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美元首大阪会晤后特朗普再度出尔反尔，破坏了中美经贸共生共赢的关系。美中加征关税、反制关税的摩擦对抗加剧了风险失控。美中不平衡贸易量和产品结构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摩擦地位，中方反制关税易陷入特朗普的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美中加征关税、反制关税未必一定是杀伤对方的，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情境。中方应以促使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为要义，警惕零和思维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立场是：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以磋商合作而非对抗姿态化解经贸摩擦，发展中国经济、平稳好就业。举措是：打破被动应对摩擦的做法，对标世行营商环境标准，提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动力；借力连续的进博会，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提升中国经济汇聚力，以避免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关键词】大阪会晤;加征关税;反制关税;非对称;中美经贸摩擦
【来 源】原文将刊载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5-12页。已在中国知网首发。
正文
中美元首大阪会晤后，特朗普再度出尔反尔，严重破坏了中美经贸共生共赢的关系。当前在没有第三方调停的情况下，美中之间加征关税、反制关税的摩擦对抗和不信任急剧放大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张力。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当前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存在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中方可决然采取反制手段阻止贸易摩擦升级;二是无视中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片面夸大反制关税手段的有效性;三是宣扬零和思维意识拒绝美资美货，实则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本文基于大阪会晤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问题，剖析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认识上的误区，提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举措和基本立场。
一．大阪会晤后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风险问题
(一)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相互不信任放大了未来的风险变数
大阪会晤后特朗普以商业谈判作风再度出尔反尔，加剧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事实上，2019年6月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了中方关于中美经贸合作的立场:“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选择，重大原则问题中国绝不让步”。6月29日，中美两国元首G20大阪会晤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两国元首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美方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7月30至31日，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中方根据国内需要拟增加自美农产品采购以及美方将为采购创造良好条件等。但是，8月1日特朗普发布推特表示:“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美国将从9月1日起，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不包括已有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被加征25%关税。”特朗普指责中国没有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由此，特朗普再度出尔反尔，加剧了中美经贸摩擦和相互不信任，使得双边未来充满着变数，这破坏了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形成的中美经贸合作共生共赢的关系。
(二)美中加征关税、反制关税的摩擦对抗加剧了风险失控
2019年8月6日，为反制美方宣称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中方对8月3日后新成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关税，中国相关企业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这一标签不符合美国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汇率操纵国”的量化标准。8月15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发布了3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调整，因医疗、安全等考虑排除了大约1%的商品;推迟了手机、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器以及某些鞋类和服装等占比59%的商品征税日期至12月15日;剩余40%的商品征税日期仍为9月1日。作为反制，8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目、约750亿美元商品，加征10%、5%不等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时01分、12月15日12时01分起实施。同时，自12月15日12时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25%、5%关税。中方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工作。结果，8月23日特朗普随即通过推特发布:美国在10月1日起将把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30%;定于9月1日生效的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从10%提升至15%。据此，加征关税、反制关税的摩擦对抗方式加剧了风险失控。
二、当前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张力的认识误区
2018年4月以来，随着美中之间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甚至加剧，一些错误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把中美推向对抗的边缘。概括起来，主要存在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主张不计后果采取“以战止战”的反制手段阻止贸易摩擦升级;二是无视中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片面夸大反制关税手段能有效杀伤对方;三是宣扬零和思维意识来拒绝美资、抵制美货，实则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下面具体揭示这些认识上的误区。
(一)“以战止战”方式很难起到缓和美中经贸摩擦张力的效果
中方本冀望采取“以战止战”反制手段阻止美方经贸摩擦升级，促使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回到磋商解决经贸分歧上来。因此，对美国约750亿美元输华商品加征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特朗普反而当天就通过推特发布报复性举措:美国将在10月1日把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30%;定于9月1日生效的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从10%调高至15%。并且，特朗普连发7条推文，甚至称美国不需要中国，美国企业应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供应商，或者把企业从中国撤回美国。这是特朗普在经贸摩擦以来对中国作出的最强硬的回应。至此，反制策略收效甚微。
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和高科技及农产品生产大国，以及世界金融市场的掌控者，中国对美经贸谈判既不是单方面的妥协，也绝不是单方面的寸步不让，需要在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基础上进行互相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而维护好与美方合作的整体基调。
(二)美中不平衡贸易量和产品结构决定着非对称摩擦地位，反制关税未必杀伤对方
在喧嚣的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中方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急剧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对抗中，美中不平衡贸易量和进出口产品结构决定着中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中方跟随特朗普当局进行反制关税未必是杀伤对方的手段。
第一，美中双边不平衡的贸易量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中方不必要跟随美国进行反制关税，以免陷入特朗普预设的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根据美国普查局统计，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11.6%(增加43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为1203亿美元，比去年下降7.4%;美国从中国商品进口为5395亿美元，增长6.7%。据此，中美双边贸易量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这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作为商品贸易最主要的卖方，中方不必要再跟随特朗普政府进行反制关税，以避免落入螺旋式加征关税陷阱。
第二，美中双边进、出口产品结构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中方应以促使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为要义。美国从中国进口呈巨大贸易逆差的都是些成熟技术的工业制造品，基本上具备一定工业能力的国家都能够生产。一旦中美发生经贸摩擦全面对抗，美国经过一段调整期能够找到充裕的供给商。但是，中国从美国巨大进口的产品要么是先进技术制造品如波音飞机、芯片和先进机床设备等，要么是优质的农产品如大豆和棉花等。这些产品囿于先进技术条件约束、囿于季节性气候条件约束等，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的。一旦中美发生经贸摩擦全面对抗，中国找到充裕的供给商比较困难。因此，双边进、出口产品结构决定着中美处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和工业制造品生产大国，以及贸易最主要的卖方，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应以促使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为要义。而且，中美双方都严重关切就业问题，因而需要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以回归磋商为要义。
第三，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反制关税未必是杀伤对方的手段，需要区别对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方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和中方反制关税未必一定就是杀伤对方的，这要看征税是增加对方的生产成本还是增加己方的中间品进口成本和最终消费品价格，二者是大不一样的。存在着四种情境:一是美方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若该产品是作为进口中间品，则征税会直接增加美方企业的生产成本。因为中短期内其他国家即使想替代中国的中间品，但是囿于生产要素调整配置、产品技术对接能力、生产成本和生产能力等，使得它们无法替代中国生产这些中间品。结果，美方对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中间品征税反而是不利自己的。二是美方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若该产品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则会有两种结果:(1)短期内，若美方进口商找不到合适的其他国家最终品替代中国最终品，则进口征税会直接转嫁美国消费者并增加其支付最终消费品的价格，结果是不利于美方的。(2)中短期内若美方进口商能够找到合适的其他国家最终品来替代中国最终品，则美国进口商会反过来施压中国出口商、压低中国企业销售价格，直接侵害中国企业利润和国际竞争力。三是中方对美国商品反制进口关税，若该进口产品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则同样有两种结果:(1)短期内若中方进口商找不到合适的其他国家最终品来替代美国最终品，则中方反制关税是不利于自己的。如进口美国先进技术制造品如波音飞机、芯片和先进机床设备等，美国优质的大豆和棉花等囿于季节性气候生产条件约束也属于此类产品。(2)中短期内若中方进口商能够找到合适的其他国家最终品来替代美国最终品，这才是能反制美方的。四是中方对从美国进口商品反制关税，若该产品是作为进口中间品(比如，饲养奶牛的草料和豆沫)，则会直接增加中方企业的生产成本。因为中短期内囿于季节性生产条件和地理气候的独特性，中国乳制品企业发现很难在美国之外找到理想的奶牛草料和豆沫的供给商。结果，中方反制关税将导致生产成本抬高反而不利于自身。据此，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反制关税未必一定是杀伤对方的，很可能对自己不利。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中方对从美国进口的优质草料和豆沫反制关税，光明乳业等恐怕难以为继，上海人和杭州人就很难喝到高质量的光明优倍鲜奶了。
(三)零和思维实质是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经贸关系
回溯1949年、1979年、1999年和2019年这四个逢9的年份，都是新中国处于重要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其中，1949年新中国建立与美国杜鲁门政府“脱钩”;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与新中国正式建交，中国实施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1999年中国与美国克林顿政府就中国加入WTO完成了入世前的磋商谈判，中国实现了深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使得中国与美国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正变得非常脆弱。若继续采取反制关税的模式与措施，很容易陷入特朗普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结果就是走向中美脱钩。上述这些特殊的年份值得记忆和回溯，这些年份都是中美关系冷暖直接影响中国经贸发展的很好的历史事例，值得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枉顾历史去空谈中美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相是，凡是中美关系改善时期，都是中国经贸发展的上升时期，也是中国民众受惠最大的时期;凡是中美关系交恶时期，就恰好相反。
当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因而中美经贸关系交恶也非常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Bown和Irwin(2019)撰文指出“单边行动将使美国经济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把美中经济分开，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付出经济代价。”据此，中方需要反对以零和思维意识来制造拒绝美资、抵制美货的假爱国、不爱民生福祉的零和思维陷阱;美方也需要反对以零和思维意识来制造“吃亏”幻觉，反对宣扬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抵制中资以及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行为。这些将严重损害美中经济关系、撕裂全球贸易体系，实质上是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经贸关系的行为。
三、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举措和基本立场
第一，在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中，中方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基本立场是以磋商合作而非对抗姿态化解经贸摩擦，发展中国经济、平稳好就业。举措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和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中国经济，不要为特朗普当局“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
2018年10月31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跨境贸易、纳税、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10个指标评估了世界上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中国大陆排名一次性提升了32位，目前位列世界第46位。尽管如此，2019年中国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和纳税上排名较差，分别位列第121位和第114位，需要大幅改进;在获得信贷、跨境贸易、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上也值得进一步改善。据此，要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带来的不利经贸和投资形势，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花大力气着手解决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问题上的短板。重点是简化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手续数量、极大压缩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天数;同时按照李克强总理《2019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要求，重点降低企业总税收和缴费率、改善报税后流程管理等来降低企业成本。藉此，积极构建和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在扩大贸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外商投资和扩大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上多做改进，力争将原有的外资存量留住的同时，吸引一大批新型高质量的投资，以期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外贸进而形成稳就业的关键支撑力。
第二，通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来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立场不动摇。举措是抓住国家落实第五批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契机，赋予和提升自贸试验区更大的制度创新动力，改善和提升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对标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吸引新型高质量的内外资企业入驻自贸试验区投资，以避免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2019年8月26日，随着第五批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布，我国自贸试验区布局已变成1+3+7+1+6模式，数量上增加至18个(包括2013年上海;2014年广东、天津、福建;2016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2018年海南;2019年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各省份自贸试验区将根据区位特征，结合本省域资源和要素禀赋，通过制度创新，引领和推动本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当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乃至全国所有的自贸试验区都需要大力提升营商环境，敞开欢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以实际招商引资行动坚决反对特朗普当局试图制造中美产业脱钩。中方需要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好外商在中国投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花大力气吸引他们留在中国，以期维持好我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全面挂钩。
第三，通过进博会共享中国市场来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立场不动摇。举措是抓住中国连续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历史契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演讲中指出:“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将进博会打造成“一流企业、一流产品、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成效”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交易平台。以进博会为契机，打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让世界共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促进与国际上游企业合作，让中国行业企业更好地对接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形成跨国企业持续对华投资的吸引力，推动内外资高质量发展，自然就抵制了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脱钩”的风险。同时，通过进博会，扩大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给国际社会对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产生稳定的市场预期效应，打造出以进口为主题的多功能交易平台来促进“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进而推动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第四，推动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的基本立场不动摇。举措是打破当前被动应对特朗普当局制造摩擦的做法，采取多管措施应对摩擦升级。
首先，中美两国具有磋商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和积极建设者，中美在寻求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同时，更应重视双方在“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目标和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其次，主张中美重回经贸磋商谈判有着共同的利益，否则是双输的结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主要制造品生产大国，又是最大的贸易卖方，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应以促使美方重回经贸磋商谈判为要义。当前我方被动的应对行为，一是易陷入特朗普预设的螺旋式加征关税的陷阱，二是这种螺旋式加征关税对贸易最主要的卖方的负面冲击更大。而且，美方加征关税、中方反制关税未必一定就杀伤对方。如果美中全面开打贸易战，势必对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也完全不符合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利益优先”理念，也无助于美国白宫高度关切美国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2019年8月29日，中国商务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愿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与合作解决问题。相信这是中方善意的努力。再次，中方可通过利益斗争促使美方走向磋商合作。一是大力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间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二是可凭借买方市场优势，推动大宗商品如原油、铁矿石等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三是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四是在美债价位高的时候，可通过有意识减持美债换成黄金，适当触动美元信用进行市场性警告，实现以“斗争”促使中美走向磋商合作。最后，中方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对标世界银行营商标准、打造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中国经济汇聚力，做好斗争促合作的经济能级准备。据此，需要反对以爱国名义拒绝美资、破坏中美共生共赢经贸关系的行为，相反，需要大力提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欢迎外资来华投资兴业，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中美脱钩;中美都需要抛弃零和思维意识，形成正常的竞争合作来提升中美共生共赢的经贸关系。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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