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就曾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高速增长，80%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然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影响机制既包括对现有工作的破坏与创造，还包括对现有工作岗位的调整，尤其是对现有工作方式的重新组织。这两方面的影响对雇员、雇主及家庭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技术进步的发展速度与影响范围一直饱受争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尽管理论界对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长期潜在经济增速有着广泛的共识。但近年来，以数字经济为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1]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越来越受关注。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现在技术进步未对全球劳动力市场造成现实冲击，但有别于以往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影响，此轮技术进步浪潮可能已超过“临界值”，使得经济社会的“技术失业率”在不久的将来或呈增速上升趋势。反对的观点认为，此轮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要大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技术创新对现有就业岗位带来冲击，但此类负向影响并非不可避免。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取决于社会选择与政策行为。因此，就业丰富型数字经济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2]
可见，有关新一轮技术创新对未来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未形成定论，加之发达国际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创新领域存在巨大的跨国差异，因此，厘清或归纳此轮技术进步的关键性问题，可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及政策制定奠定基础。
技术进步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并不断动态演进的资源密集型投入过程。其不仅受经济因素驱动，还受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综合驱动。同时，技术进步不是同质的，而是在广义上被定义为，以数量或质量等不同形式影响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变革和创新。其具体反映为创造新知识、进行原创或改进现有产品、实施不同的生产技术、改变工作场所或商业模式，以及促进这些创新在经济中的广泛传播。
1.前几轮技术革命对就业市场影响的回顾
尽管技术革命最终可能会促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技术进步通常始于“节省劳动力”的效率增长（即裁员）。这种提高技术效率的速度往往较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的机会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革命往往最先表现为工作破坏，而技术进步对就业岗位的补偿行为通常是以更慢的速度进行的。因此，历史上，技术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一直是反对者的主要关切。早在1930年，J.M.Keynes (凯恩斯)就将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称为“新疾病”（a new disease），并引入技术失业概念，即，节约使用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超出了其能带来新就业的速度。
自1919年成立以来，国际劳工组织（ILO）就有关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跟踪研究，产生了三份有影响力的报告：第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ILO研究有关机械化和自动化发展（即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使得工人的工作可以用机器进行的算法进行编码）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报告指出“过去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技术创新导致全球就业量下降。相反，它表明，这些创新虽然可能会导致部分就业领域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却导致其他领域的就业增长”（ILO，1957）。第二，有关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冲击的悲观情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断加强，出现了“自动化恐慌” （Automation Scare），ILO在1972年的国际劳工大会（ILC）上讨论了“自动化和其他技术发展对劳动和社会的影响”，讨论结果否定了“自动化恐慌”的悲观论据，加强了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正面影响的结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对“自动化失业”的担忧促使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担忧并没有发生。第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技术创新得到进一步推动，并呈现周期性上升趋势。同时，全球就业总量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有所增长。OECD数据显示，1960-2015年，OECD成员国就业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左右。事实上，ILO“世界就业报告”（1996，2001）也指出，总量数据并不支持对大规模技术失业的恐惧（“工作的终结”）。[1]
2.当前技术变革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显性特征
一方面，技术变革与全球化下持续增加的竞争压力相结合不断促使生产过程呈现自动化与碎片化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在摧毁工作岗位的同时，还弱化了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促进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分析均不支持技术进步对整体就业形势的悲观判断。然而，历史并不总是重演。就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是否会呈现较以往不一样的特征值得仔细观察与深入研究。一些观察家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与迄今为止的历史模式的最大背离”，凸显了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的独特性。（Schwab，2015[1]）这类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是在前一轮技术变革（包括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成就基础上形成的，并将他们汇集在一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指数级的生产力增长。自动化的加速发展也产生了更强的工作替代效应。促进工业4.0时代的新制造技术有望在物流、通讯等领域引入新一轮自动化浪潮——通过制造配备有传感器的自动化机器人并将其应用到收集、分析数据的数据网络中，能有效促进生产过程的“内部-内部”连接，促进价值链的自动化实现，此举或将显著提高生产力。
然而，全球化发展使得企业提高生产力并不断降低成本的压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巨大。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促使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碎片化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创新的两个长期趋势，并不断通过节省劳动力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摧毁就业岗位。因此，反对者认为，长期看，当前技术革命对就业的摧毁程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
现有研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样存在两种观点。Frey & Osborn（2013）[2]研究自动化对何种岗位的潜在影响最大。结论显示，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7%在技术上存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被替代的潜在风险，在英国这一比例为35%，德国、法国情况与英国相似。ILO对东盟国家的研究结论也显示，东盟地区大约60%的就业人口存在被替代的风险（Chang & Hyunh,2016）[3]。然而，批评者认为，自动化不会摧毁完整的职业，虽然部分职业的工作机会将消失，但自动化主要改变的是职业内部的具体工作形式（Autor and Handel，2013）[4]。Arntz，Gregory和Zierahn（2016）[5]认为，自动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作岗位的性质和具体任务，但是工作本身并不存在风险。研究显示，OECD国家中，平均约有9％的职位处于高度自动化的风险之中。其中，奥地利为12%，德国和西班牙为6%，芬兰和爱沙尼亚受影响的职业比重更低。除自动化外，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往往促进了外包/离岸外包的发展，使生产过程更加分散（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发展），进而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就业“替代”。
总的来说，伴随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激烈竞争将持续推动生产的自动化和碎片化。一方面，需要复杂技能的新生产技术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例如，新的机器人可以执行缝纫任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渗透，功能强大的算法和学习软件（人造智能）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工作分解，导致工作岗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Brown，Lauder和Ashton（2011）[6]提出了“数字泰勒主义”过程。即，数字化降低了制造过程专业工序技术成本，弱化了发达国家技术比较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高技能低收入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加，高技术含量生产过程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便是复杂的服务任务现如今也可通过数字化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包。
另一方面，虽然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创新会导致就业岗位流失，但这些创新及其预期后果有可能引发新的经济活动并创造就业机会（在总体水平上有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Vivarelli（2007）[7]。新一轮技术革命创造新工作的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某一特定部门新技术与就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例如，Autor（2015）[8]指出，自动柜员机的引入减少了柜员的劳动力需求，但是这被分支机构数量的大量增加所抵消。此外，新技术本身使银行能够拓宽业务范围，从而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第二，技术溢出效应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工作流程创新的技术会为生产性行业创造工作需求。例如，新的机器人和智能机器开发、设计、建造和维护等会产生新的岗位；生产系统，物联网，数字经济，无人驾驶汽车等也会增加相关基础设施需求，从而创造就业；运输设备和IT设备建设的需求也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电力，运输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就业。
第三，技术创新导致其他创新。新的科学知识不仅为工艺技术而且为新产品的开发开辟了“可利用的机会”。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商业模式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具体而言，工业物联网和大数据创造了一种新的“制造-服务”商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制造业与数据创造相结合，导致了额外的新的产品。例如，米其林已经开发出带有传感器的轮胎，以收集道路状况，温度和速度信息，从而为卡车司机提供服务，以降低油耗和成本。同时，像Google这样的软件企业通过开发无人驾驶汽车将新技术扩展到制造领域。
第四，技术进步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有助于提高产出并增加就业岗位。Acemoglu和Restrepo（2016）[9]研究指出，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转化为更高的工资收入与更低的价格，即产生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并促进产出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导致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企业利润，从而刺激投资，促进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这些效应有助于弥补其导致的就业损失。
第五，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工时的下降，从而增加了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例如，有助于创造体育，健康，娱乐，旅游，音乐，电视，电脑游戏，餐馆，博览会等方面的相关就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新生产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收益的分配对于确保购买力和需求的增长至关重要。
若以上机制成立，则技术进步替代了岗位，而不是工作本身 (“Technology eliminates jobs, not work”)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对不同国家就业市场的破坏与创造过程并非同质。经验证据表明，各国在促进技术创新的投入、数字化发展和融入全球价值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表现各异。(Timmer et.al, 2015; Graetz & Michaels, 2015) 例如，德国机器人使用率高于美国，但其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程度远低于美国。可见，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还受到非技术进步本身的因素影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短期就业流失产生“补偿效应”，但市场并非真空，其创新能力又为新的经济活动配置资源。学会并适应市场竞争已被证明是产品创新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决定因素。(Cheon，2014；Nübler, 2014; Paus, 2014)
3.技术进步与就业质量
上文分析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可能并不像一些悲观观察家所暗示的那样消极。技术创新对就业创造具有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然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积极结果往往取决于公共部门如何处置一些关键性问题。具体包括：
第一，即使总就业人数增加，我们如何能够避免破坏好工作和创造不好的工作岗位。Gordon（2016）研究指出，“计算机时代造成的问题不是大规模失业，而是好的、稳定的、中等水平的工作逐渐消失，并且这些工作逐渐从发达国家外包到发展中国家”。
第二，如何制定有效措施，降低短期技术进步对工作的破坏程度，减少技术进步的负向溢出效应。这不仅仅是市场的职责，也需要依靠公共部门的政策努力。
第三，技术变革是长期的浪潮，生产力提升的创新，以及由创新导致的就业破坏阶段之后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阶段，即进入Perez（2013）称之为“创造就业的黄金时代”。然而，市场无法自动实现这一转变。历史表明“创造就业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社会的选择，受到公共部门政策的影响，需要通过促进社会转型与政策引导来实现。这本质也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Nübler，2016）。Perez（2013）根据其所构建的历史分析框架指出，当前各国正处于他们需要做出社会和政治选择的转折点，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和发展新的机构，以推动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4.工作两极化或“空洞化”问题
技术变革不仅影响就业数量，而且影响就业性质与质量。虽然描述工作质量的方式有很多种，但ILO（1990）把工作界定为“一系列由个人执行或参与执行的任务和责任，包括雇主与自营职业”。这一定义决定了工作的范围，性质和特点，而工作属性又决定了职业特性。Autor（2003）进一步指出，作为工作的任务既可以是日常工作，也可以是非常规的，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研究表明，自动化首先取代了体力劳动中的常规工作岗位，最后逐渐取代体力劳动中的非常规工作岗位。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已逐步实现对脑力劳动中常规与非常规工作的替代可能。机器人虽然不会取代人类，但会导致未来工作越来越集中于那些不能由计算机执行的任务，结果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Frey，2016）这将导致一个潜在的问题：对高技能职业的需求增加是以中等技能岗位替代为代价的，如此是否会导致工作的两极分化或“空洞化”。例如，Autor，Levy和Murnane（2003）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工时占比相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作岗位而言有所下降。Graetz和Michaels（2015）以及Timmer，Los和de Vries（2015）等估计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以来，机器人化和全球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对美国的研究结论显示机器人及全球化导致了美国就业市场两极化或“空洞化”发展，但其他国家经验研究并不显著支持上述结论。
就业岗位两极化或“空洞化”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表现呈现分化态势。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仍然较低，只有少数国家通过技术升级创造了经济活力，从而实现了经济转型。ILO（2015）研究显示，各国职业构成变化的模式差异很大。虽然一些国家增加了高技能密集型和中等技能密集型就业岗位的份额，但另一些国家则表现出就业两极分化。防止就业两极化或“空洞化”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市场无法自发对就业市场两极化与“空洞化”变化进行调节，公共部门需要就技术创新的复杂过程积极主动的制定慎重的政策，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这点至关重要。
有证据表明，成功实现赶超战略的亚洲国家，通过实施产业，贸易，投资，教育，培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等系列政策，成功实现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高科技行业和高劳动力需求弹性行业的转型。许多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却一直无法走出就业两极化或“空洞化”矛盾。最近的经验再次表明，亚洲国家通过嵌入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促进了本国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助于吸收发达国家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就业转移，而拉美国家则采取了降低经济复杂性的策略（Nübler，Kümmritz和Rubínová，2016）。
5.技术进步下生产率增长带来收益分配问题
促进生产力增长的技术进步会产生规模经济及生产率增长，从而提高技术所有者的收益。那么，如何在国家内部及全球范围内实现这种收益的合理分配尤其重要。然而，鉴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主要归技术所有者，因此，技术创新容易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ILO，2014）。上文提到的就业岗位的碎片化发展容易导致许多国家不同岗位技能需求差异从而使得技术生产率收益分配不均。现阶段，已有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扩大了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对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有偏”的影响。（Piketty，201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深化，不平等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
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成果收益应被广泛分享，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集中发展趋势会在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同时抑制社会整体消费，从而制约潜在经济增长。鉴于此轮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时间复苏乏力，叠加“技术性失业”矛盾或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进而打击全球经济复苏。为此，为缓解技术进步下的生产率发展不均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矛盾扩大，各国需要就此进行政策协调。
全球不平等矛盾的增加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包容性发展带来挑战，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治理机制，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全球治理机制需要就此矛盾进行研究，并致力于达成解决这一分歧的全球共识。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推动下，二十国集团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矛盾，并从不同视角提出解决方案。例如，在2016年杭州峰会期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首提包容性增长，2017年德国汉堡峰会进一步提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韧性，2018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关注“未来工作（Future of Work）”，2019年日本大阪峰会提出健康全民覆盖，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多边机制致力于解决全球化与不平等矛盾，促进社会包容性增长的努力。
• END •
注释：
1. 这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一门综合了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哲学的交叉学科。凡是使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觉得等功能，均和认为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确立人工智能（AI）名称和基本内涵起，人工智能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以及本世纪初期至今。受制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性能技术瓶颈及本世纪初期的经费危机，人工智能在前两次发展均未形成全球浪潮。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大数据的发展以及将神经网络相关内容引入机器学习并人工智能之中，加之工业界大规模投入的增加，使得人工智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成为此轮技术革命数字化浪潮中最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Nübler, I., 2016. New technologies: a jobless future of golden age of job creation, Working paper 13, Research Department, ILO, Geneva.
2. ILO. 2015. Employment and new technologies: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s youth, Background note, African Regional Meeting, 30 November – 3 December 2015, Addis Ababa.
3. Schwab, K. 2015.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oreign Affairs,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https://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5-12-12/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and e-book http://www3.weforum.org/docs/Media/KSC_4IR.pdf.
4. Frey, C. B. and Osborne, M. A.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Working Paper No. 7, Oxford Martin School, University of Oxford, 34 Broad Street, Oxford, UK.
5. Chang, J. H.; Huynh, P.; Rynhart, G. 2016. ASEAN in transformation. The Future of jobs at risk in automation, Bureau for Employers’ Activities (ACT/EMP), Working Paper No.19, ILO, Geneva.
6. Autor, D. H.; Handel, M. J. 2013. “Putting tasks to the test: Human capital, job tasks, and wag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Arntz, M. G. ; Zierahn, U. 2016.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89, Paris, OECD Publishing.
8. Brown, P.; Lauder, H.; Ashton, D. 2011. “The global auction: The broken promises of education, Jobs, and Incom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Vivarelli, M. 2007.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A Surve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262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10. Autor, D.H. 2015: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9, No. 3, pp. 3-30.
11. Acemoglu, D.; Restrepo, P.; 2016. 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252, Issued in May 20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050 Massachusetts Ave., Cambridge, MA.
作者李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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