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与趋势。今天我们不仅要从统计和表现上认识这一现象的内涵与影响，而且要从经济学原理上研究其微观机制与宏观特征，由此才能认识全球化经济与此前世界经济的差别，认识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成因，认识各种复杂现象下各国得自全球化的真实收益。研究表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当代世界经济运行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要素流动：全球化经济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

    今天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经历了全球化历史发展的世界经济。分析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的规律与特征不在于阐明全球化的表现，而在于揭示全球化经济形成与运行的核心机制。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全球化经济的形成

    纵观世界经济五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经历的是一个从商品的国际联系到资本的国际联系的过程。地理大发现是世界经济的起点：没有对这个星球的认知就没有此后任何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对殖民地的贸易本质上是强权下的掠夺，而不是经济上的分工。商品意义上的国际联系起源于大航海时代，海上贸易把有着历史发展和禀赋差异的各国联系起来。工业革命后先进国家不断推动国际贸易，从靠炮舰打开它国门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商品贸易的国际联系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得到不断推进。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质的飞跃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普遍选择开放型发展道路，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从商品扩大到资本。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成为与贸易同样重要的国际经济联系。投资可能是为跨越贸易障碍而进入对方市场，也可能是为利用东道国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贸易与投资这两种国际经济联系有着重大的区别。贸易是各国产品的交换关系，是各个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外部联系，而投资则是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过程。投资使各国的生产过程不再具有独立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从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和后端联系发展成为内部联系和前端联系。

    在这里，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资本是载体，国际直接投资并非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资本市场的投资才是这种性质。在绿地投资情况下，投资是跨国公司的产品设计、品牌、技术、管理、全球供应链直至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从母国向东道国的转移，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从世界经济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深刻影响，因为它使各国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弱化，而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增强。在贸易条件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是生产过程后的联系，各国经济从资源配置到生产过程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产品交换形成了各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联系。然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却从整个经济过程的起点，即资源配置开始创造了一个新的生产过程。世界经济已是一个新的系统，而不再是各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联系。当然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一国国内的资源配置，即生产要素从进口部门转移到出口部门，更多要素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聚。但是一国内的要素流动可能优化资源配置，却不能改变一国的要素结构与要素总量。各部门间要素替代的不完全性限制了这一流动。要素的国际流动则不仅会改变一国要素的总量与结构，而且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而使配置优化达到更高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世界经济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总和，而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化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即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与生产一体化。其中生产一体化就是多国的生产被纳入跨国公司一个实体之中。金融国际化包括各国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各国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相互关系上看，金融为贸易与投资提供服务。

    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机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是整个经济过程的起点。因此，认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规律是认识全球化经济的起点。研究表明，正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机制决定着全球化经济的各种特殊现象与矛盾。

    （二）投资超越贸易，传统贸易形成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

    从历史进程看，世界经济从贸易型发展为投资型，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发展是这一转变的起点。在这以前的数百年中国际投资也存在，但性质却并不相同。殖民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投资是在后者无主权条件下前者的扩性行为，是宗主国为了长期经济控制和掠夺而进行的市场开发，是在政治强制下建立的不平等分工。19世纪末开始的欧美国家之间的证券投资和借贷是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而不是绿地投资意义上的生产的组织。20世纪70年代起的国际投资是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是跨国公司以资本为载体进行的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由此形成国与国之间新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政治平等关系基础上资本引进是东道国发展战略的需要，母国市场拓展的需要，也是各国经济开放从贸易型扩展到投资型的需要。

    世界经济是从各国间商品贸易开始的，投资超越贸易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投资超越贸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替代贸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并在当地销售，使其跨越了在母国生产再向东道国出口的地理与关税障碍。二是投资创造贸易，因为跨国公司把生产企业设在东道国，利用东道国的劳动力等，提升了东道国的出口能力。三是投资改变贸易，国际贸易从原来的最终产品贸易发展到零部件贸易，跨国公司进一步把贸易发展为产品内贸易，不仅零部件贸易更加深化，而且贸易关系成为公司内贸易。从数量和比重上讲，投资超越贸易不是全面意义上的，而是局部意义上的。但是它不仅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全球化，是贸易发展形式的因果关系，而且在相对比重上日益上升。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企业采用跨国经营方式，跨国公司生产在母国外的比重日益增长。因而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显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新的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直接投资所包含的要素流动的日益增加，传统国际贸易形成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了贸易的要素密集性特征与本国要素结构的关系。这两种理论所分析的前提都是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要素流动一旦发生，各国的比较优势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两种理论的结论也会发生变化。由于投资部分地替代、创造和改变了一国的贸易，因而一国的整体贸易结构不再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反映。由于要素流动，劳动力富裕国家可能大量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完全依靠国内比较优势或国内要素供给的产业上贸易依然在发展，但由于要素流入改变了国家的整体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完全依靠国内优势和要素的产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外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了国内的劳动力，并且提高了劳动工资的水平，结果是一国的出口出现了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禀赋在原来出口产业中的成本上升。又如，外资流入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原来国内比较优势较弱的产业就会在出口序列中被挤出。可见，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仍然会发挥作用，但却因为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结构和要素供给结构发生变化，贸易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本国要素的流出会改变国内的要素结构与数量，比较优势产业也会在东道国生产而不再从本国出口。总之，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决定一国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条件发生变化，由此决定的完全基于本国要素的贸易会发生变化，整体贸易结构包含外国要素更不再是本国比较优势和要素结构的表现。

    可见，投资超越贸易使贸易与投资融合发展，但投资成为贸易的决定因素，贸易与投资不是平等的两类对外经济关系。曾经成熟而普遍适用的贸易原理被要素流动改变，脱离要素流动的贸易分析不再符合现实。企业内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事实上是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决策理论，是投资决定理论，只有在投资的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理论。

    （三）生产要素细分及其流动性差异

    要素流动是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因而对要素流动规律的分析是分析全球化经济各种现象的前提。要素分类的细化与要素流动性差异的比较是问题的核心。

    首先从自然形态上看，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三类，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这一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起点，但没有回答问题的全部。

    从技术形态上看，每一类要素都需要按部门技术特性细分为许多小类。经济学一般不对此进行细分，假定每一要素都可以在不同部门间使用。事实上每一要素都具有一定的技术特征，由资本投入形成的技术专利只能在本部门使用，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很难跨部门流动，土地首先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可能被使用的范围，因而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分析指出资源配置是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其中的无障碍只能是一种抽象和假定。在贸易理论分析中，进口部门的要素可以顺利地转移到出口部门同样也只是一种假定，现实经济中显现的困难表明这种假定是脱离现实的。跨部门转移可能性最大的是货币资本，但其转移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企业一般不会向自己不熟悉的部门投资。生产要素的技术差异表明，各国间的三大要素总量差异并不是要素流动的决定因素，具体部门的要素差异及其相互匹配才可能决定要素的国际流动。

    在按技术差异分类的基础上还应当对要素进行等级的分类。同样是资本投入创造的同类技术有着显著的等级差异，如软件、芯片；同类技术性劳动者有着水平能力差异；商业用地的级差地租正是其中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等级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期资本投入的结果：更高的技术来自更多资本投入研发；高级劳动力靠更多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形成；级差地租的背后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要素等级差异来自该要素培育的成本差异，也就决定了该要素使用的回报差异。高级要素高价格，低级要素低价格，要素价格就是要素所有者的收益。这是要素流动下各国收益分配关系分析的基础：要素流动形成各国间要素合作下的生产，各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决定于其提供的要素的等级。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对要素的上述三层次分类是对要素流动下各国收益分配研究的关键。

    最后，要素的流动性差异是全球化经济空间格局的成因。要素可分为易流动的和不易流动的两类，两者还都有程度上的差异。其中土地是完全不可流动的，而货币资本最易流动，但受各国资本管制政策调节。技术易流动，但敏感技术受政治影响，核心技术受企业战略影响。高级人才各国都有吸引政策，但低级劳动力大部分国家限制流入，等等。这些决定了全球化经济中要素流动的基本方向是易流动要素向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流动，而不可能是相反。这一流向规律的结果是全球产业布局和增长极的形成。这是要素流动微观机制从根本上影响宏观表现的原因。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要素细分对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意义。资本流动绝不只是各国要素相对数量差异的结果，按技术差异的细分才真正决定了投资的可能。全球化经济中的收益分配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诸多问题都可能从生产要素的等级与流动性差异上找到答案。

    价值链分工、要素合作与国际收益分配中的要素属权

    经济学揭示了基于市场运行的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国际经济学揭示了基于贸易联系的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和贸易型世界经济相比，全球化经济在微观运行上产生了四个意义上的机制变化。

    （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产品内价值链，要素合作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核心，贸易是国际联系的历史起点

    在各国历史文化和自然禀赋差异的基础上，贸易造就了互通有无的国际联系。当时的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在各国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存在任何力量推动下的分工。国际分工产生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先进国家产品涌流，从而产生了对原材料与销售市场的需要。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最初的分工主要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分工。多个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后，保护贸易成为后起国家的战略选择，否则不能维护本国新生的幼稚工业。不同国家的不同工业化结构使各国在工业的不同部门中拥有比较优势，贸易的互利性促进了部门间的生产分工。各国不同部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差异是分工的基础。市场的不断扩大使产业规模经济效益日益显现，特别是现代大工业产品如汽车等的规模效益十分明显，这就促进了工业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自由贸易水平较低的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随着现代产品的日趋复杂化，零部件生产的国际分工更为有利，但这仍然不是产品内的分工，因为产品从研制到最终生产基本上由一个国家完成。

    价值链分工是一个产品内部的分工，是把产品各个增值段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国际分工。价值链分工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产品价值链较长。典型的如现代电子产品，从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一般零部件生产、组装、营销到售后服务等多个阶段。

    第二，分工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构建。虽然产品的部分零部件仍然可能通过国际市场采购，但是在价值链分工下产品从研发到售后的主要阶段是由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布局的。产品增值的各个阶段由贸易关系连接起来，但实际上这只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第三，分工的各个阶段的差异核心是所需生产要素的不同。如在产品设计阶段需要的是社会文化型和市场分析型人才，在研发阶段和在核心零部件研制阶段需要的是科技型人才和科研合作网络，在产品组装阶段需要的是加工型劳动力和生产厂房，在销售阶段需要的是营销型人才和贸易金融等服务。产品增值各阶段上要素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它应当在不同国家完成。在这里，要素结构、数量和要素使用的经济社会环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分工不取决于要素在自然形态上分类的数量，也不取决于一国产业部门上的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按技术特征分类的要素的绝对优势以及社会经济环境。

    第四，要素流动是实现不同国家价值链组合的条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欧美国家研发的产品和技术（资本要素的两种形态）流入发展中国家，生产加工开始。生产的产品又回到由欧美跨国公司控制的营销网络在全球销售。跨国公司是各阶段上所需的不同要素的组织者，由此形成的是国际间的一种要素合作。各个国家在价值链的不同阶段所提供的是不同的要素，因而这一过程也可以被称为按要素的国际分工，即要素分工。价值链分工就是不同要素的国际分工，而要素流动则创造了这种分工下的合作。

    由此我们看到价值链分工与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的区别。分工不是由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决定的，而是由要素优势决定的；分工不是市场竞争的选择，而是跨国公司经营决策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有竞争，如各国争取企业落地的竞争，但这仍然是要素优势的竞争而不是技术或生产率的竞争。

    “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是学术界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特征的一种通行描述，然而这一描述不仅在实践上不能反映中国的特点，而且在理论上脱离了当今世界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比较优势论是对各国产业间分工或产业内分工原理的说明，因为各国在各产业间或各部门间存在着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同理）的差异，所以一国优势中更大优势的产业和另一国劣势中较小劣势的产业分别构成了两国的比较优势。绝对劣势产业也可能拥有比较优势是这一理论的精华，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这一理论的前提，而产业间或部门间分工是这一理论的对象。这三个基本点在价值链分工中全部不同。要素禀赋论是关于贸易结构的要素密集性的理论，以本国充裕要素进行生产从而该类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这一理论的基本点。因此不存在要素国际流动同样是该理论的前提，否则一切分析都将没有意义。在要素禀赋论的发展中，研究集中在更多使用的要素国内价格会上升，即该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会提高，对此采用了“要素流动”的概念，但事实上这里指的是要素借助产品的间接流动，而非国际投资中的直接流动。如果出现了当代意义上的要素直接流动，那么要素禀赋论的全部分析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法把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和贸易模式的概念合在一起，在理论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上是脱离了价值链分工根本特点的。价值链分工的核心是直接投资和要素流动，两种经典理论在此不适用。价值链分工的前提是各国要素的绝对优势，条件是要素流动，效应是要素禀赋变化，结果是贸易不再反映任何一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中国开放后的发展过程看，一开始我们就相信了这两种理论，前者告诉我们贸易开放更好，后者告诉我们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事实上中国的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很难出口。然而外资引进后中国开始生产知名品牌并由外资销售后，出口便飞速发展。这一过程就是外资的要素流入。因此，只有运用要素流动理论我们才能确切说明当代价值链分工。

    （二）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企业行为是经济学进行微观分析的对象。企业的产品创新、技术开发、经营规则、组织模式、战略决策等等，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基本机制。

在国际经济学的前期研究中，理论的关注点是国家和产业而不是企业。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结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等决定了该国的对外关系。贸易理论的发展进入到企业层次不是理论本身进步和深化的结果，而是对现实世界投资超越贸易的反映。公司内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它说明了所谓国际贸易实际上是同一个公司在两个国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很清楚这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试图回答为什么企业会选择出口而不是国内销售，选择对外投资而不是国内投资。显然，如果按照传统贸易理论一国所有企业的条件是相同的，不会出现这种企业间差异，差异只能以整个产业出现，因为这符合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关键发现在于企业拥有特殊优势，不能用一国整体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结构来说明。显然，运用本文的上述语言来表达，那就是特定的生产要素优势，即在技术与等级意义上分类的要素优势。正是这些特定要素优势决定了企业国内销售和向外出口哪个更为有利，对外贸易方式和对外投资方式哪个更为有利。

    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企业行为。在传统认识上国际投资是各国间资本数量差异的结果，资本从充裕国家向稀缺国家流动。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看，这最多只在证券投资和国际借贷中可能有意义。当代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企业要素优势的结果而不是资本的相对充裕，先进国家普遍情况是国际直接投资同时存在着流入和流出两种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发现，当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了对外投资发生的原因，这些理论来自各国各个不同的案例，而它们的共同点都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在于跨国公司拥有特定的要素优势，或投资可获得东道国的要素优势从而增强公司的整体优势。跨国公司可能在技术上或产品上有着特殊的优势，可能通过投资获得当地资源或市场而形成综合优势，或者因国内要素条件变化只有到国外投资才能形成企业优势。

    由此我们发现跨国公司与一般国内企业的区别，跨国公司对产品从研发到售后的各个阶段进行划分，根据产品价值链在各个阶段上所需要的核心要素的不同，把该阶段的价值链放在最有优势的国家。国内企业与此相比不具有这样的经营方式选择。国内企业只能根据国内既有的要素价格进行配比选择，更多使用劳动还是资本，选择更低的地价而付出更高的交通成本或者相反。国内某些要素供给的缺乏使企业没有任何选择，如研发条件，产业配套等，但跨国公司却可能对此作出选择。在生产的成本收益上，由于对各个要素都作出了最高性价比的选择，跨国公司可能使产品达到全球最高的性价比，而这在国内企业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全球要素合作的组织者，另一方面，它也因此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实践者。从全球范围看，因为跨国公司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不是像国内企业那样来自要素本身的升级，而是来自对它们的组合。在传统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产品竞争的核心是成本和价格竞争，而跨国公司把它拓展为全价值链的组织竞争。人们往往会说中国只能通过吸收外资承担靠低端劳动力的加工组装。然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企业却通过向欧美国家投资，把价值链的研发段放在这些国家并把高技术含量的芯片出口到中国，构建了另一种结构的价值链分工，而其所体现的价值链区位选择原理却是一样的。

    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提高着全要素生产率。在国内企业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要素质量的提升，在一国之内这种努力总是会有一定限度的。在国际贸易中，分工创造生产率。各国要素集聚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整体生产率和产出提高。这一原理作用的限度在于，要素在各部门间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进口部门的失业劳动力不是全能转移到出口部门中去的。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逆向的资源配置，是生产向要素靠拢而不是要素向生产靠拢：价值链的核心要素片段放在该要素最有优势的国家，由此提高整个产品的生产效率。在各国普遍选择开放型发展道路的今天，除了少数敏感部门外，这种资源配置的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效率因此而提高。

    巨大的研发成本需要分摊到每一件商品的生产中，有限的国内市场经常会限制这种产品的生产，过高的单价会使市场难以形成。出口突破了这一限制，但也会因为贸易障碍提高价格。跨国公司投资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成本现象，即在母国成熟的产品再到东道国投资生产的研发成本为零，因为子公司可以直接使用母公司的技术乃至品牌，这就使东道国该产品市场得到迅速发展。这也决定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在这样的市场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回报。跨国公司也会因此在投资中更多选择独资而不是合资，因为这样由投资产生的回报更可能独享。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跨国经营日益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基本经营模式。一些统计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跨国公司生产对全球生产占比、公司海外生产对全部生产占比、公司类贸易对全部贸易占比；一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全部出口之比，等等。

    （三）基于要素流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在贸易型世界经济中国际市场基本上是完全竞争的，部分领域也会出现垄断或寡头垄断，如资源和高技术产品。

    在投资型世界经济中市场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出现了企业内部市场，公司内贸易就是这样。跨国公司把价值链的各个片段放在不同国家，其交易采用的是内部转移价格，以减少税收等负担。东道国加工的最终产品的交付也会被跨国公司控制在较低价格上，以便使更多利润转移到跨国公司自己的营销部门。转移价格背离了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原理，公司内市场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尽管它采用了国际贸易形式，会进入国际贸易统计之中。这种价格机制会改变各国的贸易增加值从而改变其在分工中的收益。

    国际投资中的要素流动是一个特殊的要素市场，这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非货币形态的资本要素如技术品牌等的差异性决定了这一点，东道国的发展战略、开放度及消费者偏好等都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竞争。东道国的土地是不流动的，低端劳动力流动性较差，在各国各地区的引资竞争中会出现政策竞争与广义投资环境竞争，而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要素本身的价格。市场准入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要决定因素。影响这一点的有东道国的开放战略，双边投资协议的开放度，同时也包括母国对敏感技术流向特定国家的控制等。

    从广义讲，要素流动有四种模式：（1）交易模式。表现为专利技术等要素市场的直接交易，价格竞争比较充分，过程比较透明。（2）投资模式，典型的是合资。跨国公司通过与东道国谈判对技术作价入股。在独资形式下技术并未作价，更未交易，跨国公司拥有全部收益的权利。产品和技术上的先进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间接贡献，可能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等，决定了东道国引资政策的优惠力度。东道国提供的优惠水平事实上构成了其与跨国公司的收益分配关系，是要素流动市场的一种特殊机制。（3）技术转让模式。技术转让可能是投资协议的一个内容，如市场换技术。技术转让是否作为投资准入的一个内容本身是可以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中进行的，转让是一种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双方的市场选择而并非一定是强制。（4）并购模式。一国企业通过国际并购获得东道国的企业，同时也相应获得其拥有的技术、营销网络等要素。这同样是一种市场，但是也受到一些国家以安全等理由对并购案的否决。

    要素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这里特别指的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要素流动意义上的要素市场。要素流动的市场性质在于，要素流动的目的是获得要素收益，各种非市场的因素影响了要素收益的市场水平。进入投资型世界经济后，特别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引进外资的发展模式后，引资的政策竞争日趋激烈。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投资环境整体较差，以优惠政策减少外资的制度成本便成为主要选择。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竞争。政策竞争的结果是政府优惠力度的增强，从而外资各种要素的收益提高，如技术收益提高，外企高管税收优惠，出口政策激励等，相对而言东道国的劳动收益下降，政府税收下降。政策竞争导致政府放松环境保护约束，外资在环境低门槛国家落地，该国付出的是环境与社会成本，提高的是外资要素的收益。土地价格、劳动保障条件和税收是政府可能影响的，政策干预的结果就是东道国的要素价格下降。投资环境不利而用政策激励来弥补便导致投资这一隐蔽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四）各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收益复杂化，要素所有者属权收益属地化隐蔽化

    一国得自对外贸易的收益是国际经济学长期讨论的主题。一些研究注重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垄断与供求关系对价格从而对收益的影响。另一些研究注重贸易对本国不同要素所有者收益的差别，要素禀赋论中要素间接流动的研究就在于回答贸易对收益的影响。贸易政策的研究则聚焦对不同部门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要素收益意义上讲，出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是受益者，进口部门都是受损者。从数量关系上讲，一国出口规模越大收益就越高。

    在不存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贸易收益就是一国的收益，生产的增长就是本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但是，要素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原理。出口增长可能是外资企业的收益，生产增长也可能是外资企业收益的增长，但事实上却是外国要素与本国要素的共同收益。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收益分配问题由此而复杂化了。

    探索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原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的主题。与重商主义把收益归结为流通不同，古典经济学把价值创造归结为劳动，同时又说明土地和资本从商品价格中得到一部分收益的理由，如土地收益是自然的赋予，资本的收益是节俭的报酬等。新古典经济学以财富的分配为主题，讨论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证明了一切价值由劳动创造，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只是瓜分剩余价值。总之，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益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一大主题。这也告诉我们，只有在要素所有者层面分析收益分配才是有意义的，即在要素所有者的国家属性意义上才是有意义的，而在地域位置的国家意义上讨论收益分配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要素流动，要素已经没有国籍，但要素所有者依然是有国籍的。

    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各要素的收益分配遵循的是价格机制，而它又是一种隐蔽的价格机制。商品价格首先取决于生产成本，然而又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要素价格同样首先取决于该要素的生产成本，同时又受在不同国家稀缺度的影响。高级要素高收益，低级要素低收益，因为要素使用必然要求对该要素形成成本的补偿。不同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不同技术的经济价值差异都是这一原理的表现。中国在外商投资出口中得益较低，因为中国参与要素合作的是低端劳动力，而外商提供的是高级技术和著名品牌。外资所拥有的高级要素在中国可能获得比在其母国更高的收益，原因就在于其在中国的高度稀缺性。对外开放之初，中国缺乏有技术的产品、品牌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所以只能让外资以此获得高收益。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下的国际收益分配是由要素价格规律所决定的，而要素价格又是由要素成本和稀缺性所决定的。

    用成本与稀缺度来说明不同要素收益差异，只是表明要素收益差别本质上不是一种分配关系，而是类似于商品价格机制的一种市场力量，但这一类比仍然是不完整的。高级要素高收益绝不只限于获取与低级要素投入等比例的回报。例如，高级劳动力获得高工资，工资水平不会只限于其教育培训费用的补偿。高级劳动高收益在于其创造更高的价值。与此类似，资本投资于技术品牌等高级要素的开发收益率也会远高于低级要素。正是因为资本对更高收益率的追求，人类的技术不断进步，产品日趋先进，经营管理日益复杂。所以从要素形成成本看，高级要素必然获得更高的收益率。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十分明显，科技创新型企业飞速发展。因此，在投资型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通过高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必然获得比后者更高的要素收益率。

    人们常常用外资创造的产值、创造的就业和提供的税收等来证明外资对东道国的贡献，这种说法证明了开放的成果及积极意义，但是并不能说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收益分配。从各自的要素收益看，东道国的收益包括劳动工资、土地租金、政府税收，母国的收益包括所有形态资本的收益、中间产品转移价格差的收益、出口价格与销售价格之差的收益等。这些收益关系是隐蔽的，不能在通行统计中体现的，这反映了投资型世界经济中收益分配问题的复杂性。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型世界经济中的产业分工已经转变为要素合作，即多国要素共同推进同一个生产过程。这是全球化经济收益分配复杂化的原因：经济统计是属地化的，即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值，而收益分配必须在属权意义上说明。不论是出口增加值还是国内生产增加值，都是由不同国家的要素共同实现的，只有把要素的国家属性分清，才能分清收益的国民归属。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使资本与劳动关系全球化。一方面要素流动对各国资本劳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母国资本因更多投资机会而受益，劳动因丧失岗位而受损。东道国劳动因就业机会增加而受益，资本因受外部竞争压力而受损。另一方面，母国消费者因享受更低进口商品价格而受益，东道国也因整体经济增长而获得更多投资机会。但是正如在各国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样，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同样也强化了这一进程。

    全球化经济的增长机制、发展道路与不平衡规律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从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上改变了贸易型世界经济的运行，也因此决定了全球化经济的宏观结构。与贸易型世界经济相比，全球化经济出现了三大结构转型。

    （一）要素流动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因，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结构转型

    经济学分析指出，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一是内生的，即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是外生的，即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国际经济学证明了贸易对增长的积极作用，分工使各国生产分别集中到本国相对生产率更高的产业，从而世界整体的生产率提升；同时贸易使各国市场扩大总需求提高进而拉动国内外生产。

    国际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以从要素流动的分析上得到更清晰的证明。

    第一，要素流动使母国与东道国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因而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促进了增长。母国产业向东道国转移的投资就是这样。产业园区的开发，使低效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高效的工业用地，土地收入和级差地租的上升表明土地得到了更高效的使用。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是一个要素的增量。跨国公司为了开辟一个新市场就会在当地投资，新增投资是东道国增长的来源。市场开发性投资不同于产业转移性投资，因为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项新增投资。

    第三，外来新增投资带动东道国要素投入的增加。由于外资创造就业，使用当地土地，这常常是东道国闲置生产要素得到使用的过程，是东道国的新增要素投入。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本质上是闲置劳动力，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大片荒芜的土地因外来投资得到开发更是一种要素增量。资源开发性投资也是这一类型，因为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就是土地要素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第四，东道国技术的跨越式进步。跨国公司把已经在母国应用的技术向东道国投资，或者将先进的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扩展到东道国，使东道国产业实现跨越式进步。对外开放后，欧美日投资将汽车生产流水线放到中国，中国的汽车生产出现了飞跃。

    进入投资型世界经济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增长率普遍较低而新兴经济体增长率普遍较高。要素流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一二三次产业逐一发展，先是二产比重提高，继而又三产比重提高的规律看，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三产比重提高，GDP增长率下降是一个普遍规律，然而要素流动还在其中有着另一种作用。要素流动最主要的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了整体经济增长。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三大类最依赖投资的领域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发达国家因制造业外流，就业下降，政府税收下降，基础设施或无新建需求，或无政府投资来源，经济增长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也来自要素流入集中在新的出口部门，在吸收更多国内闲置要素投入的同时又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以要素流入发展起来的出口部门，不论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必然是出口大于进口，从而以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增长的不平衡是投资型世界经济的必然现象。

    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是真实的，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表现出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却是失真的。要素净流入国家的GDP不是本国国民新增财富或收入的准确表现。正如要素收益是投资型世界经济各国收益分配的核算原则一样，GDP的真实归属根据要素所有权。流入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属于该要素的所有者，因而GDP的这一部分属于外资。自经济统计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改为GDP后，增加值按照创造企业的所在地核算，外资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不论其是否汇出仍然计算在东道国的GDP中。作为要素的净流入国新兴经济体GDP中的一部分属于外资，本国在境外GDP中的这一部分一般较小。因此GDP代表的国民收入是夸大的。人均GDP的夸大则更为严重，因为外资企业中的外籍人员不是本国居民，包含外资创造的GDP是按本国人口总数平均的。这样统计就夸大了GDP增长对本国居民收入提高的意义。这在要素流出国则相反。总之，要素流动使各国及其居民相对收入增长统计失真，从而使各国国力和居民的富裕水平也会失真。因此，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在宏观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厘清要素合作下的投入要素国民属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核算国际投资的收益分配和全球化下各国的财富增长。

    国民收入失真现象的分析并不否定外资的积极意义。要素流入直接拉动国内要素投入增加所形成的增长是真实的，收益也是本国的。国内新增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包括产业配套，居民收入提高后消费的增长，以及税收增加带来的国家能力提升。外资对本国企业形成的竞争压力意义是正反两方面的，也因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二）贸易不平衡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

    微观意义上要素流动的宏观结果是增长的不平衡，同样也是贸易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首先是双边不平衡，在一个阶段上也会出现一国对世界的不平衡。

    要素流动的规律是易流动要素向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流动。这就决定了要素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流动是要素流动的基本方向。当这种流动导致替代出口时，母国的出口必然减少。当流动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不易流动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产品同时面对世界市场时，东道国对世界的出口能力提升，而母国却需要向东道国进口，母国对东道国的逆差效应因此形成。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出口能力迅速提升，而收入增长决定的国内消费投资能力却相对较低，因而国内需求上升较慢。可见，要素流动是一场产业布局，全球生产（包括传统制造业生产和新兴产业加工组装段）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从而出口来源地向新兴经济体集中，而发达国家既是要素流出国，又必然是产品进口国，由此就决定了发达国家成为逆差国，而新兴经济体成为顺差国的必然结果。新兴经济体的顺差是一个普遍现象。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则是一个典型现象。欧日等国仍然注重制造业的升级和出口能力的提升，而美国则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低储蓄率则增强了其逆差效应。中国的典型性在于制造业的集聚和高增长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贸易上的表现必然是贸易顺差。特别是加工贸易部分出口永远大于进口。中国的高储蓄率又恰恰与美国相反。所以中美两大国贸易不平衡有两国的特殊成因，但同时又是全球化要素流动特点下的必然表现。

    这就表明投资型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当投资使世界的生产地向某些国家相对集中时，消费依然由各国的收入水平决定，国际的不平衡是必然的，尤其在代表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双边不平衡会十分显著。这正如一个国家中生产中心城市和消费型城市之间的关系一样，以商品流量来测定两城市间的关系必然是不平衡的。

    以上分析是基于制造业进行的，服务贸易的特点会增强这一现象。服务贸易虽然名称是贸易但与商品贸易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服务贸易以四种形态进行，其中首先是商业存在，这恰恰是投资在当地生产销售，因而反而减少了从母国向东道国的出口。自然人流动会增加流入国的要素投入，贸易效应与商业存在相同。境外消费会体现在国际收支上一国的支出，但却不会体现在对方国家的出口统计中。只有跨境提供形式上的服务贸易，才会进入双边的贸易统计中。因此，类似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会部分地减少商品贸易的逆差，但仍然不能反映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全部。美国在中国设立的服务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和自然人在中国提供服务会减少美国对中国服务的跨境提供，中国居民在美国旅游的消费和采购，也不会进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之中。

    双边贸易不平衡不是两国经贸关系整体上收益分配差距的完整表现。双边贸易，即使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并不是一国从另一国得益多少的准确体现。排除价格因素各国产业先进度不同从而盈利率不同的因素，各国贸易所实现的国内增加值是不同的。现行贸易统计是按照出口总值计算的，除了各国采用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的差别外，贸易总值中普遍包含了进口成分。当跨国公司把最后组装等价值链低端放在它国时，该国出口的增加值是很低的。近年来，国际上重视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反映了全球化经济的特征，更接近于体现各国的真实出口能力。

    但是，增加值贸易统计依然不能反映一国从出口中得到的真实收益。一般采用的是以一国出口生产投入产出表，由此计算出的增加值贸易量体现的是在一国境内生产并出口中新创造的价值，但是并不区分这部分价值的创造者是东道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更不反映外商独资、合资、合作不同类型下东道国股份或投入的比重，不反映出口总收益中各国要素的收益关系，因而仍然不能反映双边贸易关系中的收益关系。

    以贸易统计来回答各国在经贸关系中得失的缺陷还在于忽略了国际直接投资。投资超越贸易的原理已经证明，贸易可能是投资的结果，也可能因为投资对其替代而不再反映，外资在东道国生产并在本地销售就是这一情况。东道国前景越好外资企业利润越会再投资而不汇回母国，但是其收益却是真实的。现行统计往往把外资流入作为发展的成就，但事实上这反映的是一国更加开放，外资对该国前景更加认可，而不是本国获得收益的表现。在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对外投资被看作本国就业与增长下降的原因，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收益和资产的增长被忽略。因此，在投资型世界经济中不仅贸易差额不是一国相对收益大小的真实体现，投资差额也不是收益大小的衡量尺度。在所有情况下只有以要素所有权为基准，以要素所有者的收益为依据才能真实体现一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收益。

    全球化经济生产的全球布局原理表明，贸易不平衡是必然的，资本流动（流入与利润汇回）差额是必然的。因此，在其中任何一个意义上或两者合并意义上的不平衡作为汇率调整的依据是不合理的。汇率决定于一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包括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并在总供求中波动。对贸易差额进行汇率调整将导致汇率扭曲。国际收支高顺差的长期调整路径应当是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政策，反之亦然。

    （三）要素集聚成为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核心从产业升级转变为要素升级

    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发展战略选择中的核心问题。在对20世纪50年代后各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经验的研究中，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被概括为两条代表性的发展道路。出口导向战略重点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出口增长，争取外汇和资金积累，实现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重点发展原来需要进口的产业，通过对进口的替代实现本国工业化。7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大发展后，引进外资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可行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新结构关系下的发展模式与此前两大战略差别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发展中国家最后实现工业化和更高水平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有待探索。换言之，简单把外资推动出口称为出口导向，外商投资工业化称为进口替代是不合理的，更不能因此启发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外资创造出口的模式不同于原来的出口导向。原来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从本国比较优势和要素结构出发的，不存在要素流动。外资流入创造的出口并不是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而是利用了其要素优势，创造了新的优势产业，即由流入要素和东道国优势要素综合形成的新优势。由此发展起来的产业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进步的表现，而是被纳入全球价值链后的现代工业的低端增值段。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原因不是发挥比较优势后效率的提升，而是外国要素流入的作用，伴之以本国闲置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这一解析没有否定外资拉动型贸易与增长的积极意义，只是为了确切阐明发展模式的结构。外资导向型出口增长的意义在于本国的低级要素得到了使用并释放了更多要素的投入。外资流入与出口增长使发展的双缺口难题同时解决，即资金与外汇的双缺口因外资进入和出口创汇被缓解。这是一条不离开贸易但却不限于贸易的发展道路。

    由外资建立起来的国内产业并面向国内市场不是进口替代。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让出了国内市场，而且挤压了国内相关幼稚产业，其发展成果不是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表现。发展是产业的升级，而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产业升级是否由本国要素实现或在本国要素主导下实现，因为只有这样本国要素才能获得发展的主要收益。离开本国要素收益只看存在意义上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是表面上的和有局限的。但是以外资实现的产业引进在实现发展目标上仍然是积极的。一是产业引进实现了投资型增长，增长会带来本国消费和投资能力的提升从而推动发展，也会因税收增长提升政府能力推动发展。二是跨越式的产业引进会带动本国配套产业的发展。三是产业引进会在本国培育起新的消费增长点，进而从需求面培育起本国该产业的发展空间。四是快速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或相关产业的发展条件，从消费者效用和生产成本降低两个方面推动发展。可见这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引进式产业进步，它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实现发展，而是以间接的方式为发展做出贡献。

    但是，从发展的本来意义上讲，本国要素主导的产业进步依然是发展的目标，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外资主导型出口和引进式产业进步向自主型产业进步转型的问题。

    发展的转型升级不在于减少或取消外资回到完全靠本国要素的状态。在贸易型世界经济中，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要求一国发展起一批现代化产业，大国甚至要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对每一产业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基本实现国内配套，某些零部件或原材料的进口只是有限的。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只有大国且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少数领域中会采用这种模式，大部分产业要进行产业内分工，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标志是本国在若干产业中拥有主导地位而不是全价值链生产模式。所谓主导就是在产品设计、研发、核心技术、总成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因产业而异）的核心地位，并通过贸易或投资构成产业内或产品内的国际分工。贸易形式的分工依然是普遍的和可行的，但通过国际投资布局全球化的产品价值链显然是一种时代性的趋势，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内贸易是更为有利的。

    于是可以发现，要素升级和对外投资是发展战略升级的两大主题。发展初期在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是由要素结构低级决定的，因而要素培育是整个战略的基础。要素升级首先是高级劳动力的培育，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增长的根本。土地要素的升级在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在硬件意义上提升营商环境。最为广泛的是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品牌开发和营销网络建设等，这些要素的升级可使一国在布局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并购是获取高级要素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这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一个成熟国际企业的多种高级要素。对于一个资金外汇充裕的国家来说是一条重要路径，当然一些敏感技术上会存在政治障碍。

    以研发投资在海外培育高级要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最值得重视的要素升级模式。在发达国家设立大量研发机构，聘用大批优秀人才，这是华为成为世界领先科技企业的关键和重要的成功经验。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实现在新技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华为模式证明，可行的道路是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利用中国的资本和发达国家的研发环境，聘用世界的高端人才，创造属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从而在一个新产品和新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开放型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领域中的突破表明，当前这场产业革命是国际分工地位调整的机遇期，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中培育高级要素是赢得先机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本文证明了要素流动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逆全球化现象，各种收缩政策的核心是限制国际投资与相应的贸易分工，其本质是限制要素流动。这些政策必然因背离全球要素基于市场的最优配置而最终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

    作者：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