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热热闹闹跌宕起伏地打了快两年的贸易战终于在12月13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大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度日如年的心终于可以稍微安放一下，所以2019年最大的“赞”应该送给不辱使命的中方贸易谈判团队，将中美经贸关系从即将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为什么能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因为美国久攻不下，内困外焦，中国拼死抵抗，也快精疲力竭了。如果中美未能在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美国进一步加征关税，中国随即反制，不仅这个新年中美没法过，而且未来的日子恐怕大家都不好过。不过年总有过完的时候，美国人的新年马上就结束，中国人的春节很快就到来，欢乐祥和的日子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中美在多个维度的分歧和冲突能让这种欢乐祥和维持多久呢？
贸易逆差
据美方统计，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为1203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5395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就承诺要解决的问题。美国认为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吃了亏，因为“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然而，中国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结果，中美贸易本质是互惠互利的,等等……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扩大贸易的章节就是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增加200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即2020-2021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达到3203亿美元，平均每年的总进口额达到1600亿，平均每年比2017年进口额增长约34%。中国多剁手多买点美国货，似乎问题不是太大，希望其他WTO成员都先忍忍不要有什么不满。
然而这真的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吗？可能性不大。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大部分仍然在，被迫转移的制造业大多数都转移到其他新兴国家了，比如东南亚的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美国与中国减少的逆差可能最终都转移到其他新兴国家了。这种转移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趋势，即使美国现在立即取消所有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的生产成本高涨，以及产业链全球布局以降低风险的需要，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外流的情况可能也是无法遏制的。
也就是说，未来两年中国出口美国在减少，从美国进口在增加，中美贸易逆差一定会缩小，但是美国自己的全球贸易逆差可能还是那样，只是逆差的对象会重新洗牌。美日美德等贸易摩擦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
价值链
如果根据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附加值的高低划一条线的话，不同国家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可能不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大多是尚未工业化的国家，生产一些初级的资源类产品，或者处于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资本投入不大的低端工业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以后，这些国家往往会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中端制造业，比如家电、汽车等。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以后，这些国家会继续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走的就是这条路，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中心，正在从价值链的中端往高端攀升的过程中。美国虽然面临产业空心化，但是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因为美国在价值链高端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美国在对华301调查中对《中国制造2025》如此深恶痛绝的原因就是中国往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决心和举措真正动了美国的奶酪。试想如果中国真的一举拿下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可能就真的砸了美国的饭碗。
为此美国制造出了“强制技术转让”的舆论，找出了“国家安全”的借口，动用了“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甚至威胁动用“经济制裁”等手段，全力打压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如果说美国的301关税打压的是中国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中低端产业，那么美国使用“出口管制”和“投资安全审查”甚至“经济制裁”等手段打压的更多是中国的高端产业，从而形成从价值链的两端对中国产业进行夹击的态势。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前两章是关于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内容，中国做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双方也达成了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妥协。但是，显然中国不可能放弃往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发展权利，美国也会继续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在高端价值链的垄断地位。中美在这个方面的分歧似乎没有解决方案，除非在下面两个分歧上中美能有共识，否则美国可能只有继续打压，中国只有加速自主创新或加大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彻底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
经济体制
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用西方的观点来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和“包容”的政策，即美国期待通过这一政策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中国终将变成一个与西方国家相同或相似的所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体。但是美国的期待落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与西方迥异的道路。中国不仅没有成为西方国家所期待的经济体制，反而成为了一个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1）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经济的主要部分或重要方面，（2）国家通过经济规划和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手段推动和干预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给西方带来的挑战有很多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最多的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中国党和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中国经济，没有按照市场原则对生产资料进行分配与定价，中国政府给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导致诸多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等等。美国当然不会宣传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如何成功地在中国入世十多年后，将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让7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如何帮助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有没有问题，要不要改革，答案是肯定。但是，如果按美国的体制来发展经济，中国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看看身边的印度大概就知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或许印度人民再奋斗一百年也不一定能赶上美国。
为此，美国给中国贴上了“非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的标签，抛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与WTO不相容、现行的WTO规则无法约束中国的论调。在具体行动方面，美欧日三方还意图联手给中国量身订做打造一套针对“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新国际经贸规则，美国也在区域和双边协定中推动签订美国主导的新规则，甚至在这些规则中加入了“毒丸条款”以孤立中国。
中美第一阶段的协议未涉及这些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或许会是下一阶段谈判的重点。显然经济体制的问题在多边特别是WTO层面是无解的，即使美国再怎么卖力，只要中国不松口，美国在多边层面也很难推出限制中国的规则。因此可以预见美国还会在双边或区域层面不遗余力地拉帮结派另起炉灶搞新规则孤立中国，中国也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包括RCEP在内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推进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虽然莱特希泽在近期的采访中也提到了两种体制的融合，为中美解决这一冲突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怎么融合？是美国准备接受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美国已经有了改造中国经济体制的灵丹妙药？
全球治理
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让美国在经贸领域感受到了压力，中国推出的其他政策倡议也让美国如鲠在喉，担心中国将动摇或取代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绝对霸主地位。比如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治理中国，更应该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还在国际上将自己树立成值得学习的典范，宣传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相较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更为优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担心中国要借助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推行中国的体制和模式，推动建立以中国为首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最终取代美国。
尽管中国反复强调中国只会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温良恭俭让，从来没有对外侵略的历史，但是美国不相信。美国反复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质疑中国提出的以“中国智慧解决世界问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宣扬脱钩论、新冷战等。在具体行动方面，阻止其他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军事手段插手南海事务、通过立法的方式干涉中国香港、新疆和台湾事务等，以让中国自顾不暇，无力推进全球雄心。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的冲突更多是地缘政治或者国际政治层面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推出的重大战略，断然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担心和不满就彻底放弃。随着中国各方面的利益遍布全球，没有点全球雄心，可能只能任人宰割。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的雄心可能会调整或收缩，但是要让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偏安一隅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启示和展望
中美四个维度的冲突中，美国与日本欧盟等也有前两个冲突，但是他们没有后两个冲突。这就决定了解决美日美欧之间冲突的经验和办法对于解决中美之间的冲突的参考价值不大。
中美之间后两个冲突的根源是缺乏互信。在打了两年的贸易战后，中美互信的基础被严重破坏，不论中国出台什么政策，如何释放善意，都有可能被美国误读和曲解。同样是5G，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可以，华为、中兴不可以。同样是往价值链高端攀升，德国的《工业4.0》可以，《中国制造2025》不可以。当然互信是双向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可能确实有摆脱美国的控制和依赖的一丝念想，但是如果美国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戴着有色眼镜，以疑邻盗斧的态度整天对中国指指戳戳动手动脚，怎么能让中国放心呢。
中美脱钩和新冷战可能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不幸。如果中美之间能有互信，对彼此的战略意图有清楚和明确的判断，那么任何维度的冲突可能都有妥善的解决方案。希望中美在新的一年相向而行，把已经倒塌的互信一点一点重新建立起来。或许，美国接纳中国的崛起，中国承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美联手大快朵颐，岂不快哉！何必相互隔离、搞的你死我活，大家都没安生日子过。
作者简介:管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学院国际法与经济学硕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管健律师于2005年加入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历任律师、合伙人，于2016年加入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管健律师被评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商务部律师事务所库入库律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专家。管健律师专业从事WTO和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案件代理和理论研究，包括反倾销、反补贴、WTO争端解决、贸易壁垒和贸易政策等。
本文不代表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学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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