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提出三大挑战

　　一是产业竞争加剧，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增强、难度加大。分析欧美再工业化与我国工业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可以发现，我国与欧美国家振兴工业的背景、目标、措施等方面均有较强的相似性，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等传统工业领域，受欧美再工业化与东南亚、非洲等低成本国家的双重夹击，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在智能制造等新型工业领域，我国在制度、技术、人才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总体上仍处于劣势。加之欧美以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实行技术封锁，拉大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加剧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实施难度。

　　二是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在全球化中的传统竞争优势削弱、竞争环境恶化。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凭借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强大经济活力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近年来，伴随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实施，“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国家的重点关注对象。据商务部与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已连续2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三是资本流出加剧，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压力加大、支撑不足。一方面，欧美为扶持本土制造企业发展、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回归，采取了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方面的鼓励措施，引发了前期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回流。另一方面，受欧美企业经营环境改善、税负降低、实体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我国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造成国内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撑，不利于我国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行压力。

　　（二）欧美再工业化蕴含三大机遇

　　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构有助于我国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近年来，欧美再工业化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浪潮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发展方向。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与变革，而这种优化与变革需要适应工业化的发展趋势。置身其中，我国可以更加主动有效地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相关政策、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促进政策协同，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是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工业产业链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有助于我国拓展国际产业合作。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规模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具备良好的国际合作基础。一方面，欧美再工业化的核心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而是重在建立新型高端工业体系，实现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欧美工业结构的调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壮大传统工业的契机。另一方面，新型工业产品的技术研发、加工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越来越分散，生产工序越来越精细化，有利于我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多个细分领域，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三是“鲶鱼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我国企业快速成长。就全球经济体系而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是对既有状态的一种“搅动”，将会显著激发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经济体的竞争意识。　　

　　（一）振兴工业是立国之本，政府应有效发挥顶层设计与推动作用

　　分析欧美“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二三产业的演进规律可以看到，尽管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国内需求结构、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但强大的工业体系仍是一国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柱。在振兴工业过程中，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去工业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不足以实现实体经济的回归、重振。另一方面，重大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需要政府层面的规划引导以及大量的资源投入。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工业体系总体大而不强，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政府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将构建现代化的新型工业体系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揽子任务，完善制度机制，加大资源保障。

　　（二）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基础，应将振兴制造业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主战场

　　制造业产值在一国工业体系中多居于首位，且制造业与其他产业联系、融合紧密，辐射带动作用强，是工业体系的核心基础。从主要欧美国家的实践看，重振制造业是各国再工业化的重中之重，甚至在一些语境下，二者常作同义替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关键领域，有助于提升各个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而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从振兴制造业的具体方向和路径看，欧美等国多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寻找既有的产业生态与新技术、新应用的结合点、突破口，进而推动产业的升级改造和转型发展。我国也应充分利用制度、市场和产业优势，高水平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促进工业体系的跨越式发展。

　　（三）产业转型升级是系统工程，须遵循市场逻辑综合施策、统筹布局分析发现

　　欧美推行再工业化并非简单的引导传统产业回归，而是通过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科研、教育等多种手段，共同促进工业的升级改造，塑造高端创新竞争力，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工业结构层次总体较低，工业基础设施不发达，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艰巨。同时，我国相关配套政策或体制机制建设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如财税体制尚不完善；部分领域的行政效率不高，营商环境较差；户籍、教育等社会管理与保障体系不健全；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够稳健，对实体经济存在明显“挤出效应”；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对接不够充分，“脱虚向实”进展不够理想等，对工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形成较大制约。因此，我国在振兴发展工业过程中，应高度关注配套制度机制建设。

　　（四）政策外溢效应将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应采取适宜的国际竞合策略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高度依存、紧密融合，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欧美再工业化及其示范效应，将带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对处于链条中下游的国家和市场影响深远。从欧美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的政策导向看，既着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在一些相对弱势领域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溢出效应明显。我国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也应树立全球视野，充分考虑各国政策的相互影响。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做好战略应对，争夺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交流对话、深化互信合作、促进政策协调，尽可能地实现与各国产业规划的相互兼容、相互促进。

　　面对欧美再工业化的冲击与挑战，我国须积极应对，以振兴民族工业为战略目标，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核心任务，以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关键着力点，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同时，应积极把握变革时代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促进国际合作与共赢。

　　（一）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建立结构合理的工业体系。

　　遵循市场导向，严格执行环保、科技标准，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清理、重组“僵尸企业”；做优做强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传统工业，丰富产品种类，提升技术工艺，降低能耗与污染，改善售后服务，推行品牌战略；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产业，促进新旧动能的衔接与转换。

　　2.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加强工业领域高端人才引进，优化社会保障服务，增强人才稳定性；推广数字化、信息化教学，抓好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技知识普及，打造实践教育基地，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

　　3.打造特色工业基地、产业集群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生产基地；依托雄安新区、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打造高端工业产业集群以及先进技术研发与试验基地；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建设，形成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4.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发展农业装备制造业，增强工业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改造作用。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工业有机结合，实施“互联网+”工业发展战略，提升工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支持制造企业提供设计、管理等增值服务。

　　5.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推动减税、降息以及税外减负，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煤、电、气等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推进国企混改，激发国有、大型企业市场活力，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破除政策、制度壁垒，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更好地发挥中小微、民营企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二）完善配套制度机制建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1.继续推进实质性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渐缩减“负面清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行“一站式”“网络化”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健全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2.不断完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各类工业园区、孵化器的能源、交通、土地、通讯等传统基础设施；完善物联网、工业操作系统等新型工业基础设施，为工业产品研发与应用提供基础技术支持；打造高标准的工业云服务平台、“双创”平台、大数据中心等，促进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与成果共享。

　　3.健全创新保障机制。

　　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尊重、保护基层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健全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发展创业创新保险等，丰富创新风险缓释手段。

　　4.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防止调控政策的运动式、短期化倾向，抑制房地产对工业投资与消费的挤出。供给层面要制定科学的土地供应计划，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发展房屋租赁市场，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需求层面要综合运用金融、税收手段，抑制投机性需求，加强信息披露和市场预期管理。同时，积极深化财政、户籍、教育、医疗等领域改革，强化房屋的居住属性，弱化其附加价值。

　　（三）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加大重要技术的攻关力度。

　　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强化政策、资金、机构、人才、设施等聚集效应，提升集中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关键材料和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领军人物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深化军民合作，争取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取得创造性突破；对一些风险大、投入高的研发项目，政府部门给予适当的资源支持，牵头组建专家委员会或攻关小组，协助项目推进。

　　2.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投身工业领域。

　　降低工业领域的创业准入门槛，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创业创新平台；鼓励引导具有良好专业储备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型企业、高校、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海外人才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家二次创业；完善政策解读咨询、投融资支持、教育培训、社会管理、专利申请与使用等配套服务。

　　3.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建立公益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支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营机构；保障科技成果拥有单位、个人的自主权益，加大奖励、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鼓励科技成果持有方将其对价转化为企业股权或债权；充分发挥孵化器、加速器的平台载体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尽快投入试用、量产环节，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四）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支持工业发展的有效性

　　1.完善金融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实行差别化工业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传统工业改造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维护金融稳定，为工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2.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全程对接。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的杠杆作用，满足企业初创期资金需求；鼓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PE等多种金融机构支持处于成长、成熟期的工业企业发展；适当鼓励民营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公司、保理公司等新型业态发展，补充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

　　3.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拓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适合工业企业发展特点的新型抵质押方式；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收益权、排放权、排污权质押融资，发展能效融资、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投贷联动试点，适当扩大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围，拓宽工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推广设备、厂房租赁，建立全国统一的融资租赁交易市场。

　　4.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拓展信用信息的采集与应用领域，增强信用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拓展应收账款、动产融资质押登记平台接入主体，增强信息登记的强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机遇

　　1.努力抢占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

　　积极扶持航空航天、高速铁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新型工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引导、推动工业贸易结构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加强对钢铁、化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现代化改造，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打造差异化的贸易产品体系，巩固扩大比较优势。

　　2.不断拓展国际产业与装备制造合作的广度深度。

　　充分挖掘、跟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工业合作机遇，推进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提供工业产能、技术和设备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PPP项目合作；落实《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从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民间智库等多个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发挥自贸试验区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平台作用，通过共建工业园区、互促企业入驻、人才合作培养、市场互惠开放等方式，促进《中国制造2025》与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对接。

　　3.密切关注、积极防控国际业务风险。

　　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法律、市场等方面，加强国别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提示；鼓励企业本土化生产经营，在用工、采购等方面尽量向当地倾斜，并积极促进同当地政府、劳工组织的交流互信；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间的对话与磋商，促进双方的合作与谅解，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同时，帮助企业熟悉、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企业积极参与案件应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