信息物理系统）技术在未来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全局化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创新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能力较强，正从互联网行业向其他行业扩张；美德工业Know-How（专有技术或技术诀窍）和设备数字化基础优于中国；日本相对于美、德、中，工业互联网发展相对滞后。
2. 人工智能：驱动智能化变革时代到来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出井喷发展趋势。人脸识别、指纹识别、语音助手、智能手环等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入到人们生活中，使生活变得更为快捷、简便。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实现生活的简便化，更可以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生活服务。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除中国之外，美国与欧洲投资较为密集，数量较多，其次为印度、以色列等国。在欧洲各国中，英国的企业数量最多，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英国拥有人工智能企业267家，占全球总数的4.42%。
3. 清洁能源：有望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之一，代表着巨大的工业生产机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目标直指清洁能源，目的就是要大量使用风能、太阳能、水资源等可再生能源。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低碳技术、清洁能源工业以及监管规制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竞相争夺未来清洁能源市场，以期获取绿色能源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
4. 新材料：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时代，超级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装备是感知、学习、存储、运算、决策的载体，这些智能装备的制造，需要有更新型的材料支持。例如纳米材料、稀土材料、复合材料、定制有机材料及多元合金，甚至单原子、单晶的金属丝，单原子的石墨烯等。同时，需要提升新的制备工艺及方法，如PVD、CVD、PCVD、磁控溅射、元素共渗、辐照、金属表面改性、离子注入、新型的电镀、涂装、热喷涂、冷喷涂、转化膜等工艺技术和加工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新材料产业化与规模化应用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工业向4.0时代发展。
5. 生物技术：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王冠”
全球生物产业集聚态势愈发明显，集中分布在美国、欧洲、日本、印度、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美国生物产业研发实力和产业发展领先全球，生物药已被广泛应用于癌症、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治疗；欧洲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紧随美国走在世界前端，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使生物药在欧洲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日本生物产业的发展起步虽晚于欧美，但发展平稳，引领亚洲；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在政府的积极培育和扶持下也快速发展生物产业，目前已成为除北美、欧洲以外的全球第三大生物技术产业中心。
6. 智能制造：多国争相竞逐的焦点
近年来，智能制造技术引起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和布局。目前，智能制造产业链已涵盖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3D打印以及将上述环节有机结合的自动化系统集成及生产线集成等。结合全球智能制造发展趋势，考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到2025年全球智能制造工业领域产值将达到1.53-2.03万亿美元左右，保持11%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速。
四、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借鉴
（一）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影响
1. 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提出三大挑战
一是贸易环境恶化。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出口规模，创造就业机会是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为鼓励本土制造业的发展，贸易保护措施成为提升欧美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受与美国、欧盟贸易摩擦加剧影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位次发生变化。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6415亿美元，增长9.2%；对欧盟进出口7053亿美元，增长3.4%；对美国进出口5414亿美元，下降14.5%，东盟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一季度，我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总值1424亿美元，同比增长3.9%，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257亿美元，同比下降12.3%；中美贸易总值为957.4亿美元，同比下降20.1%。目前，贸易摩擦对我国钢铁、家电、家具、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行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是技术升级受阻。一方面，欧美加快技术创新或将拉大与我国的技术差距。欧美“再工业化”战略重心之一在于运用技术创新占领技术制高点，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与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欧美通过加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阻碍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赶超。
三是产业外迁压力加大。为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欧美通过土地、财税、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吸引本国和外国资本流入。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意愿。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运输等成本的快速上涨，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欧美的成本优势逐步下降，再加上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低成本的吸引力，部分跨国企业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量，计划逐渐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并计划转移部分国内产业链。根据商务部FDI数据，我国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产业外迁的现象。但在当前形势下，面向北美地区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乃至资本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等产业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仍然需要关注。
2. 欧美“再工业化”蕴含三大机遇
一是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首先，随着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将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推动降低物流、土地、能源、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技术封锁使我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督促我国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持续优化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从过去的重数量、轻质量的外延式发展向重品质、重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最后，经贸摩擦呈现长期化趋势，我国外贸增速放缓，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敲响警钟，也促使我国更加注重内需而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更加注重提升消费，实现“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平衡发展。
二是推动我国区域格局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为应对欧美“再工业化”的冲击，我国将加快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国内具备更低成本优势、更大市场潜力的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在欧美“再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将更加主动地发掘内生动力，加强都市圈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促进人口空间结构的合理化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积极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通过加快城镇化扩大消费需求，对冲外贸下行压力。
三是促进我国产业链全球优化布局。由于欧美“再工业化”导致贸易摩擦存在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宏观层面政府开放发展的态度更加明确，微观层面企业积极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开拓新市场、推进出口国别多元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帮助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将我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契合各方需求。近年来，“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工作进入了落实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关系更为紧密，我国传统产业不仅可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转移或生产外包，还可以在与“带路经济区”的互动及产业转移过程中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为我国产业转移和海外市场拓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机遇，对冲欧美制造业回流及对欧美国家贸易下滑风险。
3. 新冠疫情短期延缓“再工业化”进程，但仍需高度警惕逆全球化思维抬头
一是我国产业链地位难以撼动，短期不会出现大规模迁出。首先，我国产业链在全球具备较难替代的优势地位。我国产业链规模优势突出，经济社会稳定性强，营商环境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建设在全球领先，我国市场需求优势突出，拥有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其次，我国疫情快速控制赢得发展窗口期。我国已成为全球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有望吸引外资，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再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企业新增投资意愿下降。根据摩根士丹利在2020年4月对跨国企业调研看，受疫情影响，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
二是需高度警惕逆全球化思维抬头。一方面，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疫情直接破坏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推动构建区域内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逆转全球化供应体系；另一方面，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转移民众对于政府抗疫不力的批评，转而指责中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中美脱钩的声音不绝，将加大产业链全球化不确定性。当前形势下，我国需高度警惕逆全球化思维抬头，积极采取措施迎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减轻对我国造成的产业调整成本。
（二）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启示借鉴
1. 工业始终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不可动摇的根本
从欧美“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发现，去工业化造成“产业空心化”，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工业，尤其制造业是现代社会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是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向产品转化的根本，是一个国家实现贸易优势的基础，也是促进就业的关键。近年来欧美推进“再工业化”后，在改善就业、减少贸易逆差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当前，我国应提防过早、过度“去工业化”，清醒认识工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将工业发展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
2.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欧美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较少通过政府直接扶持企业运营。近年来，西方国家重拾产业政策以重振本国工业，“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欧美政府除实施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改善营商环境、遏制进口鼓励出口等举措外，主要国家政府均大幅增加技术和教育科研投入，积极部署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支持政策。欧美“再工业化”推出的系列政策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作用，我国政府应持续完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观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人才培养和研发投入，不断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发挥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推动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3. 淘汰落后工业应与发展先进工业同步
若淘汰落后工业的同时，先进工业未能同步发展，将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应警惕“因噎废食”现象发生，环境问题不仅是工业发展所致，更是工业发展不足产生的，从相关专家对工业发展的历史看，工业技术路线总体上是沿着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不断升级，当耗费资源技术是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时，工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而当节约资源技术成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时，工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我国要放弃“传统工业化道路”，需以发展先进工业为前提，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持续推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4. 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是对冲疫情影响的关键
供给侧方面，由于受新冠疫情、新技术快速发展、民粹政治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欧美政府将更加积极地推进“再工业化”，打破原有国际分工格局，推动构建区域内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放大美国、欧洲和亚洲三大价值链的区域属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应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在坚持全球化的基本战略前提下，发展上下游国内闭环价值链，积极支持巩固中、日、韩三国价值链基础，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连接亚洲、欧洲、非洲和拉美的全球价值链基本框架。同时，大力推进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快完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需求侧方面，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非刚需外贸订单快速下滑，制造业需求侧承压，疫情过后，欧美政府加速推进制造业回流或将改变我国外贸结构。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外部需求不可控风险加大，应更加积极地营造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确保制造业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五、政策建议
（一）结合疫情应对，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加快对外开放，推动互利互信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建设
1. 加快论证、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负增长，建议我国在后续对美贸易谈判中，以“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目标，推动全球加快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步伐，助力各国在疫情重创下快速恢复实体经济。
2. 开放市场，完善法治，促进制度互信
一是要持续改革体制机制，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保障。促进经济、贸易、国际交流等多领域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建立规范的外商投资环境，完善相关保护措施与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端保证外资地位，打消外资和民营企业投资顾虑。借鉴国外运作模式，以内部改革的空间，换取全球化退潮的时间与空间。
二是拓展自贸区建设，打造互惠互信的信用通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香港成为我国外商引资的重要窗口与通道。新时期，我国需积极探索以自贸区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建设、口岸建设以及离、在岸资本市场建设。在自由贸易、法律保障、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方面积极尝试，多点发力，打造更多相互信赖的信用通道。
3. 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打造命运共同体，增强话语权
一是强化共生共赢观念，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完善供应链环节，延伸产业链，积极投入全球分工，打造全球范围密不可分的制造供应链体系。借鉴二战后德国复兴模式，强化“同一个世界”“世界的中国”观念，打造全球生态链、价值链，深化命运共同体观念。从观念上打消西方国家芥蒂，打消民粹主义、民族保护主义。
二是融入国际治理，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增强话语权。日常状态下，积极融入国际治理，参与规则制定，推进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化治理；非常状态下，展现大国担当与使命，促进多国协作与援助，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与发展理念。
（二）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在 “十四五”规划中制定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制造强国”建设专项
1. 完善政策体系，优化中高端制造“软环境”
将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出台“制造强国”建设专项规划。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以“全面数字化”为目标，加快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基建”，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金融供给方式转型升级、在线服务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颠覆性技术提供实验场景，力争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实现领跑。
2.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一是着力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大力支持科技型企业健康平稳发展，支持疫情防控科技支撑能力研究，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支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企业发展，建立健全重大应急管理科技决策机制，深化科技管理“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服务改革；另一方面，要把握好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重大突破的历史机遇，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密集区位核心，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平台，研发创造更多的“硬核”技术，向高附加值、高垄断性、高技术含量环节进军，逐步形成亚太科技中心、世界创新中心。
二是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抓手，是重振制造业的关键领域，也是我国实现战略发展与制造业崛起的主战场。应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激发内生动力，加快高水平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关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产业布局中重要作用。
3. 加快研究“卡脖子”技术，打造“中国创造”品牌
一是要努力攻克一批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前沿技术。包括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核心技术；与保障国家安全相关的深海、深地、深空和信息安全领域的战略性高技术；破解城镇化、环境治理、生命健康、公共服务及可持续发展瓶颈制约的系统性技术；量子通信、类脑机器人、纳米等领域的重大技术。
二是努力推动“中国创造”，形成一批领军企业、国际品牌。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强化质量标准管理，提升产品品质、品种选择，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中国品牌。以过硬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创新的内涵，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三）优化产业分工区域布局，完善东中西产业结构调整与内部迁移
1. 促进本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双向迁移
我国国内的产业迁移与优化，主要是中高端制造业向经济纵深地带的迁移，以及中西部核心城市争夺人才资源、吸纳新兴产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应将中高端产业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集团式或产业链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利于降低成本、贴近市场。而中西部地区亦可尝试从优势产业出发，将研发基地和总部核心职能部门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有效利用沿海地区雄厚的科研力量、人才资源和企业总部的聚集效应。
2. 结合区域特色与优势，优化东、中、西各区域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借助人才、科技、资本优势，持续发挥对外联通，科技研发，资金融通效能，打造高精尖科技重镇；中部地区如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制造重点区域发展。如借助地缘枢纽优势，发展航天物流及轨道交通建设。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完善装备制造、汽车制造、智能家电等产业链，逐步形成中高端产业集聚效应；西部地区如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在大量工业制造产业、国防科工资源方面具有历史积淀，航空航天、核能源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等具有基础优势和集聚效果。在新时期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产业方面具有基础条件和后发优势。
3. 发挥特色区域、城市群、都市圈等散点带动效应
一是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战略区域建设。这些地区在科技、地产、金融、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可借鉴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西海岸旧金山大湾区等发展经验，拓展技术型、新兴型、高精尖型产业集群，打造新型国际资本市场、金融市场。
二是发挥特定区域的特色集群效应。如东三省医疗产业集群化。发挥地缘优势，逐步拓展医药原材料、数字化医疗器械产业，逐步实现医药产业集群，卸下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形成我国未来医药产业的承接地；山西、新疆等能源大省承接环京一带以及西南、华南能源集聚性需求，逐步开拓产能优化、缩量提质的转型之路。
（四）加快要素市场化流转，促进要素高效配置
1. 管理要素：重塑政商关系，培育创新型企业家
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创新管理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优化企业家市场环境。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新时期的经济繁荣，需要杰出企业家人才的引领与培育。一是塑造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新型企业家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家市场化选择与配置机制；二是注重产权保护法治建设，从国家层面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家公平竞争；三是重视创新型企业家培育。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培养企业家特质；四是倡导对企业家阶层积极正面的舆论建设，提高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尊重度。
2. 土地要素：倡导绿色生态发展下的资源高效利用
一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助力企业在成长初期轻装上阵，减少占款，降低土地闲置概率。促进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挖掘存量用地潜力；二是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推进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需求，打造新型产业园区集群化、综合化发展态势，探索工业园区生产、生活服务融合的新型用地模式；三是完善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税费制度，通过税费“经济杠杆”倒逼低效建设用地主体主动腾退；四是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存量用地盘活利用，推进国有企业促有偿用地，存量土地进入二级市场转让盘活。
3. 劳动力要素：提升人均素质，构建与产业升级相匹配的人才梯队
一是提升劳动力人均素质、人均产能。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出发点，强化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加强职前、职后培训，着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技术工人，创造现代学徒制体系；二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以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为核心，聚焦重点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培育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积极促进高端劳动力引进；三是优化劳动力要素政策环境。通过创新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医疗教育等配套公共服务保障，创造劳动力自由流转的公平就业环境。促进东中西区域劳动力优化配给，市场化流动。
4. 资本要素：打造新型国际化资本市场，推动产业升级资金融通
一是打造新型国际化资本市场。借鉴香港模式，通过完善规范的运作模式与法规保障，探索建立国际信赖的资金融通平台，充分吸引内外投融资活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促进股市、债市法制化、市场化改革，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推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研究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优惠政策。探索轻资产抵押、轻型化直接融资等多元金融服务产品，促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企业科技化发展、科技企业创新型研发。
5. 技术要素：促进科技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研发激励
一是强化产权激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法律体系。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支持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赋予科研人员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创新激励；二是坚持目标导向成果转化率，完善市场化的技术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内外融资方式方法；三是促进技术要素国际化交流与人才引进。探索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与国际重大合作项目，扩大技术贸易，推进科技跨境流通与开放。
6. 数据要素：有序开放共享，注重标准化与安全性
一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促进自上而下的全社会数据资源有效流动，助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培育生成；二是促进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助力新基建及其相关产业迭代创新；三是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从国防安全、企业商密、个人隐私等多角度，注重数据要素的安全环境建设。
（五）激发市场自主活力，以民营经济助力制造业加快发展
1. 促进“双创”，促进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激发底层市场自主活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坚持“融合、协同、共享”，建设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支撑平台。优化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拓展创新创业的覆盖广度，着力推动创新创业群体更加多元，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拓展企业普惠融资渠道。
2. 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扶持民营经济，确保制造业供应链稳定
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应注重集中解决中小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困难，激发其创新探索。应从支持国有大型企业转变为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并重，从支持具体产业扩大生产能力转向支持研发和市场培育。
3.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鼓励FDI与ODI双向发力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政经形势与疫情影响，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出海”，发展海外并购，参股高端制造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应注意“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吸引优质外商投资，引入先进技术产业链，平衡贸易差额。避免因国内制造业资本大量涌出导致的产业空心化，甚至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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