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最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 — 1848）》《资本的年代（1848 — 1875）》《帝国的年代（1875 — 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 — 1991）》的启发，我以最突出时代特征的划分标准，试着把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年代。

    一是“自大的年代（1793 — 1840）”。1793 年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开始了东西方两个帝国的正式撞击。当时，长期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对外界的技术革命与西方文明一无所知，仍深陷在所谓“康乾盛世”的自大狂妄中，以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是否下跪的争议，成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新碰撞。很快，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把自大的封建清廷打回了原形。

    二是“挫败的年代（1840 — 1912）”。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开始。起初，清末精英们以“师夷制夷”的心态推行洋务运动，试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办企业、建学堂、开报刊、译书籍、修铁路，试图“自强”“求富”，一度取得了些许进展，但甲午战争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接着，戊戌变法试图立宪救国，仅存百日即再告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烧杀抢掠，国家陷入空前灾难，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清政府覆灭。

    三是“挣扎的年代（1912 — 1949）”。1912 年以后，中华民国虽被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质，部分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出了法理独立与事实自主，也在经济上出现过“黄金十年”期，但从总体特征看，中国仍处于长期分崩离析、权威缺失、战争频仍、内忧外患的状态，整个政治体制、经济建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甚至在日本入侵中差点“亡国灭种”。

    四是“崛起的年代（1949 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漫长而曲折的中国崛起之路的开始。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化解苏联霸权主义“核威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国计民生必需的基础设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近些年来，在以“总量”为衡量的各大指标中（如经济、贸易、外汇、工业、外资等），中国都跃升至全球第一、第二或前列位置。

    然而，“崛起的年代”仍在继续，若以《论持久战》中讲述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来细分的话，结合本书前七章的内容，应该说，当前的中国崛起这条“长征路”仍然处在“相持期”。

    从国际看，中美实力呈现消长之态，但中国综合国力仍落后于美国，当前两国关系日益紧张，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仍需要更精细的危机管控与竞合博弈。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之路，服务于本国的同时还要服务于全人类的发展，这个进程的未来曲折与复杂度还难以估量；从国内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切，经济转型之路不易，社会道德面临滑坡，技术创新遭遇瓶颈，生态改善出现疲态，风险防范任务艰巨，贫富悬殊鸿沟拉大，跳出“发展陷阱”的前景仍需要更厚重的国力基石与民生保障。

    可见，过去 70 年，世界沧桑变幻，西方由盛转衰，非西方日益兴盛，但中国由衰转盛的进程尚未完成，甚至且行且艰辛。中国崛起像进入珠穆朗玛峰 8000 米以上“空气稀薄地带”，中国发展要走得稳，还要走得远，困难重重。如本书所说，处在“全球大国阶段”的中国至少还要花几十年的时间，逐渐完成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让民生状况真正领先于世界，成为运筹全球治理的国际高手，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大相变”，但“大相变”的长度、深度与广度以及最终结果，仍需要时间检验。

    在发展方式上，中国正在出现从传统动能拉动到新动能驱动的转换。但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下，中国能否持续地发掘新动能的优势，尤其是在技术更新换代率加速的进程中，长期保持世界前列，而不是“昙花一现”，这并不容易。智能技术的普及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增长普惠性不可估量，但技术是“双刃剑”，对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冲击也是未知数。中国发展方式的魅力到底能持续多久，目前并没有统一答案。

    在人民生活上，中国人生活轨迹正在发生从内涵到目标的质变。全面小康社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消费在多元化和升级，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精神风貌、道德水平、教育能力、民众感知是否能够普遍达到发达国家状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

    在空间格局上，中国正在呈现从人口迁移到本地崛起的布局转型趋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区域发展呈现由不平衡向趋于平衡、由不协调向日益协调转变的良好态势。但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要完全弥合，全面消除贫困保证不倒退，风险防范确保长期能成功，生态环境保护不能倒退，与此同时，中国须实现两岸统一，解决周边仍存在的诸多边境与领土争议，这些仍需要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

    在治理体系上，中国正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优化升级”。作为维护一种文明形态长远发展的国家，其自身的长治久安成了文明的存续之要。始终保持一套高效有力的文官和武官系统，杜绝冗余，增加稳定性，提高运行效率，构建文明型国家“生命体”的治理体系运行，需要长期不懈的有效党建、反腐、军改等一系列大幅度的“优化”工作。在新历史条件下重塑长治久安，所有大国都不是中国可复制的榜样。

    在世界地位上，中国正在完成国际跟随者到世界领衔者的角色转换。原来，在全球版图中占面积很小的大西洋两岸区域，在充当全球经济网络中唯一的“服务器”，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先与其发生经济联系，才能“接入”全球。这些年，通过多场主场外交，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新崛起的“服务器”。但从世界历史与世界格局的纵横“大坐标”来看，“单服务器格局”到“双服务器格局”是否会出现更严重的冲突与对抗，仍是不确定的因素。

    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由此看来，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中国人一定还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崛起时代”的长征路。

    这些年，我与一些学者同行，经常在海外的各大论坛、高校讲坛、智库会议上讲述中国发展，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甚至还受到海外个别敌对势力的骚扰与不公对待，真实地感受到在宏观艰难崛起大背景下的微观个人之不易。

    在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时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这场“崛起持久战”前线充当不同角色的士兵。不同的是，当年的战争是真刀实枪，战火纷飞。而现在的“大国战争”更是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当然还有“合作之战”“争友之战”“良政之战”。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个人成功长期建立在祖国的困难之上。

    个人安危系于国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人经历和平年代太久，容易对当下一些本应是常态的事件感到一惊一乍。相比于革命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国人未来恐怕要以更大的平常心看待国家发展波折向前的进程。而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崛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