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格局是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初驱动力，来自于中国决策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寄望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动作为。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在跨境贸易结算、双边货币互换、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

    作为我国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新的推动力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望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更大规模地使用，拓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投资信贷等业务，形成人民币贸易圈和投资圈，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1]“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的重要平台，同时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迎接新的挑战，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本文旨在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实施路径。

    一“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等领域存在着较大差异，风险是“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过程中必须考量的因素。

    第一，政治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治派别间矛盾尖锐，政治动荡时有发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带来较大的风险及成本，使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的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

    第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经营风险。“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非大陆，两端分别是活跃的东亚地区和发达的欧洲地区，中间是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广大腹地国家。因此，沿线国家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带来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一方面来自于部分国家的市场发展较为落后，制度建设尚未完善，增加了企业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来自于部分国家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信用水平不高，增加了企业的违约风险。[2]

    第三，要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地理方位，自然环境差异巨大，部分国家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这对中国企业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和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同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社会环境方面，包括恐怖主义、民族冲突、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跨境犯罪等在内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开展带来威胁。

    （二）不具备与国际货币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观察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英国、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其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吸引国际范围内的个人和机构持有本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发展。因此，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发展较为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的要求。

    同时，银行也是一国货币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二战后，在“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路线”的支持下，美元大规模流向欧洲和日本，其中美资银行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大量日本企业涌向东南亚投资建厂，这一过程中日资银行不仅为日企提供大量日元贷款，而且将日元国际化推向了一个高潮。[3]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当建立在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基础上。然而，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无论从业务拓展广度还是市场挖掘深度上，均与国际顶尖的综合性银行有较大差距。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网点分布依旧不足，无法满足中国与沿线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金融活动的需要。

    （三）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的价格，必须反映真实的货币供求关系，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中国一直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且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取得关键性进展。然而，改革的结果和目标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国际货币的竞争力来自于其交易的便利性，交易的便利性不仅体现在贸易中，还体现在资金流动的便利性上，资金流动的便利性取决于资本账户的管制程度。目前中国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并不能够直接划等号，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使外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能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增加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机会，完善人民币的输出和回流渠道。

    （四）现有国际货币的阻挠和历史惯性

    货币竞争是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也是铸币税、世界交易成本和外汇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的过程。现有的国际货币必然会对这一进程进行阻挠，各类竞争和博弈将持续出现。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国际货币的使用存在惯性。从当前使用的国际货币转换到新的国际货币，要支付更多的转换成本。只有当前使用的国际货币受到足够大的外部冲击，才能出现国际货币转换的“倾覆现象”。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并非朝夕之事。人民币作为新兴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充满艰巨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具体路径

    “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由下至上可总结为：结合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具体特点，在风险充分识别且可控的基础上，渐进有序开放资本账户；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网络化布局，提供专业化国际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境内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遵循市场化原则，依托“一带一路”开发性金融和基础设施投融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转型升级。

    （一）加强风险识别和预警，平稳有序放松资本账户管制

    人民币国际化不等同于资本账户开放，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充分识别和防范各类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平稳有序地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更是具有较大差异和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带一路”背景下，在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时，平稳有序地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逐步实现人民币双向自由流动和交易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进一步放开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有效扩大人民币双向回流的路径，尤其在当前资金外流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不仅有助于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另外，即使面对“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资本账户开放仍应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予以推进，结合沿线国家的具体特点，从政治、经济、金融市场多角度识别和评估，完善相关监管体制、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针对跨境资本流动构建有效安全的预警体系，从而形成有针对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二）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和金融机构互设，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

    从根本上看，“一带一路”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是依托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合作而实现的，而贸易和投资是在各类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一带一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服务支持，即各类金融服务能否充分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并同时扩大人民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

    为实现金融服务国际化对接，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网络化配置是其关键。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网络化配置并非某个国家单向的金融支持，而是在各方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前提下，通过基础设施联通和机构互设，形成的多方合作局面。当前，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已于2015年10月8日上线运行，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该系统的直接参与者为19家境内中外资银行，同时间接参与者涵盖了位于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38家境内银行和138家境外银行[4]。另外机构互设方面，截至2016年底，已有9家中资银行在25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1家一级机构，而20个沿线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5]。

    下一步，我国应当以“一带一路”为背景，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首先，商业银行作为“一带一路”中金融服务的重要载体，我国应积极推动机构互设，减少准入限制等方面的干预，从而加强境内外银行在人民币支付清算、资金拆放、报价做市、银团贷款、信息交互、风险评估等等方面的业务合作，共同为重点产业和领域提供差异化和专业化金融服务；其次，在现有CIPS一期基础上，加快推动CIPS二期系统建设，完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进而丰富“一带一路”中金融服务的对象和种类。

    （三）完善离岸在岸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市场，充分发挥人民币计价和储备职能

    “一带一路”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但这一突破不仅需要借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而且有赖于国内外各类以人民币计价资产市场的建设，大力发挥人民币的计价和储备职能，从而完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突破。具体来看，国内外人民币计价资产市场的建设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方面，从国内看，催化“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离不开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支持。首先，由于“一带一路”需要大规模、可持续、多元化、国际化的资金融通作为支撑，而债券融资具有体量大、可持续性强、市场化程度高、融资成本较低、金融风险分散等优势，因此，支持“一带一路”的债券，尤其是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势必将在监管的推动下大量发行。而一个面向全球发行和交易、更具深度、广度和开放度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不仅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债权融资，而且也将满足投资者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避险需求，从而使人民币从计价货币向储备货币转变。其次，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能源、农业原材料和金属等大宗商品占比很大，若能实现人民币在该市场的计价和结算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极大的战略推动意义。但把握该机遇的前提是建立发展多层次的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人民币期货市场，推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规则和机制，从而为人民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奠定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从国外看，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优化和扩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服务，并且能够迅速防范和识别金融、法律、环境、市场等方面的风险。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首尔等地，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资本流动和金融需求必将推动沿线国家产生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因此，应前瞻性选择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影响力和辐射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提前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稳健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6]

    （四）依托开发性金融和人民币投融资，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升级

    当前人民币主要通过进口结算和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并通过境外清算行、境外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渠道实现回流，人民币的输入输出表现出对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的依赖。但是在当前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和资本外流，且在岸金融市场仍在建设中的局面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遵循市场化原则，依托开发性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丰富人民币输入输出渠道。

    开发性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可以激发本币结算集聚效应和对其他国际货币的替代效应，引领人民币与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和结算，提高人民币在出口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进而推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将人民币资金用于全球资源配置、生产、销售、定价，使人民币国际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借助“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升级可以包括以下三种途径：首先，在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项目贷款中提供人民币产品，逐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使用率；其次，探索境内外公私合营、银团贷款、产业投资基金等人民币计价结算新模式；最后，深化货币互换合作，将人民币互换引入当地授信系统。[7]但是，在“一带一路”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是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的，其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的自身经济实力和贸易投资的自然带动，而非人民币在对外融资、海外投资中的强制绑定。

 参考文献

[1]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

[2]保建云：《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

[3]连平、刘健：《“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空间》，《中国证券报》2017年5月13日

[4]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

[5]王观：《为一带一路提高长期可靠金融支持——访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1日。

[6]连平、刘健：《“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空间》，《中国证券报》2017年5月13日

[7]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