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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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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

作者：郑得坤，李凌文章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点击数：913 更新时间：2020/5/11

摘要：利用地市级面板数据对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的关联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只有逐步改变过去“摊大饼”式、粗放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着力增强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提高城市人口密度，降低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才能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居民消费率

一、问题提出

城镇化是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有助于放大聚集效应对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带来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消费和产出是同时增长的，居民消费率如何变动，似乎难有显见的结论。事实上，在中国，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居民消费率却是不断下降的：1998—2018年，城镇化率由33.35%上升至59.58%，居民消费率却从45.41%下降至39.37%。已有关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呈Ｕ型演变趋势，现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仍处于Ｕ型曲线的下行区间，所以，城镇化难以提升居民消费率。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部分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甚至80％的情况下，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仍然表现为负相关关系，例如，1998—2017年，天津市和重庆市的城镇化率分别由54.48%和30.58%上升至82.93%和64.08%，居民消费率却分别由 35.18%和47.97%下降至32.77%和36.14%——高于60%的城镇化率仍难以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需要另行寻找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伴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从全国整体来看，1998—2018年，城市人口密度由1.95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1.42万人／平方公里；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来看，1998—2017年，天津市和重庆市的城市人口密度分别由1.40万人/平方公里和3.14万人/平方公里下降至1.19万人/平方公里和1.38万人/平方公里。进一步，从图1可以看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现有针对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或城市集聚效应的研究大多单独讨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的关联，或城市集聚效应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等。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关注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解释为什么城市人口密度才是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伴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下降，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并未最大程度地降低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经济集聚效应或密度效应未能得到有效释放，因此，城镇化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只有在城市人口密度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才能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密度效应，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率。

本文主要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在评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和边际贡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在阐述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利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主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的文献：一是关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二是关于城市的集聚或密度效应的研究。

（一）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由于居民消费率由居民消费增长和生产积累增长的相对速度而定，所以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而易见，现有文献大致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率的上升总体上能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阻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认为，城镇居民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要高于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后，就需要将社会产出中的一部分资本用于提高新流入人口（包括新获得城市户籍的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城镇化速度越快，需要将社会产出中越大的份额用于新流入人口，这就形成对居民消费份额的挤占，当居民消费份额的增长速度慢于社会产出的增长速度时，就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增长率的下降。

第二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关系不显著或负相关。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基于1978—1997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研究认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上升没有提升消费能力较强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份额，也没有提升居民消费率，即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的贡献“几乎为零” 。李通屏和郭保熙（2011）针对城镇化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城镇化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两者并不必然正相关，以城镇化提升消费率只是一种特例，发生在特定国家的特定阶段，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原因在于人均GDP的相对过快上升。中国现有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消费需求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抑制作用却较为显著。

第三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Ｕ型关系。刘艺容（2007）基于1978—2005年全国层面数据研究认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存在Ｕ型演变规律，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较低，处在Ｕ型曲线的下行区间，所以两者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将呈现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能提升居民消费率。李通屏等（2013）认为城镇化率达到67.34%以后，最终消费率将步入上升通道。陈昌兵（2010）则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方面：在城市规模化发展阶段，大量资本将投向土地、建筑、工业等基础设施领域，挤占居民消费份额，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在市民化发展阶段，资本投向服务业、教育等民生性领域，投资率逐渐下降而居民消费率逐渐上升。

（二）关于城市的集聚或密度效应的研究

城市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更高的生产效率：资源的丰沛、位置的独特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和集聚效应。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指出，集聚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可以降低三类运输成本：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运思想（知识传播）的成本。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市聚集能够产生三个方面的正外部性：投入共享、劳动力池和知识溢出。20世纪70年代，许多研究认为城市规模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而不是规模，更能够反映城市集聚的程度。城市土地蔓延发展或紧凑发展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可以用密度效应来表示。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通过影响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密集的大城市，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更高。此外，一些学者基于美国、欧洲的研究也支持城市密度效应对社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的观点。

总的来说，研究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城市的集聚或密度效应的文献较为丰富，这些文献深入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也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或密度效应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已有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关于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理论关系的问题尚未有文献从人口密度的视角直接研究。第二，部分研究认为，当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将呈现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能提升居民消费率。然而，这并不符合国内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一些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高于70%但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依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以往研究侧重于考察城市人口规模，认为目前国内居民消费率不断下行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规模还不够大。然而，集聚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在城市的集聚有助于降低运物的成本、运人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就此而言，在中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下，居民消费率不断走低的原因更有可能在于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下降而不是城镇化水平的有待提高。而且，国内各地区城市规模和城市体系差异较大，在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的情况下，从城市人口规模视角讨论居民消费率问题的现实指导意义似乎并不大。

相对而言，本文认为，从研究居民消费率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合理规模，促进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主导性因素在于城市人口密度增大所带来的集聚和密度效应，而不是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情况下的城市人口的孤立性增加。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文献有两支。第一支是陈昌兵（2010）的研究，他将城镇化分为规模化阶段和市民化阶段，在规模化阶段，人口和土地的大规模扩张所引致的资本投资需求，会导致资本对消费的挤出；在市民化阶段，只有在城镇化水平稳定和资本投资减少之后，居民消费率才步入上升通道。第二支是苏红健和魏后凯（2013）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现象非常显著，且与城区人口密度降低现象并存，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远低于最优人口密度值，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积聚能力不匹配现象较为突出。

从这两支文献可以看出，陈昌兵（2010）研究涉及城镇化的规模化阶段人口和土地规模快速扩张问题，但他并没有深入分析两者的相对速度不一致时居民消费率所受到的影响。苏红健和魏后凯（2013）则是在劳动生产率视角下研究推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联。

从理论上讲，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区的集聚会因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降低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而三类运输成本的降低则会强化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地铁只有开通在人口密度足够大的城市才能盈利；电商、快递公司总部密集和人口密度大的江浙沪地区才出现“包邮”现象；在人口密度大，知识、人才和智力资本集中的城市才会组织规模较大的会展、思想交流会、学术报告、产品展示和新闻发布会等——公共运输工具的共享、企业聚集带来的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以及人力资本聚集对人才搜寻与谈判成本的降低和知识扩散的促进作用等，会提高地区经济活跃度，扩大市场规模，加深社会分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具体而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主要从五个方面直接或间接提升居民消费率：

第一，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意味着就业机会更多，有可能实现更高的收入，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意愿。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密度的增大是分工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的广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交换能力，制约着分工程度，也决定着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多寡。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难以生发出对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需求，也难以支撑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壮大，只有在人口密集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企业分工才逐渐明确和深化，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才具备现实可能性。

第二，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多样化，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从实物消费的角度看，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意味着市场规模和商品生产、销售量大，企业间价格与非价格竞争也更为激烈，平均固定成本和价格也相对更低，生产者更愿意通过产品的多样性来增加收入，而这种多样性也增加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可消费集合，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提升居民消费率。从服务消费的角度看，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服务需求。大城市中的产业分布总是错落有致，高端产业需要低端产业提供这样的服务，因此也带来了更多的服务需求。此外，人口密度大的地区，餐饮、住宿、娱乐休闲等多层次、多样性的服务供给也相应增加，人们有机会以较少的时间、精力与成本便可消费到多层次、高品质的服务，多样化消费服务供给的增加，也推动着居民消费率上升。

第三，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消费攀比效应，社会不同群体在相互攀比中促进消费率的提升。凡勃伦（Veblen，2012）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高收入阶层会通过超实用性和浪费性消费行为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杜森贝利（Duesenberry，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也指出，人们之间的消费偏好不是互相独立的，高收入群体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示范行为”，低收入群体也会对高收入群体产生“追赶行为”。人口密度大的城市，群体间的消费行为更容易直接影响、间接传递，在消费行为的相互模仿中，居民消费率得以提升。

第四，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更容易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通过提高社会生产率，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率。知识溢出和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强化的，表现为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人口密度的提高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或相互作用产生知识溢出，提高就业者知识水平、工资和生产效率，而城市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进一步促进更多人口的集中和集聚。人口密度的增大，能显著增加人员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而知识人才在城市空间的流动，与周围群体发生互动和交流，在创造着新知识的同时，也加快了知识在不同群体间的传播。特别是在产业活动集中或居民职业多样化的城市，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产业、区域间的流动，在促进知识的传播扩散和技术进步的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率上升。

第五，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密度效应可以充分发挥，能有效提升社会生产率，增加可消费品种类和数量，提升居民消费率。从密度的经济效应来看，人口密度从投入产出关系、外部性、专业化收益等方面促进生产率提升，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密度效应越能有效发挥和释放出来，进而放大工业部门的资本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降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增加社会可消费品的供应数量和种类，提高产品质量，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并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进行验证和进一步讨论：

假设1：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率呈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和居民消费率的关联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只有逐步改变过去“摊大饼”式、粗放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着力增强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提升城市人口密度，降低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才能充分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两点启示：第一，从提升居民消费率的研究视角出发来看，城市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人口规模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主导性因素。以往研究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规模还不够大或城镇化水平较低，只有在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城镇化水平较高以后，才能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事实上，国内部分地区城市人口已经突破千万、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70％，但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依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镇化的居民消费率提升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才能有效降低传统经济学所指出的三类运输成本：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运思想（知识传播）的成本，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和密度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因此，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本文的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作用是城市人口规模的7倍左右。

第二，城市人口密度要比城市人口规模更有意义。以往研究认为，城市人口规模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重要因素。然而，国内各地区城市规模和体系差异较大，甚至不同城市行政级别也不相同，资源集聚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大相径庭。因此，从城市人口规模视角讨论居民消费率的提升问题的现实指导意义似乎不大。相对而言，本文认为，城市可以有不同的合理规模，城市的发展不能盲目求大，建成区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应以人口密度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能力相互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逐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应逐步改变过去“摊大饼”式、粗放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从挖掘城市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推进集约型城镇化建设入手，逐步增强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降低运人的成本、运物的成本和知识传播的成本，以人口密度的提升生发新的产业和行业，扩大市场规模，促进知识的传播扩散和技术创新，提高社会整体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的数量、种类，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居民消费增速快于社会产出，推动居民消费率不断提升。

作者简介：郑得坤（1984—），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李凌（1981—），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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