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国际化;世界均等化;逆全球化
内容提要：在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时, 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流, 引来学术界对 “逆全球化” 现象及其影响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实际上, 从全球化进程中固有的矛盾性来看, 当今世界的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 “美国优先” 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这些变化的根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世界均衡化的矛盾等, 是冷战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性, 体现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互动和矛盾统一关系。当前, 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带来了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和抵制力量的大反转, 进而对全球化发展所依托的规则和制度产生不同的诉求, 而对原有制度的反对与坚守, 也必然带来世界秩序的转型和重塑。在这种大变局之下, 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以求同存异、 共存共生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协调两者关系, 与全球化相互交融; 在全球化进程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以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全球化的价值和目标; 中国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进程中, 重视大国责任的承担, 未来将以责任和担当赢得尊重和影响力。
当前, 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各种矛盾的交织和翻转,国际形势的跌宕起伏, 使世界呈现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进程方面, 近些年来,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英国的脱欧以及美国在 “美国优先” 口号下的各种 “退群”, 使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流, 人们将此类现象称为 “逆全球化”。学术界对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阐述, 但如果将其放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去思考, 我们会发现当前的逆全球化可以在全球化发展的固有矛盾性中找到根源。实际上, 我们的全球化研究又回到了原点, 而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在现实中的新体现, 中国不仅面临着选择, 而且需要承担起大国责任, 积极地去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 “逆全球化” 问题, 当前的学术界有多方面的研究,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层面: 一是从体系层次去分析, 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 影响了原有全球化发展中的主体定位, 使一些发达国家为适应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进行自身调整。有学者从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等方面去分析 “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 认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解构着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 给整体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1-5]二是从国家层次进行分析。在这方面, 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政策选择转变的分析方面, 认为特朗普所主张的 “美国优先” 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非真正反对全球化, 而是反对会给美国利益带来损害的全球化, 是否满足美国的利益是衡量其对全球化态度的真正标准。同时, 美国的逆全球化主张, 也是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是其恢复实体经济优势地位、 重塑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需求。[6-9]三是关于对“逆全球化” 的应对方面。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 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 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中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方案, 去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与进步。[10-12]以上这三个层面的研究都针对了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化, 是重新认识当前全球化发展的基础, 而本文拟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化进行分析, 力图将体系层次与国家层次结合起来, 既探究逆全球化产生的特殊性根源, 又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性的普遍存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全球化进程的矛盾性
在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 “全球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 这一问题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例如英国学者简·阿特·斯图尔特 (Jan Aart Scholte) 认为: “从把地球当做单一的空间的思想角度而言, 全球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13]中国学者李慎之则具体地将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成是全球化的起点。[14]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时期。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描述的那样: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5]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进程是属于同一个进程, 因为两者有着 “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从起点来看,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开始其漫长历程, 即资本的全球扩张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16]28因此, 现在有很多学者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性来分析 “逆全球化” 产生的原因, 就是基于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 随着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 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 1992 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大会上讲到的: “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 从以上三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其特性。同时, 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以 1999 年 11 月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示威为开端, 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反思。而当前以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等为特征的 “逆全球化” 现象的出现, 再次将人们的思考引向全球化。实际上, 全球化本身的发展一直就是充满矛盾的, 只不过没有突出表现出来而已。其主要的矛盾性表现在三个关系上, 即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关系, 这些矛盾性的关系始终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 并在一定条件下凸显出来。
(一)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基本的矛盾。本土化在这里更多地是指各国发展的民族性。从总体来讲, 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各国的民族性, 有时反而会使一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实际上, 在全球化进程中, 全球化所追求的同一性或趋同性和各国发展的民族性同时存在, 构成了矛盾的统一, 但由于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与本土化的矛盾性也表现得不一样。在以往全球化进程中, 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也使全球化明显带有西方的色彩, 曾经出现英式的全球化、 美式的全球化等。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金融、 技术以及军事上的实力地位, 要求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加入到全球化中来。全球化不仅给这些国家带来利益的增进, 而且他们凭借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 向全球扩展其政治的价值观念。与之相反, 对于那些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弱势位的国家来说, 全球化越是充满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些国家就越不能放弃 “反应性的民族主义”[17], 即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审慎保有自己的民族性。因此,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表现出民族性的一面, 发达国家是用自己的市场经济观念和民主价值理念去改变其他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用国家主权为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独立和自主。
冷战结束之后, 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群体性崛起, 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大逆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之后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2008 年之后经济出现相对衰退。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来看, 当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时, 最合理的庇护就是其本土化或民族性的回归, 尤其是当一些国家将本国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时候。于是, 美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 提出 “美国第一” 的口号, 同时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创设的规则,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并以国内规则去看待和规制国际问题, 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因此, 我们看到, 当全球化是按照美国意志在推进时, 美国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致的, 而当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有悖于美国的意志, 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时,美国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就对立起来, 美国就成为了 “逆全球化” 的代表。
(二)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往往将全球化与国际化混同使用, 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将全球化与国际化做了明确的区分, 他将全球化定义为超越空间和压缩时间的进程, 认为全球化对于世界政治来说具有全新的变革性作用; 将国际化定义为以领土为基础的跨国界交换进程, 认为国际化是国际范围内国家体系进化的基本延续。“全球化彰显了世界政治中新的行为体的兴起和新的关系的出现。国际化则表示原有行为体持续的重要性和原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基于领土的国际进程使得国家行为之间的差异得以继续存在; 非领土的全球进程则将国家之间的差异推向融合, 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为切实适应全球变化而启动的地区进程。”[19]14-15从彼得·卡赞斯坦的区分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球化, 相反, 国际化越增强反而越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碍。
在全球化进程中, 由于国家间经济的日益相互依存以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凸显, 全球整体化的需求越来越强, 促使各国加强彼此的合作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一方面, 全球各国逐渐成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但是, 这些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消除国家体系的存在及其持续地发挥作用, 特别是当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尤其是主要国际力量之间) 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 国家的独特利益就会被凸显出来, 国际化中的问题就会被重新关注。在全球化被强调的时候, 各国关注的是绝对利益, 追求国际合作的达成; 但是当国际化被强调的时候, 各国往往关注的是相对利益, 追求权力和安全等现实主义目标。
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矛盾性之中。一方面, 中美同处全球化发展进程之中, 面临着许多共同性的问题, 需要彼此合作来解决; 另一方面,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而在这种矛盾关系中, 中国选择继续推进全球化, 关注世界的整体性发展, 而美国则选择维护自身利益并以国际化为手段发动贸易战。2017 年底, 美国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将中国定位为竞争 “对手”。2018 年以来, 战略竞争加剧, 美国以贸易战为主导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目前来看, 中美之间的国际化竞争, 不仅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阻碍, 而且将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带来深远影响。
(三) 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
从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来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整体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影响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是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 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冷战结束后, 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全球化的推进曾经寄托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望, 希望通过全球化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 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资本总是流向能给它带来最大利润的地方, 同时, 高科技产业始终在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 这就使处在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得到富裕的生活, 反而与世界的中心区日益拉大了距离。因此, 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 全球化的非正义非均衡的发展属性被凸显出来, 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与此同时,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调整, 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而得到发展, 并逐渐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积极投身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 并将国内资源充分调动起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它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影响力也逐渐增大。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 打破了原有的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权力、 利益结构的均衡, 对全球化的未来有了新的诉求。这种世界的不均衡化发展会带来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 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因素和新的价值。同时, 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立也会在未来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显现出来。
总体来说, 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性始终存在, 并在一定条件下凸显出来。今天的 “逆全球化”、 中美的矛盾性以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性都可以在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分析中找到答案。
三、当前全球化矛盾性的突出表现与中国的立场
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 在当前形势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制度的反对与坚守、 秩序的转型与重塑。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旋涡之中, 并在全球化进程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 中国在全球化矛盾发展中的选择, 将对未来全球化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
(一)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力量, 反映的是全球化主体的纷争问题。事实上, 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而是在各种不同的主体推动下的产物。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 “全球化就像以往涉及到市场和贸易的其他发展一样, 是一项政治工程……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绝不是命运所决定的发展。”
从以国家为主体的角度来看, 在以往, 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 它们掌握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优势, 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更顺利地推进全球化, 西方国家提出限制甚至放弃国家主权的主张。如乌·贝克提出: “在全球性时代, 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21]14。而有些人直接就将全球化作为大国干涉的工具或理论依据, 提出: “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 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 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 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22]27。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抵制者。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经常在世界公开场合批评全球化。他们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 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大国的霸权。20世纪 80 年代后,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它们意识到单纯地抵制全球化是无济于事的, 利用全球化来促进本国的发展是根本的出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加入, 使全球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即从西方国家的单向推动进程变成了双向的作用过程,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当前, 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 “逆全球化” 政策的实质就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并力图阻止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以最大限度地保有对全球化的主导权。
中国的发展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 重拾对全球化的信心。中国不仅要做全球化的受益者, 更要做全球化的贡献者。当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感到困惑和疑虑之时, 中国向世界阐明鲜明的立场: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 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 产品流、 产业流、 人员流,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 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 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中国自身的经验最有说服力。[23]在当前, “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24]5, 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 维护开放的全球经贸体制, 努力使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
(二) 制度的反对与坚守
在全球化进程中, 制度是推动全球化稳定发展的基础, 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条件。面对当前美国的一再 “退群” 以及对原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反动,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美国要反对自己创设的制度, 而中国却极力维护现有的制度? 有学者从中美制度竞争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历史性的大翻转, 认为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25-26]有学者从制度制衡理论出发提出“制度红利” 的概念, 认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利, 但是这种制度红利的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的相对衰退, 它们所获得的制度红利相对下降, 从而产生改变制度的强烈动机; 而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逐渐成为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多边制度的成员国, 其影响力和合法性得到提升, 同时分享着制度所带来的红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红利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新兴国家, 从而使新兴国家改变制度的愿望下降。
在中美制度竞争中, 实质上又体现为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对立。在全球化进程中, 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而破坏多边主义的制度体系, 这实质是霸权思维和现实主义政策取向的体现。中国维护全球化现有的制度和规则, 不仅是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相抗衡, 而且更主要的是维护多边主义规则, 因为它是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根本保障。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的立场, 那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他指出: “我们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要秉持同舟共济伙伴精神, 在二十国集团、 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推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挑战。”[28]同时, 中国也在创设新的制度, 比如为促进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亚投行 (AIIB), 以及为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提供资源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 等等。可以说, 维护了多边主义, 就是维护了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就维护了世界持续发展的前提。
(三) 秩序的转型与重塑
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 主体力量的转换, 制度规则的对立, 都反映了新时期世界秩序的转型特征。“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 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 逆全球化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 通过观念更新、 机制规范调整、 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 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29] 在这一世界秩序转型过程中, “逆全球化” 的出现不仅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全球化, 而且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 让新兴力量的作用得到发挥, 并针对原有不均衡、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提出转型诉求和新的理念。虽然以规则为基础的原有世界秩序还没有彻底转型, 但是已经不是完全西方中心的秩序了, 它已经开始被重新塑造, 非西方国家的理念、 制度将给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 这将是充满矛盾性甚至对抗性的过程。
在 2019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中国领导人强调: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 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 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强调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 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 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 共同把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30]在世界秩序转型时期, 中国顺应潮流, 与时俱进, 继续坚持发展的主线,坚持合作和共享的理念, 推动全球化向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总之, 现今的全球化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了, 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 文化各领域的复杂过程。现今的全球化也不是单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了,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非西方国家已经将理念、制度以及诉求融入到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之中, 但是全球化的矛盾性将仍然存在。中国越来越站在全球化的潮头, 全球化发展的矛盾性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 中国必须反思以往的全球化进程, 看清当前全球化矛盾性的新变化, 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四、中国的作为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 美国等西方国家 “逆全球化” 的行为给全球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作为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 所要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一) 理念上: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31]这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写照,也是中国的世界理念的体现。这里所蕴含的关键思想是: 中国与世界是融合的, 而非对立的; 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 而是谋求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将这一理念放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就是中国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将自身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割裂开来, 去单纯追求个体利益的实现。中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以求同存异、共存共生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协调两者关系, 使中国特色与全球化相互交融, 既不使本土化被全球化否定和扼杀; 也不使本土化成为全球化的主导, 推行所谓的中式全球化。
(二) 为全球化设定新的价值和目标
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后, 全球化才真正改变西方大国单向主导和推动的局面。世界的异质性发展打破了西方大国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垄断, 多元主义使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和价值观念得以传播并影响世界。
面对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不同制度、 不同类型、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 利益交融的现实, 面对世界动荡和不确定性增强的挑战, 中国切实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其核心归结起来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贫穷, 要合作不要对抗, 要共赢不要单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因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 主张天下为公, 推崇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这种理念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全球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价值和目标。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 联合国多项决议纳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 有助于将这一中国的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
(三) 重视责任的承担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面对 “世界怎么了, 中国怎么办” 的时代之问, 中国需要重视对国际社会责任的承担。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 也越来越 “社会化” 了,因此, 对大国来说, 未来世界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权力, 而是责任。中国在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的进程中, 要避免与其他大国的权力争夺, 而要以责任来赢得世界的尊重。目前, 中国的世界贡献正像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白皮书中总结的: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 “中国红利” 创造了更多机会,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如搭建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等, 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此外, 中国一再强调绝不走 “国强必霸” 的路子。国强必霸, 是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评判中国, 并不是什么历史定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不会改变。
(四) “一带一路” 的实践创新
中国的理念和价值, 集中体现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实践中。“一带一路” 承载着“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多元、自主、 平衡和持续发展; 深化区域合作,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 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 的重要使命, 中国学者将 “一带一路” 看做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从 “一带一路” 的具体实践来看, “一带一路” 开创了全球化发展中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 所要建设的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 这种新型关系就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 追求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关系。在这些实践创新中, 中国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之中, 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缓解并规避了全球化发展中所遇到的矛盾困境, 为今后有效推进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 全球化是历史趋势, 不是哪个国家的 “逆全球化” 行为可以改变的, 但全球化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发展过程, 它需要各国的积极推动。中国推动的是新型的全球化, 它不再是 “西方化”, 也不会是 “中国化”, 而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产物; 它不是强调个体发展的全球化, 而是将个体的发展寓于世界整体发展之中, 谋求世界的共同发展的全球化。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性的新的表现和变化, 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但中国决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这是中国的信念, 也是中国的责任。（注释略）
作者分别为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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